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黄燎原
采访：李纯
一
2018年11月，虾米和滚石做了原创乐队大赛，这个比赛好像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宋佳（后为九连真人经纪人）觉得有几个乐队不错，给我拷了视频，说你看看吧。看到九连真人，我有点激动，真的挺好。这辈子我有个不甘心，我错过了嘻哈，我觉得不能再错过九连，我马上给宋佳打电话，“我们来做这个吧。”
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我也是客家人，但没在那边生活过，我什么也没听懂，我就挺震撼。当时脑子冒出来两个念头，一是他们带给我侯孝贤、杨德昌早期电影的感觉；二是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基本会说的一句话——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你抱着野心和无法满足的欲望，你想登上更广阔更高的舞台。
我是合作以后才找九连要的歌词，他们的表情已经足够吸引我，真的是那种劲，挺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挺浑的。你和人家说，这是一种感觉，别人会认为你敷衍。真不是，你的经历，你的阅读，你的观看，你的聆听，形成了你的感觉。
后来我想我错过嘻哈是必然，比如你很难涉及社会问题，不能涉及性，不能够有脏话，这三个在嘻哈里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莫欺少年穷》，我第一反应是Nirvana，少年心气，眼里冒着火冒着光芒的状态。
我特意让他们从广东飞来北京，在我们家楼下吃了顿饭，算是见面。三个小镇青年。我说，我决定出来帮你们做，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你们的创作不用听我的，任何事情都不用听我的，我只是建议。其实是双向选择，几个大公司也跟他们谈了，但宋佳专门为九连成立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只做他们，和你搁到大公司，弄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我和宋佳讲，我们现在不要签其他的乐队，尽心尽力做这支乐队。我觉得不会错。
2019年4月6日，我在朋友圈发了九连真人音乐分享会的邀请，请大家来免费看。我有这样的经验，比如二手玫瑰，在老百姓还不知道的时候，文化界的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并喜欢了。我最早做摇滚乐，也是首先对青年知识界进行推广。因此，这场演出并不针对媒体，是朋友场，针对圈里人，完了收集一些素材，比如各行业精英听完后的反应。
那天来了很多艺术、电影和摇滚界的人，我们想卖酒还是不卖酒，后来想别挣这酒钱了，现场的人全都免费喝福佳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相信朋友们的感觉和直觉，他们会给我指导，另外往来无白丁，这些人说话管用，对我的推广也会有用。办得仓促了，想找的空间没有地儿，人来得不够全，像宁浩要出差，徐静蕾在台湾，最可笑的是谢天笑，九点多给我打电话说，黄哥我马上到，我说，已经完了，他说哪有摇滚乐演出九点结束的，我说，我这是朋友场。
那天一是向大家推荐九连，二是我和宋佳做一个交接，宋佳跟了我十年，我想我退了，其他的事情由宋佳完成。但我会做一些连接，比如未来九连和电影，九连和文学的合作。我的优势是跨界， 我曾经想找十个第六代导演，每人给二手玫瑰拍一个MV，我一个一个都去谈了，王小帅、张元……都可以不拿钱拍，每个人都谈完了，后来忙就撂下了。当时二手没有完成的事儿，没准在九连身上可以实现。
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乐队仅仅停留在摇滚乐，是不够的，比如我做二手玫瑰，我和梁龙说，如果我们只能进入中国摇滚史，这个乐队没有意义，我犯不上费这么大劲，我还是渴望这个乐队可以进入中国文化史。
二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乐队的夏天》，“乐夏”是先找宋佳谈后海大鲨鱼，没有谈妥，然后推荐了九连。
在“乐夏”排演的过程中，我在国外，宋佳盯现场。我和宋佳说，你什么都不用管，他们现在做任何事都是对的，不需要修饰，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人成长都有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怎么着都是对的，让他们自由发挥。
