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纵观全球历史，与国际贸易纷争相关的问题并非新鲜事。在《棉花帝国》作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看来，形塑当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正当竞争”无关，而是充满了赤裸裸的国家掠夺、压榨和偷窃。而这一切，是从人们对洁白柔软的棉花的觊觎开始的。

在《棉花帝国》一书中，贝克特指出棉花产业的历史实际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相连。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建立将欧洲人置于棉花全球贸易的中心，在“战争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各国通过土地掠夺和奴隶制建立起连接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贸易网络；到了19世纪，棉纺工业技术的推陈出新与战争资本主义结合，孕育出了“工业资本主义”，将全球范围内的空间与资源重组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并形成了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分工，前者控制核心技术和最大比例的利润分成，后者提供原材料和消费市场。在这个等级分明的棉花帝国主义秩序中，位于顶端的西方国家始终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和收获最大比例的利润分成。

而今，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遵循这套曾经帮助西方国家取得世界分工优势地位的逻辑奋起直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文明冲突，不如说是利益冲突。在“棉花帝国”里，每一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极尽所能地占据优势地位。而这，也正是当下全球经济秩序的内在动力。

奴隶制与全球贸易网络：战争资本主义席卷全球

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故事可以从棉花开始说起。棉花是一种亚热带植物，最早由居住在南纬32度至35度到北纬37度之间地带的人们种植。早在1000年前，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棉花织造业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织造业，地方性的贸易网络将棉花种植者、纺纱工、织工和消费者联系起来。接触过棉花的人都知道，棉花的属性明显优于亚麻、苎麻和其他纤维，它柔软、耐用、轻盈、易于染色且便于清洗。贝克特指出，公元1000年到1900年之间，棉花产业是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

在19世纪以前，亚洲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在漫长的时间里，棉花种植和加工一直保持着小规模、甚至是家庭自产自销的模式，没有任何种植者仅仅依靠种植棉花生活。起初，欧洲始终处于棉花生产和消费的边缘位置。棉花是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自南欧传入欧洲的，到公元950年，伊斯兰城市塞维利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西西里诸城有了棉纺织业。在12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棉花产业中心。随后在15世纪，德意志南部也出现了棉花产业。然而，当时欧洲棉纺织业的技术低下，更重要的是，欧洲并不具备棉花种植的气候条件，极度依赖原棉进口。因此在1600年的时候，绝大部分欧洲人无缘享受棉布制作的衣服。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恰恰是欧洲重塑了全球棉花产业，其关键在于，欧洲人具有超强的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标志着这一全球联系重塑的开端。正如《伊莎贝拉：武士女王》作者克斯汀·唐尼（Kirstin Downey）所言，或许在哥伦布之前，北欧人、威尔士人、非洲人、波利尼西亚人或中国人曾到访过美洲，然而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立刻认识到这项发现的重大意义，并将其占为己有，那就是哥伦布航海事业的赞助人、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西班牙立刻将远征体制化并向美洲殖民，在看到西班牙殖民行动的种种好处后（西班牙在新大陆发现后的两个世纪里稳居欧洲第一富国和强国的地位），其他欧洲国家纷纷跟进。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开辟了从欧洲绕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海上航线，扫清了欧洲与亚洲直接通商的障碍。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人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织工的产品，而不用再依赖大量的中间商。在亚洲贸易的领域，先是葡萄牙独领风骚，后有荷兰和英国参与角逐。欧洲大国纷纷建立贸易公司，从印度购买棉纺织品，在东南亚交换香料，同时也把纺织品带回欧洲。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商人对亚洲贸易的支配与在美洲的扩张是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列强在美洲强占了大片土地，劫掠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再用这些抢夺来的财富去换取印度地棉纺织品。当欧洲殖民者抢不到足够多的金银时，他们想出了另外一个方法榨取美洲的价值，即开辟种植园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比如甘蔗、水稻、烟草和靛蓝。之后，随着欧洲棉纺织业对原棉的需求越来越高，美洲种植园也开始种植棉花。由于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欧洲人运输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去美洲，建立起严酷的奴隶制。在欧洲人的主导下，一个横贯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的贸易网络由此成立。

这就是贝克特所说的“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时期，它以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众多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主权的主张为核心：

“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这些要素往往还伴随着这个新世界的另一个特征：国家支持商人和定居者的冒险活动，但对遥远土地上的地区和人民只有微弱的主权。相反，私人资本家常常以特许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对土地和人民主张主权，并且与当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

