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新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于2015年7月16日在该校医院病逝，享年77岁。据女儿描述，他去世时，“全家人陪伴在身旁，走得很安详”。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十年前采访青木昌彦时拍的。那满头飘卷的银发，给人的印象不是苍老，而是潇洒和意气风发（《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也是一头卷发，记得两人站在一起拍照，两个狮子头还蛮搭配的）。也难怪，老爷子60年代时也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曾为日本“全学联”情报宣传部长，参与阻碍岸信介首相访美的机场路障运动，并因此蹲过班房。

当然，他的正式专业是经济学。不过，正如他的传记《我的履历书》之副题——人生中的“越境博弈”，他一直在跨界，从经济学到政治、社会和制度分析，从日本到美国、中国。

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比如吴敬琏、钱颖一都从他那里获益颇多。吴敬琏曾回忆说：

“1990年颖一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随即加入在旧金山湾的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在经济系，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不仅成了颖一的同事，而且由于那时一个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缩写为CIA)的范式正在斯坦福经济系形成，所以在斯坦福的9年时间里，颖一实际上成了这个范式兴起的见证人和该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众所周知，在那里有一批在活跃在主流经济学前沿上的著名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史宾斯、青木昌彦、米尔格卢姆、罗伯兹、刘遵义等。……1990年代中期，颖一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了《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书并出版了中文版。”

而青木昌彦在他的自传中有一章专门谈到“我与中国”，特别提到1994年的“京伦会议”，还有他的老朋友肖梦（《比较》杂志策划人，用青木的话说，中国经济学家沙龙的女主人）和德地立人（中信证券总经理），也提到朱镕基、周小川、楼继伟和郭树清等人给他的良好印象。

翻看以前的资料，我才发现，我采访过青木先生两次，一次是2003年，一次在2005年，都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就以这种方式纪念青木先生，也借机回顾一下自己的一段人生履历。

青木昌彦：用比较定位中国

2/28/2005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和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一头银发、身着黑西装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即便没有他说的日本年轻一代那样酷，却是个极有魅力的人物。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他，四年前领衔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今天又在丰田公司资助下，与中国经济学界同行吴敬琏一道，在清华大学发起设立了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

青木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名人的趣事：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那个美丽女人、小布什的左膀右臂康多莉扎·赖斯，其博士论文是关于苏联红军的形成史；而斯坦福大学校长亨尼斯曾经下海三年，创办半导体公司，后来回到学校当领导；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从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到钱颖一，都是青木多年的朋友。

当然，作为学者的青木昌彦，更关注经济制度分析和产业组织理论。

尽管模块、意会知识、官僚多元主义是他撰写论文时经常使用的抽象概念，但他却更乐于探讨有趣的真实世界的问题，比如IBM和丰田的产业组织存在哪些差别；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有什么样的联系，日本的大学改革能从中获取什么启发；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农业人口比例下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如何反哺农业。在清华大学新建的这个研究中心里，青木将邀请美国和日本的学者，用比较制度分析方式引发更多有趣的讨论。

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前，青木昌彦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参观了大寨、西安等地。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他看不到一个学生或教师的身影，图书馆门前只有解放军站岗。他还拍了当时很多大字报的照片。故地重游，如今口号已变成“科教兴国”，他感慨万千。

春节期间，青木乘坐日本航空的飞机离开东京，他发现飞机上70％的人都是去日本度假的中国人。他为中日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由衷高兴。他曾写道，“德国和法国在上个世纪曾经交战过两次，但它们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我希望日本和中国也尽快实现真正的和解，建立未来型关系，像椭圆的两个圆心一样，成为亚洲的核心。”

发展模式比较

中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既有非常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在中国国内有可能出现飞雁模式。让资金、知识自由流动，这样可能更健康

经济观察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而90年代美国模式又回来了，中国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吗？

青木昌彦：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在我看来，产业组织正在发生变化，即所谓的模块性（modularity）。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各样的技术体系发展出来，比如互联网体系，又比如在汽车业。一个公司，或一个组织，无法完成所有工作，甚至像IBM这样的大公司也不行。

