文|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会计系副教授）

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管，不仅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监事会制度，还借鉴了独立董事制度，甚至还拿来了股权激励制度，可以说是把世界上最好的“补药”都用到了中国上市公司身上，但中国的股市依然“不举”；同时对上市公司的纪律处分也呈上升趋势——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信息：2018年全年，共作出公开谴责决定32份、通报批评决定63份、监管关注80份，合计175份，较前一年增加15%；处理董监高462人、股东69家以及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等中介机构人员8名，合计539人次，较前一年增加44%。

这些指标的增加，不论是因为违规的公司越来越多，还是监管越来越严（证明原先监管不到位），都值得我们扪心自问：问题出在哪儿？

我认为首先出在监管制度借鉴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要素设计的，不是专门给中国的上市公司设计的，我们在借鉴时如果只是“拿来主义”，那就可能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现实问题。西方监管制度对监管者自身的要求很高，不论是信用文化，还是制度设计，都能在最大程度上预防“监守自盗”，杜绝制度监管者自己破坏制度。反观我国的上市公司监管，屡屡曝出刘士余之类，证明这个监管队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确实存在自坏规则的贪腐分子和坏人。

其次是出在监管制度的研究和实施上。公有制的国情决定我们必须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民营企业作为重要补充，因此我们的企业政策研究基本都是以国有企业为“样本”，忽略了已占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的客观存在。通过对国企调研并据此制定的政策颁布后，民营企业也要跟着执行，但由于产权的迥异，这些“国企政策”用在民营企业身上，就会产生一定的不适感，犹如服药过敏。而民营企业应对“过敏”的举措，就有可能杂乱无章，冲出底线；冲出了底线就必须处理，用政策封堵被撕破的口子，这板子又不分国企民企打在了全体企业身上，就可能为国有企业的市场“舞蹈”再戴上一个“枷锁”。一言以蔽之，我们在上市公司监管政策研究和实施方面，忽略了国企和民企的差别存在，因而缺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第三是我们注重形式监管忽略实质监管。目前我们多以表格中的数字监管上市公司，忽略了填写数字的依据和过程，甚至一些常识，致使一些“浑水摸鱼”上市公司，胆大妄为地造假。哪些公司是做事的，哪些公司是做“表”的，用“实践是检验真理”这把尺子，到实地一量就清楚了。我们要清理做“表”的公司，扶持那些做事的公司，这也是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中国上市公司监管不到位跟这个领域一些“书呆子”掌握话语权有关，根子也出在脱离实践的教育上。不论是历史上的“书呆子”还是现在的“书呆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懂得历史，也懂得社会问题，对西方也很了解，但对发生在我国企业内部的事却毫无知觉，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市场监管不是讲历史和西方市场的地方，要讲现实，更要身体力行，直面问题并解决问题；如果脱离实践，依靠书本或拿来主义，就如一位商学院从无经商经历的教授要教出经商精英一样可笑——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是吃过亏的，要引以为鉴。

要监管到位就必须研究本土问题。历史证明，中国的事不是“学会”的，都是“做会”的，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道路。这是王阳明先生的“事上练”，也是实践出真知。中美贸易摩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自力更生，不盲从，更不能跟在别人后头“邯郸学步”。

要管好中国的上市公司，就要依据“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指引，基于国情探讨适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管理论和方法，完善借鉴制度，基于国情调查研究，从形式监管上升到实质监管。我认为目前应主要解决两个大问题：

一是重拳出击打击造假。上市公司造假，多是“根”上出的问题，即上市时就是靠假数据上来的，上市后也必须靠假数据维持“经营”；这一点，民营上市公司占多，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造假动力不足。会计造假也跟我国的会计地位下降有关，没有“铁公鸡”和“铁算盘”把关，数字就可能随心所欲。但现在可以通过大数据核查造假数据，比如销售了那么多货，就必须进那么多货，也会发生相应的运费，员工的忙碌程度也会在工资奖金上体现，还有发票、税票等实证依据，通过大数据比对，假数据就会现出原形。甚至业内的民谣和顺口溜都是稽查线索。上市公司数据造假，实属金融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

二是要围绕上市公司的内驱力进行监管。这也是抓主要矛盾。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上市公司的内驱力是利润指标或经济指标，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方法得当，不能造假。这也要求监管者必须与时俱进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地建立符合国情的上市公司核查体系，再造优良的资本市场生态系统。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