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1978年，上海人民公园内，一对年轻男女并排坐在一张公园长凳上。他们之间没有肢体接触，但两人相向跷着二郎腿的动作和微微向对方倾斜的姿势流露出彼此的亲密。在长凳另一端坐着的老人严肃地盯着他们，眼神中流露出不认同。

2016年，同样在上海，一对跨国情侣在摩托车上起了争执。“我想拍个水下婚纱照，”来自乌鲁木齐的Jenny说，“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可以……”“我不要。”来自澳大利亚的David打断她。但男生还是向女生妥协了。女生穿着一条火红的长裙，在男生的怀里温柔凝视对方。两人潜入一个巨大的水缸，女生的发丝和裙摆在水波中飘荡开来。站在水缸外的摄影师迅速按下快门。

这是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日前开幕的新展“炎夏之爱”中展出的两张照片，它们各自代表着中国人私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浪漫爱情——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两个标志性节点：早年，浪漫爱情在一个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中被置于次要位置，婚姻在组织的安排下往往更是一种爱国责任，而非个人追求；随着时代变迁，爱情的外在表达开始浮现，充斥于公共空间和言谈之中。人们在公开场合小心翼翼地谈情说爱的时代篇章迅速略过，日渐奢靡的婚纱照和婚礼变得司空见惯，爱情，也许成为了中国人少数拥有的完全自主的心灵领地。从刘香成拍摄于1970年代末的照片，到奥利维亚·马丁-麦圭尔（Olivia Martin-McGuire）镜头中当下中国的婚纱照拍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爱情观和爱情表现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

但中国人真的在“展现爱情”这件事上彻底改头换面了吗？“炎夏之爱”策展人、英国人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注意到刘香成镜头下新婚夫妇在拍婚纱照时的严肃神情，马丁-麦圭尔也抓拍到年轻情侣在某个瞬间的面无表情，她不禁自问，内敛是否一直潜藏在中国人的爱情观当中，“中国人是否就是天性比较害羞呢？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从拘谨到开放：改革开放时代的爱情表达

对于中国人来说，浪漫爱情的概念是一件西方舶来品。《吻的历史》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语言人类学教授马塞尔·达内西（Marcel Danesi）认为，在19世纪早期的西方社会，自由恋爱取代了由他人撮合的方式，成为多数社会阶级中结婚的首要条件。伴随西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扩张，“自由恋爱”“浪漫爱情”等观念逐渐扩散至全球。

在中国，《巴黎茶花女遗事》《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西方小说的传入带来的自由恋爱观念，帮助20世纪初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以争取婚姻自由的方式构想一种全新的个体身份，即拥有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社会公民。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统摄公共和私人生活，压抑人们对浪漫爱情的追求。然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开启、国家开始从私人生活中退场时，那些曾经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不可抑制地喷薄而出，再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人类学家阎云翔通过考察一个中国北方村庄在1949年到1999年间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观念变迁史发现，浪漫爱情是在当代年轻人当中传播最为迅速的观念。

这也是史密斯策划此次展览的重要原因：“摄影是探索这个话题的绝佳方式。通过比较在中国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拍摄的照片，你能够看到中国人在那些事关爱情的场合中有如此不同的反应。”

1970年代末，刚刚来到中国的《时代》（Time）杂志外籍摄影记者刘香成以镜头为笔，记录下改革开放时期政治逐渐从日常生活中退居幕后、人们开始在私人生活中享有越来越多自主权的奇妙瞬间。“此前，毛主席过世后，我于1976年首次回到中国。我注意到人们肢体语言的改变，肩膀自然放松，表情和体态也更为柔和。到了70年代的尾声，这平和的气氛中更是注入了一种安静的乐观精神和内敛的开放态度。”

刘香成注意到人们开始小心又雀跃地尝试在公共场所出双入对，谈情说爱。1978年，他在上海人民公园拍到了一对在老人严肃注视下坐在长凳上聊天的情侣。1979年，他在北京动物园游人如织的马路旁拍到了一对背过身去谈恋爱的青年男女。“早些年，人们在公共场合还是比较害羞的，即使是你们在公园里坐得比较近，也会被人怒目而视，因为人和人之间距离过近被认为不符合规矩。”史密斯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刘香成在当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会在公园里大排长队，只为了有机会能坐下来“谈恋爱”，“光一起散散步可不行，意义可不如在公园里一起坐下来。”

在她看来，“谈恋爱”这个词也颇有中国特色：“我不知道在英语里是否有‘谈恋爱’这个词，大概‘courting’比较贴切吧，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与你想与之成婚的人正式相处一段时间的意味。”