资本家/商人与国家的密切合作是战争资本主义发扬光大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明白在何时应该介入、何时应该放手。在这之中，世界被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在“内部”，国家通过法律、体制和习俗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商业和贸易有序发展；在“外部”，国家放任私人资本家占据土地、掠夺人口和资源。

很大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混乱、无序和不公，国家在此之中起到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作用，就是保护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以英国为例，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政坛常年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是否应该禁止进口棉纺织品。质量更好的印度产棉布被认为是一大威胁，反对进口者既有羊毛和亚麻制造商，也有棉产品制造商。商人的政治游说促成了英国保护主义措施的出台。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税。1690年，关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进口印花棉布被议会认定为违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加工，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棉布印染业的发展。最终，售卖印度产棉布在英国完全成为了非法行为。

在发展本国棉纺织工业的过程中，英国人还开展大量的间谍行动，剽窃印度高超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英国人在其海外殖民地生产原材料、开辟出口市场。有研究发现，1760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生产总量的1/3。18世纪末，该比例上升至2/3，非洲和美洲是其最重要的市场。

就这样，欧洲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在本国政府的鼎力相助下挤进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的中心。“这些网络由私人资本和越来越充满活力的国家所共同主宰。它们联合在一起，创造了武装贸易、工业间谍、禁令、限制性贸易条例，它们还掌控领土、捕获劳动力、驱逐原住民。同时，国家通过以自己的力量创造新领地并交给远方的资本家掌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经济秩序。”贝克特写道。到19世纪上半叶，棉纺织业已经成为英国经济的支柱。1830年，英国每六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棉纺织业。

从海地独立到美国内战：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

18世纪晚期，随着欧洲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欧洲人对原棉的胃口越来越大。传统原棉供应地（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驱使欧洲商人在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棉生产基地。当时，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已经有近两个世纪为欧洲消费者种植各类作物的经验，该地区的土地和气候也正巧适宜种植棉花，因此，棉花种植业迅速起飞。

奴隶制在殖民地棉花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因为棉花种植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唯有奴隶制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劳动力且通过无止尽的剥削将产出最大化。奴隶制与美洲大陆的广袤土地结合，为棉花工业创造了全球供应网络，即由西非经济体提供奴隶，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生产出全球市场上销售的绝大部分棉花。

然而“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1791年，西印度群岛中最重要的产棉地圣多明各岛爆发奴隶起义，革命者推翻了法国殖民政权和奴隶制，建立了海地国家，该岛随即停止了包括棉花在内的所有商品出口，这极大地打击了欧洲的棉花产业。随着圣多明各退出棉花市场，作为原棉供应的替代性力量，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业开始崛起。

贝克特指出，与全球其他棉花种植地相比，美国的独特优势在于这里的种植园主有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和资本供应，以及强大的政治权力。在南方商人政客的游说下，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吞并适宜棉花种植的南方土地，很多时候，甚至对棉花种植园主抢在国家之前推进边界线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了大量优质土地之外，奴隶制也确保了棉花种植业在这片土地上能欣欣向荣地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独立也间接促进了美国棉花种植业的发展。1834年，英国屈服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废奴主义压力，废除了帝国内的奴隶制。美国独立后得以摆脱大英帝国的废奴限制，持续利用奴隶进行棉花生产。“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它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取得了第一个巨大的成功，”贝克特称，“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

在美国南方商人通过奴役奴隶在棉花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在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悄然兴起，然后在19世纪初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机”、蒸汽机等一系列技术革新让英国人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显著提高利润，技术进步因而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除此之外，以工业发展为导向的国家建设也是工业资本主义得以率先在英国出现的前提。从法律、官僚体制，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英国在上述这些维度实现了全境渗透，“为长期的资本投资、动员劳动力、扩大国内和国外市场、保护民族工业不受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创造条件。”

在战争资本主义时期，奴隶制被认为是棉花农业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然而奴隶制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奴隶的监督管理成本很高，在奴役状态下的工人也很难被激励。欧洲的废奴运动更是直接要求资本家寻找一个劳动力替代方案。于是，工厂和受薪工人的制度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倡导者相信，身为“经济人”的人类能够权衡经济利益，以这种柔性的方式让自由劳动力的工作表现和奴隶一样好。

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导致愈演愈烈的南北分歧。北方的工业资本家相信工业资本主义的机制可以转移到南方的棉花种植园，保证原料的充足供应；南方奴隶主则坚持国家继续实行国土扩张政策，支持奴隶制。两派的政治诉求不可调和，导致1861年4月内战爆发。

