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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前传:抽水马桶与大粪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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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前传:抽水马桶与大粪之灾

源头控制总是要比事后处理更有效。我们能否做到在每一项新技术被投放市场之前,就预先完成相应的垃圾回收机制呢?如果某一技术将会产生现在难以妥善处理的垃圾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该急于释放它。

图片为小区内智能垃圾分类柜,来源于视觉中国

本文作者胡翌霖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著有《过时的智慧》。

最近上海推行的垃圾分类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再加上早前中国对洋垃圾说不,彰显出国家政府对于解决垃圾问题终于狠下决心。

针对垃圾分类,有人觉得不必在丢垃圾时费那么多心思,只要让垃圾回收者用心分辨不就好了吗?我们知道收破烂、收废品的这个行当历史悠久,在旧时代,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垃圾分拣和回收的工作,怎么到了现在科技更发达了,回收者的能力反而下降了呢?

关键在于,科技的发达不只体现在处理垃圾的技术方面,更体现在生产垃圾的速度方面。每一样新科技都在产生越来越多的新垃圾,比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越快,电子垃圾产生速度就越快;数字化办公非但没有减少纸张使用,反而大大增加了印刷品的泛滥;共享单车产生大量废弃单车;网络购物和外卖行业产生大量包装盒和包装袋……

我们在享受技术的高速迭代的同时,生产垃圾的速度也在不断提升,垃圾的种类也花样翻新。相比之下,我们回收处理垃圾的技术,迭代得极为缓慢。

从根本上讲,我们现在处理垃圾的方式,和数千年前没有根本区别,除了回收之外,无非是焚烧和填埋而已。而相比古代垃圾,现代垃圾有更多有毒物质和不可降解的物质,使得焚烧和填埋也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说垃圾回收技术方面也有不断的进步的话,也只是能勉强抵消新技术带来的新麻烦罢了。

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后代——因为科技总是日益进步,所以我们相信现在难以处理的垃圾,先放着不管,以后总能解决的。但至少迄今为止的技术史证明了,这种乐观愿望是靠不住的。

首先,前面已经说到,新技术总是在生产新垃圾,哪怕技术的发展会部分解决老的垃圾问题,但总会造成新的问题,而鉴于技术进步的指数型增长的加速度,新问题往往总要多于老问题;

其次,产生垃圾和回收垃圾这两个过程并不是对称、可逆的镜像关系,泼出去的水很难收回来,汤锅里的老鼠屎很难被消除,海洋深处的塑料也很难再收回来。这种不对称性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的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抗衡,因此,处理垃圾总是比产生垃圾更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便垃圾能够得到“解决”,关键是解决的速度能否跟得上生产的速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粪便,这可能是最古老的一种垃圾,人类在文明之初就必然面临处理粪便的问题。而粪便也的确是可回收的,几千年前的先民就已经有成熟的回收利用技术,那就是通过堆肥转化为肥料,成为农田的养料。再之后,堆肥过程中的副产品,沼气也被开发利用。于是粪便一度不是垃圾,而是有用的资源。

但到了工业时代,人类突然又处理不了粪便了。在19世纪的伦敦,人们遭受到粪便的反扑,1858年7、8月份,泰晤士河爆发了“大恶臭”(The Great Stink)事件,全城濒于瘫痪,议会为了解决恶臭而召开的会议也因为太臭而不得不中途停止。而在此之前,伦敦就已经爆发了多次大规模霍乱,

何以至此呢?大背景是工业化推进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而导火索则是一项新技术:抽水马桶的发明。自从在1851第一届世博会上闪亮登场之后,抽水马桶迅速普及。但抽水马桶让厕所洁净的同时,却大大增加了污水的量,被大量水稀释的粪便迅速填满了有限的化粪池,满溢的粪水只能向河流排放,造成了环境的迅速恶化。

当然,“大恶臭”终于让英国政府痛下决心,推动下水道工程的建设。但解决办法无非也就是把污水集中起来向更加下游排放。最后下游直到入海口的城市都受不了时,处理污水的办法就变成了向远洋倾倒或者找个无人岛去填埋。至今也不过如此,大不了就是在脱水的技术方面略有提高。

