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法治周末记者 宋媛媛

责编 | 马蓉蓉

近日，《2019年滨海新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出台。根据《方案》，2019年年底，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将不低于80%，全区各级公共机构垃圾强制分类覆盖率将达100%，居民社区垃圾分类覆盖率将达70%以上，全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达到20%以上。天津因而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推行垃圾分类的大城市。

然而，仅有这3个大城市还远远不够，根据2017年颁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到2020年年底，全国范围内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

这股席卷全国的垃圾分类热潮，也给垃圾处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不仅带火了不少传统再生能源企业，同时也创造出来众多的新商机和新商业模式。 

网上垃圾回收10年之痛 

“我2010年入行，也算得上垃圾处理领域的老人了。”出身于互联网行业的“80后”张曦(化名)早在10年前，就开始琢磨如何让网络更好地服务于线下日常生活。

张曦的这个想法来自于彼时市场上出现的按摩、美甲、做饭等各种预约上门服务，他觉得这种模式很“时髦”，也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但是这些服务项目张曦并不擅长。直到2009年前后，垃圾袋装化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2009年年初，张曦所在小区楼内的垃圾通道已经被封死，物业推行垃圾袋装化。这一变化，让张曦看到了商机，一下子让预约服务的模式找到了落脚点。“用户只需要将垃圾进行简单的分类，再点击程序上的预约代收，即可以下单。当时觉得代收垃圾就是捡零钱，只要肯跑腿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是，当公司成立、运行起来的时候，现实困境不断袭来，张曦和合作伙伴们才感觉困难重重。

“成本过高是个致命伤，根本没办法与废品回收站竞争。”张曦向法治周末记者说，“不但要给员工交保险，还要付出一定的监管成本，防止员工从中‘揩油’。算下来，员工外出收一趟垃圾平均花费6元，而其所收来的废品却根本不值6元。”

“互联网+垃圾代收模式流于形式也是我们一大痛点。”张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其所开发的网络程序在后来的运营过程中作用不大。

据张曦介绍，初期由于推广不利，鲜有用户下单，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而选择与商铺合作，商铺的垃圾户单价格相对较高，而且基本是能够回收利用的纸箱、塑料等物品。但是联系了几家之后，张曦逐渐发现，盯着商场、店铺的同行并不在少数，而且自己开发的APP根本用不上。“店家有了垃圾，根本不会打开APP，下订单等回复。直接一个电话，问要还是不要。你不要，有的是人要。”

在高成本、经营模式雷同等因素困扰下，张曦的公司在2017年也走向了尽头。然而，遇到难题的也并非张曦一家，不少公司也面临着高成本、低利润的难题。除了资金压力，有些企业还要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考验。

某再生资源公司负责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的公司成立于2009年，主营业务为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和利用，总部设在北京市昌平区。由于在社区投放回收箱成本巨大，一度资金周转困难，当千方百计解决了资金周转问题，又面临被“疏解”的困局。由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该企业也被列入被清出的名单。

虽然有着各种困难，但是垃圾分类热潮还是吸引了众多投资者涌入。分类、运收、分拣、处置垃圾分类的每条“赛道”上都挤满了竞争者。不过，最近的垃圾分类新政，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在垃圾处理创业失败之后，痛定思痛的张曦，决定重整队伍“继续出征”，“我认为(垃圾分类)还是可以做的，5月，我们在合肥注册了垃圾分类服务的公司”。

“我们这次锁定垃圾分类，并且要轻资产运营，搭建平台只为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张曦还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了自己另辟蹊径的一些手法。例如，在小区垃圾桶上贴二维码、雇佣热心居民、引进战略网络合作人等一些列手法，尽可能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扩大影响力，变相增加利润。希望能为再次“出征”赢得好的结果。 

刚性政策需要市场来柔化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涉及垃圾分类服务企业共有一千多家，仅2019年就有155家垃圾分类服务的企业注册成立。通过微信搜索垃圾分类关键词，关于垃圾分类的小程序已有一百多个。此外，代收垃圾近期受到热捧，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也适时推出这一服务。