时光流转至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拘谨的“谈恋爱”早已消失不见，被一种开放的，乃至带有公开炫耀意味的恋爱话语和实践取代，这一点在马良的作品《我的移动照相馆》（2012）中一览无余。情侣和夫妇在马良的镜头前尽情发挥想象力，装扮成自己理想中最有意思的样子，戏谑地与彼此互动。“我喜欢这组作品的原因是它诞生于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们更有个性，更时髦别致，不再顺从某一个好的唯一标准，女孩的形象也不再千篇一律。每个人都能够做自己。”史密斯说。

阎云翔观察发现，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青年就已深受媒体、流行文化、城市生活等多方面的影响，将大多数现代的情感表达方式融入生活中。鉴于全球信息流通与国际流行文化的日益普及，他认为过去的那种不善表达以及借助微妙方式来传达亲密感情的情况将很大程度上随着“美国恋爱文化的全球化”而消失。在中国当代农村尚且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在对外交流更频繁的城市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当下中国人真的能够直率坦诚地谈论爱情了吗？史密斯认为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炎夏之爱”展览中也包含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发起的“关于我爱你”（The One I Love）作品公开征集的获选作品，史密斯告诉界面文化，令她惊讶的是在征集到的1万余张照片中，真正和爱情切题的作品其实并不多。

“很多照片会让你觉得作者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在想着爱情。很多照片是风景照，这没问题，如果你能在风景中感受到爱，这很难解释。而且很多人跟我说，现在我想看看那些和爱情无关的其他照片。这就比较棘手了，因为我没法说谁的照片和爱情无关，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史密斯认为，从此次公开征集的作品来看，很多中国年轻人可能不是非常清楚爱情是什么模样。

但在另一方面，这位1992年就来到中国工作生活、在中国文化中浸洽已久的英国人反而会认为，和美国恋爱文化相比，中国人更内敛含蓄的恋爱方式亦有其可取之处：“在好莱坞电影里人们能够为爱而死，这是如此极端的一种感情——爱是至高无上的。但当你生活在中国，你会发现中国社会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实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实用主义在建立长期良好的亲密关系上会更有用，因为我认为青春时代的浪漫爱情是不可能维持一生的。浪漫爱情能够让你和某个人走到一起，也许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和爱的人在一起，而是要遵循父母之命成婚，但长久来看，只要你们彼此之间不那么无情，也许你们也能建立一种维持一生的伙伴关系，这可能比那种可能会令人窒息的炙热爱情要好得多。”

真实还是伪装：婚纱照中的“中国式爱情”

恋爱过程一帆风顺，缔结婚约就水到渠成。自古以来，婚礼就是中国人一生之中的重要大事。“婚礼仪式用象征的方式承认新娘和新郎的性活动，并且确认这对二人关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婚礼也为双方家庭社会的和情感的需要服务。”在关于宋代妇女婚姻和生活的《内闱》一书中，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写道，“婚礼让双方家属用内敛的、不会导致危险的方式表达这些焦虑。婚礼作为仪式还有助于使婚姻变得更有趣。仪式和庆祝活动提供了途径，把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婚姻的某些方面掩饰或模糊掉，把可能被认为是交易的某些东西重塑成爱情和友谊。”

铺张奢侈的婚礼传统一度在毛时代被中断，而后又在改革开放时代得到复兴——西式婚礼的诸多元素（比如男方手捧钻戒跪地求婚、新娘新郎身穿白色婚纱和西服）被融入中国人的婚礼流程。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正式婚礼前拍婚纱照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一项新的婚礼传统。

当澳大利亚摄影师、导演奥利维亚·马丁-麦圭尔发现自己总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到情侣们穿着繁复的结婚礼服，在摄影师、打光助手和化妆师的簇拥中摆拍时，她被这个现象迷住了。“深入研究后，我发现这为我们理解中国提供了一扇有趣的窗口。这让我思考，在中国到底什么是爱情？这里的梦想是什么，幻想是什么？”她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说。2016年，她创作了一组题为《中国式爱情》的照片，深入中国最为成功的婚纱摄影工作室之一——嘉豪集团的婚纱摄影拍摄现场，捕捉新人们在拍摄出一组完美无瑕的照片过程中的种种瞬间。2018年，同名纪录片在澳大利亚上映，并进入了悉尼电影节最佳澳洲纪录片奖最终名单。

马丁-麦圭尔援引《中国结婚产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指出，在2015年，中国结婚产业的营业额达到800亿美元，比四年前上升了230亿美元。在这之中，中国情侣通常将20%到25%的婚礼预算花在拍婚纱照上。

“几乎每一对结婚的中国情侣都会在正式婚礼前拍婚纱照，有些甚至会提前一年。拍照时情侣们要频繁换装、换场景，这样你就能成为自己幻想中的任何角色。在一些更有异域风情的拍摄地点，情侣们拍婚纱照的花费甚至可以高达25万美元。”根据马丁-麦圭尔的观察，婚纱照不仅是婚姻的证明，更重要的是，这是爱情、浪漫、自由和经济实力的证明。

