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7日，“侣行”团队运用建筑投影技术在巴米扬山谷共投射了10个小时的大佛像。被投影的金色佛像高50米，宽25米。图为初建时的大佛像被投影在山谷的佛洞里。）

 

“你们让世界看到了阿富汗美好的一面。”在6月10日喀布尔大学的分享会上，阿富汗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南希·杜普利说。

几天前，来自中国的一对夫妻张昕宇、梁红，运用建筑投影技术让巴米扬大佛重现，这在充斥着汽车炸弹和战乱的阿富汗是罕见的好消息。

“这次光影重现大佛，达到了预期效果，首先是科技重现的效果，然后我觉得这事儿的意义挺重大的。”张昕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走出了自己的理解，大佛如今并不属于任何宗教，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它是人类文明的证明。”

“我们这次做事的方法跟国际上挺接轨的”

这绝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张昕宇和梁红是科技控，喜欢在旅途中运用现代科技记录见闻。这一次的旅行时间是4月至10月，路线是中东诸国。

运用投影技术重现大佛也是计划之中的事。“在出发前的半年，我们把沿途各国的兴趣点都找出来，找到阿富汗的时候就是巴米扬大佛。”张昕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是指“侣行”团队，除核心成员张昕宇和梁红这对夫妻外，成员还有方鹏、王旷涵、张健豪、范承刚、叶尔夏特等9人。事实上，张、梁二人在国内早已是网络红人，他们的“侣行”纪录片也在视频网站上播出，每一季都有上亿的点击率。此前他们被网友熟知的是“在北极求婚，在南极结婚”。

作为“侣行”第三季的重走丝绸之路，却还无意地“把握了一下政治走向”。他们指的是，正巧赶上了“一带一路”的热点。虽然是纯粹民间的行为，但这次重现巴米扬大佛也被认为是“增进了中阿两国的友谊”。

巴米扬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东侧的大佛是世界第三高的立佛，名为塞尔萨尔，穿红色袈裟，建于5世纪，高53米。西侧还有一尊名为沙玛玛的佛像，高38米，披蓝色袈裟，建于1世纪。张昕宇、梁红夫妇运用建筑投影技术重现的大佛即是53米高的塞尔萨尔。

2001年2月至3月，塔利班以“摧毁一切异教偶像”为由，连日轰炸巴米扬的两座大佛，甚至强迫当地居民掘洞埋炸药，最终这两座大佛被炸成碎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组织多国专家进行修缮，但短期内已无复原的可能。

事实上，早在2005年日裔美籍艺术家山形博导，就计划用彩色激光束投射的方法再现大佛，但因阿富汗局势紧张而一直搁浅。另外，激光是高能光束，能量大、色温高还会造成岩洞的不规则收缩或扩张，可能加速遗迹老化或坍塌，所以山形博导的计划没能获批。

张昕宇此前也听说再现大佛的计划，那何不自己也试试呢。张昕宇做过多次测量，投影下类似岩壁的温度变化不会超过0.5度，光线的色温接近日光。

张昕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一步一步地申请，联合国和阿富汗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目的是保护文物。”其中喀布尔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的南希·杜普利，还有向导马赫迪及其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妻子，都帮助这支中国团队去与当地有关部门沟通。

6月5日，中国团队即刚到巴米扬的第一天，巴米扬文化信息局就对设备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等事项进行了检查。“然后，我们还有一套比较详细的纯英文Q&A（问答集），也给了一份给南希，基本上就解答了技术、数据及是否造成破坏等方面的疑问。”团队成员叶尔夏特介绍说，“其实我们这次做事的方法跟国际上挺接轨的。”

这次中国的“侣行”团队使用的是金属卤素灯泡作为光源，并且灯泡外面还加了特制的石英玻璃隔热以减缓能量。“当光源和佛洞洞壁的投射距离达到95.5米时，对洞壁造成的问题相当于日光，我们还带了激光测距仪精确地测试距离，还带了红外热像仪测试温度。”叶尔夏特说。

最终，巴米扬文化信息局局长卡比尔·达德烈斯认定，“这是一次科学而严谨的投影安排”。 计划获得了巴米扬文化部门、阿富汗国家文化与信息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

“尽量保密行程和操作日期”