从196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开发模式。当IBM试图发展大型计算机系统时，它发现工作会非常复杂，于是把整个系统砍成几块，这称之为模块（modulars）。中央设计者只负责设计规则，或者说，设计师只负责界面。而设计各个模块的任务则留给下面的团队。按界面规则，负责模块的团队可以是独立的。

后来经过发展，这些模块不一定由公司内部的团队来完成，可以由独立公司去做。同一个模块，可以有很多团队互相竞争，把竞争中最好的模块绑到一起。这样，一个体系的发展会非常快。而用不同方式把模块连接起来，还可能发展出新的体系。

这就是在硅谷发生的情况。这是产业组织的一种新方式。所以，大组织不一定就好。在某个领域，特别专注的小公司会更灵活，而系统会用不同方式把不同模块组织起来。在我看来，日本的所有大公司也在发生这样的破坏性变化。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公司活得很好，不能改变自身来适应的就不行了。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呢？

青木昌彦：就中国而言，中关村有很多小公司，可以学习或模仿硅谷模式。但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制造业仍在强调规模。当然，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崇拜规模、崇尚大公司并不一定正确，尤其在汽车业和制造业，现在有外包，卫星化等生产方式，这可能更适合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他们没有面对真正的压力，他们只想着如何更大地扩张。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大国。10多年前的研究中曾出现了飞雁模式，日本作为头雁，后面有香港、台湾、韩国等，一个接一个，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分别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像飞行的雁群。

但这种模式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日本经济停滞，而中国迎头赶了上来。不过，就中国国内来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既有非常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

所以，在中国国内，有可能出现飞雁模式。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很发达，但劳动力很贵。如果有一个完整的市场，这些公司就会在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投资，或者在市场更初级的地方投资。让资金、知识自由流动，这样可能更健康。

公共财政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改革。目前企业所得税方面的政策使各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当地公司，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很不好。所以，中央应该在整个经济体中实行更统一的企业所得税，避免刺激省级政府保护他们自己的投资和自己控制的企业。政府应该关注安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问题，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提供一些资金。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模式和现象？

青木昌彦：我专注于比较经济制度分析，这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和，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

中国是独特的，但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所以，有些研究是比较东欧、俄罗斯和中国的转型过程。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比如俄罗斯。

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趣。虽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所以，学术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公共政策对比

各国都有一些共同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计划等，解决方法却不一定普世适用。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开放

经济观察报：在不同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

青木昌彦：我想，各国都有一些共同问题，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养老金计划等。在美国、日本和中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

环境是另一个话题，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我想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创造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Sars、疟疾、艾滋病等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移民法等。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当然，解决方法不一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这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开放。

经济观察报：今年3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成立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您在促成此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青木昌彦：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叫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我是这个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除了经济学家，这里还有来自法学院、教育学院、政治学、商学院、甚至工程系的人，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分析。美国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和我同一年进入斯坦福大学。财政部副部长约翰·泰勒负责国际货币事务，过去很长时间他都是这个研究所的主任，还有国际货币基金（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来自这个研究所。

因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工程研究等。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公共政策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私人部门的人，比如商人、工会人士。

政府、学校与产业

改革应该掌握平衡：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

经济观察报：政府、学校和产业三方合作，在美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青木昌彦：在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大学和政府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合作。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所为研究提供经费。而研究资金如何分配，则由同行评议来决定。也就是说，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项目官员都是专业学者，他们根据研究团队的水平、项目的成功可能性等标准来分配资金。

谈到大学和产业的关系，就斯坦福大学而言，大学附近的私人公司不是由大学资助的，而是教授个人资助。教授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但也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比如一个星期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想全心投入，那就必须离开学校。教授是这些公司的所有者，资金来自他的家庭、亲朋好友或风险投资。