虽然美国内战一度让原棉价格飞涨，引起欧洲人的极大恐慌，但历史证明了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美国内战结束后，资本家与国家再度联手重建全球棉花生产网络，这一次，他们不再诉诸奴隶制，而是通过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例如信贷、土地的私有产权以及合同法，来改造全球农村，动员农村人口放弃家庭和社区生产，进入工厂，为全球市场进行生产。

“新形式的劳动力——包括新形式的强制、暴力和压榨——传播到全球更广大的棉花种植地区。现在，支配不再仅仅依靠奴隶主的权威，而是基于非个人的（但远非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市场、法律、国家等社会机制。”一个等级分明的“棉花帝国”就此建立起来，在棉花经济的全球分工中，北大西洋国家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多的利润，全球南方国家则在提供原材料的同时成为前者的消费市场。

全球南方奋起直追：“棉花帝国”的主导权将流向何方？

进入20世纪，北大西洋国家在棉花帝国中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失，全球南方机械化棉花产业的迅猛发展让棉花帝国的中心再度转移回到棉花主要起源的地方。在贝克特看来，这是因为资本家对强大国家的依赖有其反噬作用——它一方面促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全球农村动员了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资本家，因为国家一旦让控制和动员劳动力的问题变成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工人同样可以利用参与政治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工资。

从19世纪到20世纪，北大西洋国家的工会和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对资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早建立棉花工业机制的国家，就越早感受到工人阶级联合行动的威力：1870年，英国纺纱工的全国性组织纺纱工人工会联合会（Amalgamated Spinners Association）成立，随后，织工全国性组织织布工人工会联合会（Amalgamated Weavers Association）于1884年成立。1882年，工会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它将英国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会结合在一起，到了1880年代，工会大会组织了约90%的英国工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成功提高了英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工会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人们的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赢得了政治影响力，减少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但对资本家来说，情况就不那么美妙了——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利润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这亦为那些劳动力成本较低、受国家管制较少的地区的制造业创造了机会。全球南方的社会精英已经看清了工业资本主义运作的整个机制，意图凭借廉价劳动力复制西方国家的成功。因此，在20世纪，全球南方扭转了局面，见证了世界棉花工业的回归。

中国就是这个奋起直追的故事中的主角之一。早在1862年，中国商人郑观应就在《盛世危言》中宣扬工业化的必要性。35年后，张骞响应了这一号召，在家乡南通建立纺纱厂。随后，一大批中国企业家与中国国家官僚机构一道致力于引进西方技术，发展中国本土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工业发展赢得了难得的机会。1914年后，中国棉花生产的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在1914年到1931年期间，中国锭子数量激增297%，是同期全球增速的20倍。

廉价劳动力在中国20世纪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1916年美国商业部的报告，当时，中国棉纺厂工人昼夜轮班工作，周日只有12小时的休息时间，有着全球最长的工作时间和最低的工资水平。另外，即使劳动力成本低廉，当时的中国棉纺厂主依然会通过启用女工和童工来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在那个时代，甚至连孟买的棉纺厂主也害怕与中国同行竞争。政府支持也为中国棉纺工业的迅猛生长提供了助力。当时的民国政府会在棉纺厂派驻警察甚至部队来镇压工人的集体行动，另外，还向企业家提供减税、贷款等财政支持。

今天，中国的工厂拥有全球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世界原棉产量的43%（整个亚洲消耗82.2%）。棉花种植和纱线、棉布生产已经完全转移到了亚洲，凭借低工资和强大国家的结合，亚洲国家重新界定了棉花帝国的中心和边缘。

和全球南方的逆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70年代起，从全球采购其品牌商品，并向全球消费者进行销售的跨国公司开始出现，这标志着资本家与国家关系的松绑。这是因为，到了20世纪中叶，全球农村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造，商人不再需要关注如何动员劳动力、组织原料生产和加工，而仅需关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最便宜的供应商、打造品牌、推动销售。通过不断将生产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贫穷国家，“棉花帝国继续推动着一场巨大的探底竞争，唯一的限制是地球空间的局限”。

棉花帝国只是一个隐喻，一个类比。如果说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里全球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棉花的话，那么在当下及未来，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科技，而全球资本也将依旧按照昔日棉花帝国的运行逻辑流动，其中的关键是在产业链的全球配置过程中尽力降低成本、牢牢抓住最具利润的环节。精明的商人依旧会与国家合作，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维持对高利润产业链条的控制。

可以肯定的是，在“棉花帝国”里，每一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尽其所能地占据优势地位。而这，也正是当下全球经济秩序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