在做完这次重现巴米扬大佛后，这个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成了光学物理的专家。

出发之前，张昕宇、梁红夫妇在投影仪的改装上做了很多功课。这是一项专业技术极强的工作，需要对投影仪的功率进行提高，光源的温度也不能过热。投影机、胶片及成像位置三者之间的距离和角度需经过计算，精确到厘米。其中还需要解决胶片投影后出现的变形，以及制造出立体效果的问题。这即通常所说的3D建筑投影，通常会运用在商演领域。

而投影原理很简单，光源通过胶片，让胶片上的彩色大佛像直接映射在原来大佛所在的崖壁上。

团队成员的分工也很明确，如张昕宇负责操作投影，胶片的制作由梁红和王旷涵负责，另外还有纪录片摄像与无人机航拍等。事实上，张、梁这次的团队多是从网友中挑选出来的80后、90后小伙。比如队员叶尔夏特曾是央视中东新闻的编导，范承刚曾是《南方周末》的记者。

4月初，在北京居庸关做测试时，胶片多次被烧掉，张昕宇也因为只戴了一副普通的墨镜而造成眼睛灼伤。“接着我也犯了第二个错误，就是揉眼睛，把角膜给揉掉了。”他说。之后，他只得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

张昕宇其实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会成功。他可能遭遇的难题不仅有天气和设备状况，投影仪、汽油发电机等重达400斤的设备还得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海关，并且必定会穿越阿富汗东北的战争区域。

另外，“巴米扬大佛是塔利班炸毁的，重现它的时候很可能触怒塔利班，我会尽量对我们的行程和操作日期进行保密。”亮起来的佛像，在几十公里外都能看见，所以他们原计划的操作时间就不长，“只要我们成功了，就会快速离开”。

“我不是一个莽夫，我们团队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事实上在每一季“侣行”出发前，“我都会在一个空屋子里架一台机器（摄像机），让每个队员进去对着机器说段话，类似于交代后事，如果我死了怎么办之类。”张昕宇说。

4月19日，张昕宇、梁红带着整个团队从北京出发，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经过改装的奔驰越野车。

5月30日，被称为“大白”“小白”的两辆越野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办理了托运，得以运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线上。

“一条国境线上，车能过，人不能过，可能是因为局势太乱，路上都是塔利班。”团队成员叶尔夏特形容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团队成员从白沙瓦返回伊斯兰堡，然后乘飞机到喀布尔，再坐安保车到阿富汗边境提取越野车，最后再返回喀布尔。也就是说，因为取车和设备，又来回两次穿越阿富汗最危险的东北部区域，“绕了个大圈”。

途中，这队中国人看见很多卡车和坦克的残骸，以及从战场上返回的阿富汗国民军运输队。叶尔夏特在日记中写道，“架着机枪的悍马、皮卡一连十几辆从我们的左侧通过”，“一辆悍马车的车头绑着两个战俘，他们被蒙住眼睛反绑在车的保险杠上”。

“饭都吃不饱，又怎能回忆起美好？”

6月5日上午，团队成员坐飞机从喀布尔到巴米扬。下午访问了当地居民，大佛所在山崖上的很多洞窟里甚至还住有人家。

6月6日，他们完成了搭脚手架、搬运器材、实地测量、做胶片的流程。这天傍晚，当投影灯光通过彩色胶片，最后映射在原本已被炸空的佛窑里时，金色而立体的佛像呈现出来了。巴米扬当地的哈扎拉人在欢呼声中载歌载舞，像过节一样。

“现场有一千多人吧。我当时心情确实特别复杂，想起来这件事的各种困难，还有成功的结果。看着现场当地人的欢呼，我也很激动。”张昕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加上7号傍晚的投影，整个重现过程共有10个小时，发电机里的汽油已经耗光，而且不能投影过长的时间，因为很容易遭遇塔利班的袭击。

就在6月7日的早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来邮件，称可能会遭遇恐怖袭击，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头一晚重现了大佛。警报的级别为灰色，即有潜在袭击的可能性。在张昕宇和梁红成为阿富汗媒体报道的红人后，连续几天都接到了灰色预警。

