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近日，美国的堕胎权之争不断爆出新剧情。继阿拉巴马州出台史上最严苛的堕胎法案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于当地时间5月21日通过了一项州宪法修正案，称该州女性在宪法上无权堕胎，同阿拉巴马州的堕胎禁令一样，该修正案也没有剔除强奸和乱伦的特殊情况。

自特朗普上台后，“捍卫生命”（Pro-life）反堕胎阵营声势大振。2019年至今，美国已经有15个州提出《心跳法案》，该法案规定，只要女性怀孕时间超过六周，医学判定胎儿有“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母亲堕胎。如果女性被认定是故意打掉胎儿，可以以二级谋杀起诉，最高可判30年徒刑。从医学上来讲，胚胎出现心跳大概是在怀孕六周后，然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女性很有可能因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怀孕而错过合法堕胎期。在阿拉巴马州之前，已有佐治亚、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达科他六个州通过了这一严厉的反堕胎法。

围绕堕胎权进行的斗争已经在美国政坛持续了几十年。1969年，21岁的德克萨斯州女子诺玛·麦科威（Norma McCorvey）意外怀孕但发现本州法律规定只有当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允许堕胎，于是她以简·罗伊（Jane Roe）的化名起诉德州北方居住区地区法庭。此案一路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女性有权决定是否堕胎的判决，自此堕胎在大多数州属合法行为。然而堕胎的争议长期存在，保守主义者不断呼吁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全面禁止堕胎。

政坛争斗迟迟不休，事实上，多数美国人是支持堕胎权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于2018年10月发布的民意调查，58%的美国人认为堕胎应该合法化。研究人员发现，堕胎也不是“性别之争”，美国男性和女性支持堕胎的比例相近（分别为57%和60%）。该研究发现，宗教和党派才是决定人们立场的最重要因素——59%的共和党人认为堕胎在全部或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非法，76%的民主党人则持相反态度，两者的比例都在近年来有所提升；在新教徒（美国最主流的宗教）中，白人新教福音派是最坚定反堕胎的群体（6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主流白人新教徒中67%认为堕胎应该在全部或大多数情况下合法，而74%的非宗教人士认为堕胎合法。

在新一轮的堕胎法案浪潮中，通过法案的州均为南部与中部州，即支持共和党的“红州”。“红州”和“蓝州”的分裂格局长期存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格局不仅由人们对政府支出和税收的不同态度导致，也有深刻的宗教因素。政治观察者普遍认为，宗教是导致美国政坛党派两极化的重要推手。作为一个从建国伊始就确立政教分离制度且世俗化程度极高的发达国家，时至今日，美国在政治上依旧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共和党为何会成为宗教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自由派又是如何回应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的？

政教分离的初衷与现实：既极端世俗又非常虔信

1787年制宪会议上，美国国父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建立联邦宗教机构，规定政府无权辖制宗教，宗教人员也不得在政府中拥有官职。虽然政教分离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在这个国家不再重要。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目前美国约70.6%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其中新教徒（Protestants）约占美国人口的四成，是美国基督教徒中最庞大的群体。在这个重要的新教国家，新教在历史上数次福音运动（通过传播基督来到的福音及传递基督的信息，达成耶稣教义的传播）中发展、派生出不同教派。在人口统计学领域，目前美国新教徒大致被分为福音新教徒（Evangelical Protestants）和主流新教徒（Mainline Protestants），两者在信仰实践、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上存在明显的差别。

纵观美国历史，福音运动往往在大规模移民潮、战争恐惧、经济不确定的特殊时刻爆发，一次次将人民推向上帝。第一次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发生在1730年代，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行走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布道，他的辩术高超，将地狱形容得绘声绘色。怀特菲尔德的布道旅行团结了当时散布各处的殖民地居民，并在推动美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发生在1830年代，浸信会和卫理公会派教徒的数量急剧上升，并从中派生出了多个教派，形成了新的宗教运动，比如摩门教、基督复临教、时代论。

第三次大觉醒运动发生在1920年代，在此期间，以创世论为代表的19世纪传统农业白人价值观与20世纪工业、城市、多元文化，特别是进化论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碰撞。这一争议在1925年的斯科普猴子审判案达到白热化，当时一位教师由于讲授进化论而被控告。

诸多学者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恐怖主义威胁、民族主义运动和全球化等当代议题引起的重重焦虑中，美国正在经历第四次大觉醒运动。