那么,为什么粪便这种明明有技术去回收,甚至有经济效益的东西,也泛滥成灾了呢?因为这不是一个定性的“能否回收”问题,而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在市中心产生的粪便并不是立刻就能够变成农田中的肥料,首先需要较长的时间的堆肥过程,然后还需要花时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运输,最终才可能派上用场。但市民等不及、农民也等不及、资本家更等不及。于是,即便当有些农村依旧把粪便看作紧缺资源的时候,另一些城市已经把它看作大麻烦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哪怕我们的科技已经能把所有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统统都变成“可回收物”,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垃圾的麻烦。因为回收的速度总是跟不上生产的速度,甚至随着垃圾生产的加速,填埋的速度都未必能追得上来。

泰晤士河是有限的,日积月累的排污总会酝酿灾难。而整个地球也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全球范围的“大恶臭”或“大雾霾”何时到来,到时候人类还有没有补救的时间。

因此,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在丢垃圾之前就开始做,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和垃圾的积累比拼速度。显然,在把一坨东西丢进汤里之前,就把老鼠屎摘出来,远远要比等老鼠屎化在汤里之后再去分拆更加省时省力。

就整个科技的发展而言或许也该如此,源头控制总是要比事后处理更有效。我们能否做到在每一项新技术被投放市场之前,就预先完成相应的垃圾回收机制呢?如果某一技术将会产生现在难以妥善处理的垃圾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该急于释放它。直到我们有把握处理伴随而来的新垃圾,我们才允许一门新技术投向市场,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一来,科技发展的速度也许会受到限制,但这是唯一能够让垃圾处理的速度与垃圾生产的速度相平衡的办法。

关键问题,就还是“速度”——我们已经难以接受发展速度的减慢了。习惯于“超前消费”的市民们不能接受,习惯于“抢占先机”的资本家也不能接受,习惯于引领世界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也不能接受。

但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有些事情不愿意接受也不得不接受。好比说行政法规将会制裁拒绝垃圾分类的市民,自然法则也将制裁肆意发展的人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zhoujing@jiemian.com)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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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控制总是要比事后处理更有效。我们能否做到在每一项新技术被投放市场之前,就预先完成相应的垃圾回收机制呢?如果某一技术将会产生现在难以妥善处理的垃圾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该急于释放它。

图片为小区内智能垃圾分类柜,来源于视觉中国

本文作者胡翌霖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著有《过时的智慧》。

最近上海推行的垃圾分类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再加上早前中国对洋垃圾说不,彰显出国家政府对于解决垃圾问题终于狠下决心。

针对垃圾分类,有人觉得不必在丢垃圾时费那么多心思,只要让垃圾回收者用心分辨不就好了吗?我们知道收破烂、收废品的这个行当历史悠久,在旧时代,他们都能很好地完成垃圾分拣和回收的工作,怎么到了现在科技更发达了,回收者的能力反而下降了呢?

关键在于,科技的发达不只体现在处理垃圾的技术方面,更体现在生产垃圾的速度方面。每一样新科技都在产生越来越多的新垃圾,比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越快,电子垃圾产生速度就越快;数字化办公非但没有减少纸张使用,反而大大增加了印刷品的泛滥;共享单车产生大量废弃单车;网络购物和外卖行业产生大量包装盒和包装袋……

我们在享受技术的高速迭代的同时,生产垃圾的速度也在不断提升,垃圾的种类也花样翻新。相比之下,我们回收处理垃圾的技术,迭代得极为缓慢。

从根本上讲,我们现在处理垃圾的方式,和数千年前没有根本区别,除了回收之外,无非是焚烧和填埋而已。而相比古代垃圾,现代垃圾有更多有毒物质和不可降解的物质,使得焚烧和填埋也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说垃圾回收技术方面也有不断的进步的话,也只是能勉强抵消新技术带来的新麻烦罢了。

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后代——因为科技总是日益进步,所以我们相信现在难以处理的垃圾,先放着不管,以后总能解决的。但至少迄今为止的技术史证明了,这种乐观愿望是靠不住的。