在日本，大学系统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过去，那些重要的大学，比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理工学院，还有其他100多所大学，都由政府所有，是国有大学。不过，两年前情况开始变化。大学成为独立法人，有了新的治理结构。尽管大部分资金仍来自政府，但分配资金的方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按行政方式来管理，现在则在更具竞争性的氛围中分配研究基金，向美国大学的模式靠拢。

经济观察报：日本大学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青木昌彦：如果大学是国有的，这意味着教授是公务员。按法律规定，公务员的行为受到很大限制，他们不能成为私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能在私人企业任职等等。但大学成为独立法人后，教授就可以创办公司了，像斯坦福大学那样。

经济观察报：在日本大学的这次改革中，你发挥了很大作用？

青木昌彦：当时我极力推动这个变革。我在斯坦福大学工作过，知道美国大学的运作模式。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来做这件事。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人们意识到产业和大学的合作关系应该有所变化，但关于大学改革的观点直到1990年代末才被接受。

当然，改革应该掌握平衡：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在深层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

 

制度转型中的日本经济

2003年9月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关于日本经济的讨论，就和日本经济一样，让人提不起兴趣：老调重谈的问题，遥遥无期的解决方案。经济形势十年不景气，政府行动迟缓而犹豫。日本年长一代人普遍抱有“失落的十年”的情绪。

不过，日本经济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对中国年轻人来说，日本漫画、偶像剧和时尚杂志刮起的旋风，恐怕比欧美风潮更加强劲。最近一年来，不少美国媒体开始关注日本文化产业的崛起。Foreign Policy去年曾发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名为“日本的Gross National Cool”。而《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也认为，日本正从一个产品制造大国，转向一个酷文化输出大国。

日本面貌的这种转变，应该有更深刻的制度背景。近日，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邀请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以座谈会的形式谈了谈“制度转型中的日本经济”。这位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从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描述了一下他所理解的日本政治经济制度。

在青木看来，日本正处于一个制度大转变的时代，在政治或者说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正在发生微妙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当然，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质和既得利益的阻挠，转型过程将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

日本正处于根本性的制度转型这种观点现在仍是少数派，但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日本的一些经济学杂志，认为日本已经开始出现经济复苏。文化时尚等“软”产业，甚至汽车这类传统产业，都出现了回升的迹象。

什么是制度，日本的典型制度

“在理解各种各样经济现象的差异时，制度的因素很重要”这一观点在最近的十年已被经济学界所广泛接受。然而对“什么是制度(Institution)”，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游戏体系”的话，那么可以将相当于游戏规则的法律看成是制度。而青木的观点则稍有不同，他的切入点是人们对于游戏规则的“共有观念”(shared belief)。这样一来，制度就是源自人们共有观念从而具有自我约束功能的政治经济规则。

从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看出两种定义的差别。青木说，如果认为制度仅仅意味着法律的话，那么只要通过更改法律就可以改变制度了。苏联共产党政权下台之后，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IMF和世界银行等向莫斯科派遣了许多专家，敦促引进美国式的法律制度，但结果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例子说明，单靠改变法律制度是无法改变人们对游戏规则的观念的。

青木认为，日本的终身雇用制、主银行制(main bank system)、企业集团制、官僚多元主义（bureaupluralism）等制度是人们对某些结果的预期，而不仅仅是法律的规定。以终身雇用为例，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只要没有大的意外，这种雇用关系将持续到此人退休为止，劳资双方都这样认为。这种思维定式规范了雇用者和劳动者的行为。同样地，主力银行制度虽然没有合同规定，但是人们一般都认为当某个企业的业绩恶化时，某个银行会救济它。日本人认为突然的随意的解雇是不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是法院将终身雇用制认为是合法的，但实际上这只是对人们的一般认识的事后承认罢了。

日本另一项重要的制度被青木称作“官僚多元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有了终身雇用这个一般的观念，人们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等同了起来。在各行业形成的组织团体阻止其它利益集团和新的市场参加者进入，以免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样的行业团体和有关的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了互相帮助的关系，进而发展为“博弈”理论中所说的“勾结”关系。比如说，八十年代前期，就由于当时大藏省银行局同银行业、证券局同证券业之间的勾结关系相互制衡，使得旨在消除银行与证券业界线的金融改革未能实现。