美国既是个极端世俗的发达国家，也是一个非常虔信的国家。早在1840年，托克维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指出美国人比其欧洲表亲更虔诚，如今的情况依然如此。史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在《当下的启蒙》中援引数据指出，2012年，60%的美国人宣称自己信教，但在加拿大、法国和瑞典，声称自己信教的人分别只有46%、37%和29%。而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无神论者的比例为美国的2-6倍。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会对宗教持续作为美国公共辩论中的热门话题感到惊讶。“世俗化理论”认为，当社会世俗化程度变高（强大、扩张性的政府；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的至高地位），宗教会逐渐退回到私人领域，成为一种传统的象征而不会对现代文化造成影响。但这一理论在美国并不奏效，证据就是越来越强的教会黏性，和宗教团体以政治手段推行自身目标的决心。

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Frank Lambert认为，一个更好的解释美国宗教信仰强劲的框架是宗教经济学理论：当各种宗教团体同时存在、享有推行各自道德愿景的自由并完全依赖成员支持的时候，宗教团体之间会形成激烈的竞争。为了吸引并保留信徒，各宗教团体会采用各种创新性手段。与此同时，人们仿佛在信仰的超市里挑挑拣拣，享有为自我实现选择、更换信仰的自由。

宗教团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教分离的结果。除了给予非盈利组织税费减免、为教会学校提供教科书以及为一些针对保障穷人福利的“信仰行动”（faith-based initiatives）提供资助外，美国教会不会获得国家资助，只能依靠私人捐款。因此，各种教会需要打造出一款款吸引人的“宗教产品”来获得信徒和金钱。在这个层面上，美国的宗教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社交性、世俗性的。当美国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时，他们往往会寻找当地新的教会，在“信仰超市”里挑拣一番，根据便利性、社会阶层、种族、布道风格、教堂建筑的审美、育儿服务的质量、运动队的优劣，以及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来选择。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教会是类似社交俱乐部的存在，通过组织各种活动让人们有事可干。约有一半的美国人每周会从事2-3小时的社区志愿者服务——在一个“适者生存”“凡事靠自己”为全民信仰的国家，宗教团体在为穷人发放衣物食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照顾病者、为职场妈妈提供日托服务等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固然是宗教积极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宗教也因其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而在潜移默化间改造人的思想，并以一种间接的形式影响政治事务，按照Lambert的说法，“通过道德教化，宗教塑造价值观、决定事务的轻重缓急，并在公民和公职人员走进投票站和州议会大厦的时候影响他们的决定。”

民权运动的影响：刺激了宗教右翼的崛起

在20世纪的前60年——从1900年代的“进步时代”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吸引人数可观的宗教选民。不过如果一定要分辨这一时期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宗教力量的话，那应该可以被笼统归为“左翼”：他们之中既有来自几乎所有教派的白人新教徒，也有自由派天主教徒、黑人、犹太人以及那些“声称自己注重精神生活但不皈依任何一个有组织的信仰”的人。他们拥抱自由主义，相信进步的力量，要求社会包容多元价值。

直到1950年代，美国南部地区逐渐成为美国福音保守派的大本营。当许多北部福音派人士从1990年代开始调和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拥抱现代性的时候，南部福音派人士退回到文化领域，强调个人救赎而非社会转型。这也是宗教保守派在20世纪上半叶在政治领域默默无闻的原因。然而这一情况被民权运动根本性地扭转了。

1960年代的激进政治吓坏了保守基督徒，在他们看来，民权运动是对美国基督教遗产的严重践踏：反越战的年轻人攻击国家的道德权威及白人、男性、上等社会文化；女权主义者批评美国文化是一种为男性牟利的男权文化，指责基督教传统建立在严格的父权制度基础之上、婚姻制度就是一个将女性束缚在次等人地位的剥削制度。1960年代是个年轻人被广泛动员起来反抗体制的时代，更令宗教保守派不安的是，自由派基督徒也支持这些价值观，后者开始拥抱“实用主义道德观”（situation ethics），认同现代世俗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比上帝更重要。

作为对1960年代自由思潮的反击，一股被学界称为“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的力量自1970年代崛起。以杰瑞·法维尔牧师（Jerry Falwell）为首的部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以修复美国基督教遗产的名义联合起来发起了“道德多数派”运动（Moral Majority），号召志同道合的基督徒从世俗人文主义者手中“夺回”国家的控制权，他们的政治目标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捍卫生命、捍卫传统家庭、捍卫国防，以及捍卫以色列。”在所有社会议题中，反堕胎成为宗教自由派和保守派冲突最激烈的议题。Lambert指出，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最高法院宣判反堕胎违宪、终止妊娠应该是母亲的决定，这一判决比所有其他激进政治都更深刻地刺激到宗教保守派的神经。