除了年轻情侣之外，她还注意到一些中老年夫妇也会补拍婚纱照，作为对革命年代丧失浪漫自由的某种弥补。在纪录片中，她记录了一对上海老夫妇的婚纱照拍摄现场。在亲朋好友的围观中，两人穿着白纱和西服依偎在一起，流下感动的泪水。“他们被压抑了太久，突然有了追求这些东西的自由。30年前没有人会想象到有这么一天。”一位在拍摄现场的年轻女性说。

拍摄婚纱照对于中国人来说司空见惯，但在外国摄影师眼中就是“一扇理解中国的有趣窗口”，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将中国人的生活奇观化了？在史密斯看来，她能够理解外国人在观察中国人拍婚纱照时的惊讶：“在英国，人们会在婚礼当天邀请摄影师来拍照——我猜婚礼摄影是一门好生意——但没有人会花几千英镑（比如说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来请摄影师拍婚纱照。人们惊讶的是在中国拍婚纱照的昂贵程度，而且居然有那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

如果说拍婚纱照是一种奇观，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像中国这样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已经是太过遥远的记忆了——在英国，大批人白手起家、发家致富的阶段是在18世纪，在美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现在是属于中国的时刻。“所以外国人在看到这些照片时的反应会是‘哇哦，中国人真有钱，能经得起这样挥霍’。是这件事让他们惊叹。这里没有刻意将中国描绘得很有异域风情，仅仅只是因为刚好现在中国人有钱。也许在1980年代是日本，1990年代是韩国，但现在是在这里。”

然而这组作品的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摄影师用她的镜头戳破了婚纱照的完美表象，让观众看到情侣们放纵幻想时刻背后的真实——不合身的租赁礼服、藏在新娘纱裙下的不配套的鞋子、拍摄间歇的困倦呆滞……“我认为这个项目有趣的一点是让我们看到，那么多人为了各种理由做这件事，独独不是为了爱情。”史密斯说。

向来以戏剧化场景见长的马良的作品《我的移动照相馆》则与《中国式爱情》形成了一组有意思的对照。2012年，已经在摄影道路上走了十年的马良突然想脱离惯常的风格，创作一组和现实生活有关联的作品。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称要驾车周游全国给网友拍照，网友反响热烈，一天时间内就有800人报名。马良和他的朋友于是买了两辆车，将其中一辆卡车改造成移动照相馆，在10个月的时间里跑了全国35个城市，路程达三万多公里，期间，为1600人拍了1000多组照片（其中有50-100组照片为情侣或夫妻的合照）。事后回忆起来，马良乐呵呵地说那是一段特别有趣的时光，“很high，每天都像喝醉了一样。”

马良会与前来拍照的人一起设计拍摄场景和故事，“有一对夫妻说想演哈利·波特，我说可以，他们两人住在成都的农村，我就给他们拍了一个乡村版的哈利·波特，穿得很土，跨了把扫帚。”在马良看来，摄影有一定的圆梦色彩，人们在镜头前的表演和假装其实也是人们对用摄影记录下人性美好面貌的真诚愿望，而摄影师应该对此予以尊重和理解，“我希望我的作品有戏剧感，我特别喜欢那种表演的感觉，但其实他们是真实夫妻。我就给他们做一些民国打扮，或者穿好玩的衣服，给他们做道具。他们于是在那样一个戏剧情景下又演了一下自己，用一种特别开心的方式重新扮演了一下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良一直在收集老照相馆的结婚照，通过照片中人的穿着来猜测这些陌生人的身份。他逐渐意识到，自照相馆诞生之初，圆梦就是它的存在目的。“其实照相馆是提供衣服的，很可能来拍照的人就是一个贩夫走卒，生活并不好，但他们会选最好看的衣服穿，所以你看照片上人精神面貌，他们可能不是很有钱，但都穿得很好，”他说，“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其实这种伪装也是真实的一部分。所有人都有这种渴望，而且他们已经把这些渴望变成了这个世界上现存影像的一大部分。其实摄影不只是摄影，摄影也有很多摄影之外的美好意义，比如说青春、回忆、爱。”

马良觉得，外国人会用一种“猎奇”的角度观察中国人拍婚纱照，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了这一行为表象下的某种不和谐，更确切地说，是西方恋爱文化落地中国后，与此间的真实生活形成的某种微妙的张力：“穿婚纱、拉小提琴、喝香槟，这是他们的正常生活，是他们的文化方式。上海还好一点，有很多（中国）城市本身不是这种风格，只有在结婚照里才能过上西方的生活，（在结婚照里）他们穿衣的方式，包括爱情的姿态是很西化的。但实际上中国的爱情姿态是不一样的。很多北方男人不尊重女性，只有在照片里会为女性跪下来，搞笑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西方这是正常的（举动），但在这里就觉得有些刻意。”

“传统的中国人拍照的方式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对着镜头笑。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这样拍的，并肩坐在一起，头靠在一起，微笑。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爱情表现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