行业团体、主管部门和族议员三位一体的关系，其历史根源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的所谓“铁三角”关系，即财界、官僚、政治家的精英分子之间所形成的排他性的勾结性结构，而在议会制度的模式之下逐渐地演变成了综合性的多元主义的形式。

制度变迁受到诸多外部冲击

当青木谈到制度变迁或转型的时候，他指的并非指政策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制度变化。“制度”这一概念，是指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博弈）的规则、结果，以及游戏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战略。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体系受到技术的、国际的、人口的冲击等等，产生一些均衡，在此过程中有各种参与者，政府也是其中之一。参与者在变迁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有的试图创新，有的则试图维持现状。日本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一方面，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另一方面，旧有势力尽力维护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在激烈竞争，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哪一方将取得胜利。

青木重点谈到对日本制度变迁发生影响的三方面冲击。

首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对日本经济来说，信息革命最重要的含意可以说是对以封闭性组织为核心的、迄今为止的官僚制模式的一种挑战。青木曾形象的描绘道，“像旧衣服已经不适应身体的成长一样，至今为止的官僚制已经令人感到犹如枷锁一般。”

在固定伙伴间分享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是20世纪70－80年代日本获得竞争力的源泉。经理人和工人之间，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工人和外部商人之间，大家对一些知识、信息都有一些分享。

通过信息革命，人们能够跨越原有的界限相互交换信息。美国经济巧妙地让产业结构顺应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硅谷现象，而日本经济一直依靠组织内部官僚制的精密细分的信息共享来提高竞争力，由此受到了莫大的打击。

其次是跨国界的冲击，尤其是中国工业实力的崛起，威胁到日本在某些产业的竞争力。

第三个冲击是人口状况的变化。日本目前劳动力还有增长，但长期来看劳动人口是缩减的：2005年劳动人口将达到最高点，此后将以年均0.5% 的速度下降，这将使年均GDP的增长率降低0.3%。

信息革命对日本生产方式的冲击

具体而言，信息技术革命产生哪些影响呢？

青木认为，由于统计方面的一些误差，其实日本的一些宏观数据被低估了。

就软件而言，捆绑式的软件和公司内部生产的软件价值在日本是不列入GDP统计的，而在美国，这些是列入的。比如今天的计算机产品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性能远远超过了二三十年前的大型计算机，所以用传统的价格指数编制方法无法反映产品在质量和效用方面的巨大提高。要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需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模型，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元桥和哈佛大学的乔根森（Dell Jogeson）教授就在从事这方面工作。

他们发现，在整个90年代，日本的投资被低估了1%，GDP增长被低估0.7%，就IT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言，日本和美国相差无几。

青木认为，实际上造成日美经济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投入，差异不光是数量而且是质量上的不同。

信息技术的第二个重要影响是青木非常推崇的模块化概念。在他看来，模块化对于理解当今科技的的特性，尤其是硅谷模式有很重要的意义。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吉姆·克拉克和前副院长卡利斯·鲍德温(Clark& Baldwin)写的《设计规则：模块化的力量》一书，体现了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关注。

简单理解，笔记本电脑就是由许多模块组成的，如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内存和芯片等等。模块化对理解生产制造的复杂性很重要，比如IBM/360型电脑，就是三个天才通过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此后离开IBM公司的技术人员开始独立进行研究开发，改进与设计规则相协调的各种周边机器。由于每一模块都可独立于其他模块单独进行改进和改良，提升其技术，人们可以选择最佳的模块，系统创新通过这种方式渐进的得以实现。

硅谷有很多小企业，它们并不是去攻克很复杂的技术，而是充当某种模块的作用。

实际上，从传统的生产制造模式到模块化的生产方式的变化非常深刻。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如东芝、索尼，整个产品体系都在企业内部完成。而模块化生产则不同，是许多小企业选择一个模块，集中进行改良和改进，提升其性能和质量。