至此，美国宗教自由派和宗教保守派的神学和道德差异已一览无余：

“自由派拥抱‘开放、多元主义、多样性和彼此尊重差异的价值’。他们认为道德在神学之上，他们的道德‘强调爱、人际关系、和平、公正、包容、对少数群体的宽容、对多样生活方式和性取向的接受’。他们是18世纪自由派基督徒的继承者，认为宗教信仰和启蒙运动推行的世俗化并行不悖。与之相反的是保守派，他们将传统追溯到大觉醒运动中的敬虔主义者。当自由派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支持道德相对主义时，保守派严格遵循《圣经》启示，坚信道德绝对主义。他们支持传统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家庭、性取向、纪律和道德法令重要性的教义’。另外，他们非常爱国，支持对外军事打击无神论共产主义，对内严格执法打击社会离经叛道者和罪犯。”

1976年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入主白宫，这位乔治亚州出生、自诩为虔诚的福音派新教徒的总统在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自由主义政策极大地激怒了支持他的南方（白人）福音派新教选民。卡特提出提升教育部的地位，被南方白人（特别是南方福音派新教徒）理解为联邦政府将对南部州公立学校加强管控——长期以来南方州坚持维持当地公立学校的独立性，以维持种族隔离的现状。另外，南方福音派新教徒也对卡特的家庭观大感失望，在1979年“国家家庭周”的演讲中，卡特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包容的家庭观：“我们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国家。所有的家庭都很重要，但大家庭、寄养家庭和收养家庭在为那些缺乏核心家庭关爱的人缓解孤独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时任总统新闻秘书的裘迪·鲍威尔（Jody Powell）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当我想到家庭的时候，我不会只想到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我的女儿和我的孙辈。”在保守派看来，这是公然违抗《圣经》对家庭（即血亲）的定义。

在宗教右翼对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失望的同时，在选举中落败的共和党则在思考如何逆风翻盘。他们的策略是利用广大宗教保守派对国家政策左倾的不满，将宗教和世俗保守派力量联合起来，扩大选民基础。在看到保守福音派对卡特的教育观和家庭观感到沮丧但没有太多政治领袖对此表示关注时，宗教右翼活动家、右翼智库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创始人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意识到“在真正的美国、在真正的、草根美国人之中”，有一个很大的家长群体等待共和党收割，如果“大老党”（注：美国共和党的别称）能够有效动员、组织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话：“等一下，这些人数量很多，他们就在哪里，但没有人去组织他们。让我们去组织他们，让我们去动员他们投票，看看会发生什么。”

通过高效动员，“宗教右翼”和共和党的胜利始于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宗教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者一道投票给那些为他们的信仰背书的政客，即反堕胎、允许在公立学校祈祷并教授创世论、宣布烧毁国旗违宪、减少联邦税并将更多权力还给各州、让政府远离公益性事务。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在全国范围内发放了7000万份“选民指南”，组织教会活动动员教徒在2000年和2004年为共和党候选人投票。在这两次总统大选中，他们是在关键州中为小布什拿下选票的重要力量。

为了“回馈”这些选民的支持，共和党的施政纲领也越来越右倾：宗教右翼团体开始获得政府资金，总统在公开讲话中越来越无所顾忌地使用宗教语言（小布什就经常用宗教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外交政策，小布什政府将美国形容为为上帝推行自由的国家，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美国最高法院也开始向保守派靠拢。去年10月，被特朗普提名的最高大法官候选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获得参议院通过，取代退休的温和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至此，最高法院的保守势力上升至五人，打破了9名法官之间的力量均衡。而今，反堕胎法案在南部各州纷纷出台亦是“宗教右翼”力量彰显的标志。

客观而言，“宗教右翼”在政治领域取得的影响力超过了他们的反对者，这与其超强的动员能力密切相关。事实上，“宗教右翼”的反对者除了都讨厌“宗教右翼”之外很难找到共同点，民主党也对与宗教人士联手心存疑虑，更重要的是，宗教右翼分子更善于沟通，他们不仅能传达稳定的、易于理解的信息，也懂得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手段让信息传达给大众。在Lambert看来，自由派对多样性和宽容的承诺意味着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和宗教局外人及社会少数群体站在一起，这无助于自由派争取宗教人士的支持。