互联网创业公司和创新商业模式创业者的加入，既弥补了传统环卫企业在垃圾分类服务商的缺失，又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一度发展迅猛，受到各路投资客的青睐。据21世纪等多家媒体报道，小黄狗曾在2018年拿到中植集团10.5亿元的A轮融资，数码产品回收交易平台“闪回收”去年获得小米和顺为资本近亿元的A轮融资。

“在垃圾分类行业内‘你唱罢后我登台’的竞争淘汰赛中，有了市场的参与，刚性政策更容易深入人心，有利于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蓝虹向法治周末记者说。

据报道，北京市城管委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年至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不只对单位，对个人也要明确垃圾分类的责任，且罚款不低于上海。为了避免被罚，试点城市群众纷纷恶补垃圾分类知识。有分析分析指出，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出台之初，不少民众由于对垃圾分类知识储备不足，一度对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些许恐慌心理。

“市场主体的参与让刚性的政策柔软了下来。”蓝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有的企业甚至比政府更为深入社区和边远地区。这些垃圾分类服务企业有的为社区安置分类回收箱，有的为客户提供代收垃圾服务，有的还定期进行垃圾分类公益宣传。他们不仅将垃圾分类的意识带给了群众，而且通过回收兑换物品等奖励政策，让群众从物质和精神上双重受益，将刚性政策转化为公众乐于接受的模式。”

另一方面，政府层面也乐于看到市场的参与。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赵峥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垃圾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之一，但很明显，垃圾分类处理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亟需变革。

赵峥介绍，突出问题多出现在垃圾回收阶段，目前，很多小区设置有两类垃圾桶，分别是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虽然很多市民在丢弃垃圾时进行分装，但是在环卫清运的过程中，无法做到分类运输。

赵峥举例指出，北京某区域人口倒挂问题非常突出，小区物业或者周边村镇并没有因为人口倒挂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多而预留资金，因为政府的支出有限。从而导致一些环卫公司勉强能做到垃圾的“日产日销”，更难以做到垃圾分类运送、分类处置。

“垃圾分类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后，反过来也会便利商业模式的进入，为垃圾分类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赵峥进一步指出。 

避免“路演式”创业模式 

由于垃圾处理市场在政策推动下逐渐走高，各路资本快速进入，难免会出现一些专注于模式创新的“路演”企业。

近期，法治周末记者发现，北京市朝阳区一些小区放置的某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长时间“罢工”。据了解，居民将可回收物投入这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再根据其APP的个人投放情况，在其APP商城里进行水杯、雨伞等实物的兑换。而最近，多处小区门口停放的投放箱已处于闲置、无人管理状态。有的因为无法正常投递可回收物品，甚至被小区物业拔电，暂停服务。

一位与该公司接近的业内人士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垃圾投放箱的“罢工”主要原因是其高成本的商业模式，除去铺设箱体外，有偿代收、分类处理、加工等环节的支出都非常大。另外，其领导层在获得融资后，也未能将资金妥善用于业务的可持续性开展，导致该企业处于尴尬的境地。

赵峥指出，一些公司也许并不具备垃圾处理的场地、也不做转运或者焚烧、填埋，而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角色进入到垃圾处理领域。这些企业为中上下游企业提供了较为集中和便利的服务，降低了环节中的成本。这些企业往往以重金请明星代言、甚至“贩卖”理念等强占据市场份额，目的是求得多方的投资或者合作。

“本身只是回收柜子，通过广告宣传新型理念，铺设市场，这种模式可复制性比较强。”赵峥分析指出，行业热潮期，会不断有企业复制这种模式，请更大腕的明星代言，或者讲出更为诱人的运营模式，很可能呈现出“你唱罢后我登台”的局面。但是如果想要做的长远，需要把全产业链嵌入到循环链中去，避免半途而废的悲剧。作为监管部门，也要警惕行业内的“路演”式的商业模式，以免出现恶意竞争、垄断甚至贿赂等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