到底传统方式好，还是模块好呢？青木说，答案取决于具体的行业和具体的技术。拿汽车工业来说，如果要降低行驶中的噪音，这牵扯到多个部门的变化，涉及到和噪音有关的多个模块，比如发动机、车身、底盘等等。各部分要密切协调合作才能有效降低噪音。在这一问题上，传统的生产方式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但是，在计算机和通讯行业中，因为数字技术能够推动模块化的发展，所以日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有些过时了。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如NTT、富士通，还有大银行等等的工作方式都过时了。

许多外国人认为，日本的运送业、运输业、零售业效率比较低下，因为他们受到政府的管制。但在这些领域，实际上也有很多充满企业家精神的小企业。他们在利用IT技术和模块化生产。

青木也特别提到正在崛起的软产业，即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广告……。在以往，钢铁是日本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是，日本去年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额为钢铁出口的5倍，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三倍，达125亿美元。而同期制造业对美出口仅增长了20%。日本现在软产业的生产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超过日本汽车业的生产规模。

如《时代》杂志所言，新一代的追求已由国民生产总值(GNP)转向GNC（Cool——酷）。这些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年轻人，而另一方面，旧有的生产方式仍在与之竞争，如汽车产业，如用传统方式生产电讯产品的NTT。这体现了制度的惰性和惯性。

日本制度的困境与可能的变迁方向

青木昌彦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正因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而且在一个社会领域里产生的平衡与在其它领域里产生的平衡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被青木叫做“制度的互补性”。

在整体上改变制度是很难的，它是一个改变人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观念或称之为游戏规则的过程，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必须对原有的观念进行质疑。在此基础上，开始摸索新的规则。而且新规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找到的，它是在民间、政府和议会等三方面的战略性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日本的各种制度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制度的转变会更加困难。但青木看到，目前日本的制度出现了一些松动，如主银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蚀，在走下坡路，因为有了更好的融资方式，如公司内部融资、海外上市、风险投资。

此外，日本的一些公司将其制造中心向海外转移，比如向中国转移。这样，原来制度方面的一些约束因素就不那么强大了。经济的全球化，IT产业的发展，都对此产生了影响。另外，金融财务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

当然，日本的民族国家形式仍然没有变化。青木对日本政治制度的界定是官僚多元主义：利益集团、政客和官僚机构三方之间的共谋。他说这种“铁三角”起源于50年代的一些战略性产业中。到了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工人利益群体也被纳入到这个三角中来，大企业的利益也在其中得到实现。70年代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污染等迫使田中内阁将“铁三角”扩展化，从大公司扩展到其他的企业。青木之所以称之为多元主义，因为它包含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

但是，目前利益集团出现了弱化的情况。虽然自民党仍努力维护这一体制，但年轻人已觉得这难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对此不感兴趣。小泉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却受到欢迎。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党都宣称结构改革，要求弱化原有的利益集团的结构，或者摧毁原有结构。

青木认为，日本的确需要一个剧烈的改革，因为日本政府债务已经达到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GDP的150％。如果政府继续赤字财政，利息支付额像目前这样不断上升，将难以为继。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开支、扩大税基等等，但这些措施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反对，如农民、二战老兵等等。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赤字财政的成本肯定要由下一代承担，因此有接近40%的年轻人开始拒绝缴纳社会保险金。财政支付的潜在问题将造成跨代间的冲突。

如果要进行财政改革，那么必须改变目前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官僚机构、政党、利益集团、选民、纳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

日本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日本的方向是英美制度、修正的官僚多元主义模式，还是要走向另一种体制，它允许多样化的组织模式和参与者之间的竞争呢？对此日本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必须反复实验，不断摸索。青木个人认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断改变、适应新的情况。在未来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

在日本制度转型现在正在进行，是一种渐进的方式，而且转型的方向也不是特别明确。这一过程有可能将要花费一代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