民主党联合“宗教左翼”：“左翼联盟”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之争吗？

从1980年开始，有信仰的美国人——无论是原教旨主义新教徒、虔诚天主教徒还是正统犹太教徒——都开始向共和党靠拢，与此同时，世俗化美国人则倒向了民主党。而对于宗教界的自由派来说，他们迫切需要在政坛找回自20世纪上半叶后失落已久的影响力。

2004年总统大选后，“宗教左翼”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根据Beliefnet创始人、《华盛顿月刊》特约编辑Steven Waldman的观察，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的福音派新教选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坚定支持共和党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大概占全部选民的15%；一类是“温和派”，占全部选民的9%，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因为支持小布什的强硬外交立场、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等政治主张而投票给他，还有一部分因为经济议题投票给了约翰·凯瑞；第三类是“自由”福音派，占全部选民的3%，关注环境保护和贫富差距问题，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宗教左翼”希望保持第三类人的忠诚度，争取第二类人，有可能的话，转化部分第一类人。

因此“宗教左翼”从一开始就有两项艰巨的任务，即在让宗教选民确信他们除了“宗教右翼”之外有一个更好的替代性选择的同时不吓退世俗民主党人。“宗教左翼”组织的目标是在政治文化中加强对和平和社会正义的讨论，他们担心只有世俗主义者和“宗教右翼”的声音被听到。对于“宗教左翼”的宣传者来说，世俗主义者忽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而“宗教右翼”宣扬的却是恐惧和分裂。

尽管不甚情愿，民主党内部开始意识到拉拢宗教选民的重要性。从2006年中期选举开始，一些重要的民主党人士开始试图修正民主党的立场，来吸引宗教选民。时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与希拉里·克林顿、霍华德·迪安一道呼吁民主党更公开地回应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宗教议题。在接受ABC的采访时，奥巴马曾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能承认信仰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力量，没能参与如何调和信仰与现代多元民主关系的严肃讨论。”在他看来，民主党对宗教问题沉默了太久，导致“美国的宗教分歧被杰瑞·法维尔牧师和帕特·罗伯逊牧师（Pat Robertson）这样的保守福音派领袖操控”。

在2006年11月重新夺得国会两院多数席位后，民主党首次公开向“宗教左翼”伸出了橄榄枝。当年12月2日，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Harry Reid）邀请吉姆·瓦里斯（Jim Wallis）牧师就布什总统的每周电台演讲发表民主党回应。这在当时被政治观察者认为是民主党强化与福音派联系的策略。虽然雷德在演讲中强调了他并不是为民主党说话，“而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迫切希望为美国找到一个新的生命愿景，看到在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上应用我们最高道德价值观的机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讲话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立场的确非常接近，比如说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从伊拉克撤军、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等等。

尽管如此，民主党与“宗教左翼”的“左翼联盟”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首先，自由派的主张比保守派的主张更难宣传。自由派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拒绝根据《圣经》的文本来简化问题。但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很难在一个快速变化、日趋复杂的时代为不安的人们提供他们渴求的确定感和安全感。

其次，民主党内部对与宗教人士结盟依旧心存疑虑。民主党一直强调政教分离，宣扬自己的党是一个拥抱多元性的党，许多党内人士担心迎合宗教人士会改变本党初衷——无论是软化支持堕胎的语言，以此吸引天主教徒和保守福音派新教徒，还是采纳“宗教左翼”那些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

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政治已经坠入宗教分歧的泥潭，“红色美国”和“蓝色美国”的分野是党派分歧和教派分歧交织的结果。如何超越党派偏见、推进社会发展是当下美国政治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对于自由派来说，一个好消息是眼前的挫折或许只是暂时的。平克援引一项最新研究指出，美国整体正在越来越世俗化。非宗教人士从1972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25%，这让他们超过了天主教徒（21%）、白人福音派（16%）和白人主流新教徒（13.5%），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世俗化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在年轻人当中，非宗教人士的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年青一代更有可能终身保持不信教的状态。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世俗化理论也在美国奏效：“当人们变得求知欲更强、更有科学素养时，他们就不再相信奇迹了……国家智慧水平越高，国民放弃宗教信仰的比例就越高。”

至于“左翼联盟”如何赢得当下的意识形态之争，平克的建议是鼓励非宗教人士投票。研究发现，2012年，不依附任何宗教派系的美国人占人口的20%，但只占选民的12%；虽然非宗教人士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比例是3：1，但他们大多在2016年11月8日待在家里，而福音派教徒则排着队投票。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参考资料：

【美】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Russell Duncan, Joseph Goddard. Contemporary America (3r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Frank Lambert. Relig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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