首先,前面已经说到,新技术总是在生产新垃圾,哪怕技术的发展会部分解决老的垃圾问题,但总会造成新的问题,而鉴于技术进步的指数型增长的加速度,新问题往往总要多于老问题;

其次,产生垃圾和回收垃圾这两个过程并不是对称、可逆的镜像关系,泼出去的水很难收回来,汤锅里的老鼠屎很难被消除,海洋深处的塑料也很难再收回来。这种不对称性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的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抗衡,因此,处理垃圾总是比产生垃圾更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即便垃圾能够得到“解决”,关键是解决的速度能否跟得上生产的速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粪便,这可能是最古老的一种垃圾,人类在文明之初就必然面临处理粪便的问题。而粪便也的确是可回收的,几千年前的先民就已经有成熟的回收利用技术,那就是通过堆肥转化为肥料,成为农田的养料。再之后,堆肥过程中的副产品,沼气也被开发利用。于是粪便一度不是垃圾,而是有用的资源。

但到了工业时代,人类突然又处理不了粪便了。在19世纪的伦敦,人们遭受到粪便的反扑,1858年7、8月份,泰晤士河爆发了“大恶臭”(The Great Stink)事件,全城濒于瘫痪,议会为了解决恶臭而召开的会议也因为太臭而不得不中途停止。而在此之前,伦敦就已经爆发了多次大规模霍乱,

何以至此呢?大背景是工业化推进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而导火索则是一项新技术:抽水马桶的发明。自从在1851第一届世博会上闪亮登场之后,抽水马桶迅速普及。但抽水马桶让厕所洁净的同时,却大大增加了污水的量,被大量水稀释的粪便迅速填满了有限的化粪池,满溢的粪水只能向河流排放,造成了环境的迅速恶化。

当然,“大恶臭”终于让英国政府痛下决心,推动下水道工程的建设。但解决办法无非也就是把污水集中起来向更加下游排放。最后下游直到入海口的城市都受不了时,处理污水的办法就变成了向远洋倾倒或者找个无人岛去填埋。至今也不过如此,大不了就是在脱水的技术方面略有提高。

那么,为什么粪便这种明明有技术去回收,甚至有经济效益的东西,也泛滥成灾了呢?因为这不是一个定性的“能否回收”问题,而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在市中心产生的粪便并不是立刻就能够变成农田中的肥料,首先需要较长的时间的堆肥过程,然后还需要花时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运输,最终才可能派上用场。但市民等不及、农民也等不及、资本家更等不及。于是,即便当有些农村依旧把粪便看作紧缺资源的时候,另一些城市已经把它看作大麻烦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哪怕我们的科技已经能把所有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统统都变成“可回收物”,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垃圾的麻烦。因为回收的速度总是跟不上生产的速度,甚至随着垃圾生产的加速,填埋的速度都未必能追得上来。

泰晤士河是有限的,日积月累的排污总会酝酿灾难。而整个地球也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全球范围的“大恶臭”或“大雾霾”何时到来,到时候人类还有没有补救的时间。

因此,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在丢垃圾之前就开始做,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和垃圾的积累比拼速度。显然,在把一坨东西丢进汤里之前,就把老鼠屎摘出来,远远要比等老鼠屎化在汤里之后再去分拆更加省时省力。

就整个科技的发展而言或许也该如此,源头控制总是要比事后处理更有效。我们能否做到在每一项新技术被投放市场之前,就预先完成相应的垃圾回收机制呢?如果某一技术将会产生现在难以妥善处理的垃圾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该急于释放它。直到我们有把握处理伴随而来的新垃圾,我们才允许一门新技术投向市场,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一来,科技发展的速度也许会受到限制,但这是唯一能够让垃圾处理的速度与垃圾生产的速度相平衡的办法。

关键问题,就还是“速度”——我们已经难以接受发展速度的减慢了。习惯于“超前消费”的市民们不能接受,习惯于“抢占先机”的资本家也不能接受,习惯于引领世界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也不能接受。

但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有些事情不愿意接受也不得不接受。好比说行政法规将会制裁拒绝垃圾分类的市民,自然法则也将制裁肆意发展的人类。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zhoujing@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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