向导马哈迪带着工作团队来到巴米扬警察局。“什么都不用担心，只要有我在，晚上谁也不敢来捣乱。”巴米扬警察总长胡达亚尔·库特西将对这队中国人说，他会增派安保力量。

在离开警察局时，他们还在楼道上还看到一幅宣传海报，内容大致是：妇女若遭受家庭暴力时，请及时报警，千万不要当街自焚。

这让中国团队觉得很荒诞，而这却是阿富汗女性所面临的现实。“整个阿富汗家庭暴力十分严重，许多偏远地区的女性经常遭受丈夫的打骂，有的甚至割鼻、割耳，以至于一些女性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走向了极端。”团队的队员叶尔夏特说。

6月7日下午，张昕宇教会了当地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如何使用这些投影设备。

这天下午，向导马哈迪还带着梁红去采访了半山腰洞穴里住着的哈扎拉妇女。见有摄像机，女主人迅速戴上了布卡（即穆斯林女性罩衫）。“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最美好的记忆，那么我的回答是，我连饭都吃不饱，我甚至都想不起来上一顿吃的是什么，又怎能回忆的起曾经的美好呢？”这位当地妇女回忆起生活的艰难，她并不太关心大佛的事，她每天思考的是如何活下去。

傍晚时，巴米扬文化信息局局长卡比尔·达德烈斯主持了第二晚的投影活动，并发表了感谢致辞。张昕宇将投影设备的启动钥匙交给了卡比尔，整套设备交给了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哈米德·贾利亚。这都是在计划当中的，即投影成功后，设备送予当地。

“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平凡人”

6月8日，这个团队从巴米扬飞往喀布尔。队员范承刚带了一盒巴米扬的蛋糕上飞机，张昕宇以模仿机长广播的形式通知这天是另一队员叶尔夏特的27岁生日，然后机舱内唱起生日歌。“在颠簸中吃蛋糕是个技术活，我们的身上、脸上都被蹭上了奶油，最难忘的是巴米扬蛋糕里还放了大量的姜粉。”

公元630年左右，中国唐朝僧人玄奘路过巴米扬，也时值27岁，他在《大唐西域记》里记录到巴米扬大佛，“金色晃曜，宝饰焕烂”。

在回到喀布尔后，张昕宇和梁红的团队在喀布尔大学有一次分享会。事实上，这次重现大佛的成功，喀布尔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的南希·杜普利的帮助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早在5月31日抵达喀布尔时，团队首先访问的就是南希·杜普利，后者是在阿富汗生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阿富汗文化，并协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阿富汗的文物保护工作。

“53米高的大佛，脸部从嘴唇往上的部分已经消失很久了，这座大佛的脸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但由于阿富汗历史上受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较大，所以在阿富汗很多地方出现的雕塑、佛像的面庞有西方雅利安人的高鼻梁、深眼窝面部特征。”南希对张昕宇说。

这次重现巴米扬大佛，团队制作了两张彩色投影用胶片，其中根据南希提供的照片制作出“现实残缺版本的巴米扬大佛”，即在塔利班炸毁前的大佛面貌。

南希还建议这支中国团队去喀布尔博物馆看看阿富汗出土的佛像。张昕宇仔细研究了博物馆内的大佛：“袈裟与巴米扬大佛是一致的，手的姿势也是一致的。” 

在确认细节处尽量符合真实历史，并尊重当地传统后，团队做出第二张大佛投影用胶片，即是参考博物馆出土的犍陀罗佛像而制造出“初建时版本的巴米扬大佛”。 

在这次阿富汗之行期间，他们还采访了阿富汗协助残疾人就业中心，阿富汗女导演萨拉·卡里米，甚至还有当年被塔利班挟持并强迫在巴米扬大佛上安装炸药的哈扎拉人费罗兹。

“阿富汗的巴米扬就像我们的敦煌，曾经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中心。”张昕宇说，但现实是这里已经没有了和平。“我们做这些事，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平凡人。”梁红说。

6月18日，他们本来还准备去赫拉特采访老兵。“因为那边局势紧张，飞机都停飞了，严重耽误了我们的行程，所以被困在了喀布尔。”张昕宇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团队的处境，“当地还在战乱中，大前天死了17个人，前天死了90个。”

挂有北京车牌的两辆越野车在喀布尔颇为惹眼，他们只能把车藏起来。黑色的军用直升飞机还时常从头上飞过，远处传来炮弹声。

“为什么会选择重走丝路，探索中东？因为我觉得，这块土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盲点。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它，在新闻里，在美剧里，在恐怖袭击后老百姓的议论里。可是我们真的了解它吗？”张昕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