当“乐夏”出现，我知道他们肯定会一战成名。我看了乐队的构成，除了九连基本都是老乐队，这么魔性的乐队，它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下就能蹦出来。
九连在北京排练，爱奇艺的人要来，宋佳希望我去，我说我不去了，不要出镜，会有各种议论。第一期投票，高晓松他们都不知道九连和我的关系。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动，特别好。
原来我们在推广中少了电视媒体，挺费劲的，现在有网络，自由多了。他们没有节目也会火，但是时间会比较长，怎么着得费个几年，感谢综艺节目，让时间变快了。但是现在综艺节目来得特别多，我和宋佳说，你得好好把关，不要超出乐队的应对能力，耍人的节目我们不参加。
现在邀约太多，我们的策略是8000人以下的场子暂时不演。我和他们说，钱不着急挣，先铺音乐节。很多企业来邀请，收费比音乐节高很多，我们不接，还有品牌谈代言，不是大品牌也不接。我提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可以，没有急功近利，就OK。
昨天我们讨论，宋佳说要不要憋着，直接开工体——成立两年的乐队进工体是一个记录。我说这个记录没有意义，能说明什么呢？现在九连没有进工体的必要，一是歌曲不够，二是，工体不是你站在上面演出就完了。不要去抢那个记录，现在不是时机。暂时也不做巡演，乐队没有准备好，七八首歌唱不了多长时间。我倒是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年底争取让九连上个跨年，类似于迷笛或者草莓的音乐节跨年。
除了宣传，乐队的创作很重要，不光是为了唱片，如果歌不够，你开不了专场，没法做巡演，所以一切以创作为第一。
目前九连有八首歌，其中为“乐夏”创作了一首，他们保留一年的版权，所以第一张专辑不能用，还有一首歌他们不满意，一张专辑应该有十首，还差三首。大家都在议论，是不是要唱普通话，但是我和阿龙商量，第一张专辑不出普通话的歌曲，因为原有的创作没有，没有必要迎合市场。
他们是一夜成名，就一个晚上。乐队主要看阿龙的状态，阿麦属于很嗨很开心，万里属于老大哥，定海神针，比较稳。阿龙负责创作，负责歌曲的编配，所以对这支乐队来说，如何让阿龙调整好心态是最重要的。
我说，如果没有意外，你们会选择辞职吗？两人都说，坚决不会。阿龙说了一句话：上班对创作有好处。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来到大城市，但不那么快，可能更好，最酷的可能是一辈子在那儿教书，周末出去演出。
阿龙作为主唱有点淡化了他吉他手的身份，不是说他弹得有多好，他的琴真的任何一个人弹不出来，有魔性。他和梁龙很像，在生活中和在舞台上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阿龙说，他有很多实验性的想法。我说，没问题，你怎么想就怎么做。网上说九连占了客家话的便宜，我说怎么可能占便宜，方言是一个弱势，后来又说老不唱普通话，大家就疲惫了。这些人是听歌词，不是听音乐。
一夜成名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是心理上的影响，他们会介意别人的评价，但是你说网络是什么呢？什么人都有。他们只要能扛住批评，甚至谩骂，这支乐队就没有问题。
我会给他们做一些经验性的提示，我说，你们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多看看书，亲人朋友有可能背叛你，只有书不会。他们不属于文青，他们是小镇青年，劲儿特别足，这个劲你根本拿不出来，这特别可贵。我相信阿龙以后会变得更宽阔。我能感觉到这个小伙子后劲很足，他话不多，他想问题多。阿龙可以因为朋友的召唤辞掉大城市的工作，毅然回到小镇，结婚生孩子，现在又做乐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三
有人说，张培仁把唐朝从无名的穷人变成有名的穷人，我把唐朝从有名的穷人变成有名的富人。
1999年，丁武说老黄你来做我们经纪人，我说我没做过，他说你肯定行，你认识人多，你带着我们演出，帮我们联系。
当时唐朝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乐队，在青年知识界已经有了名声。但实际你真正带唐朝，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乐队，可供你宣传供你利用的东西太少了，只能靠口碑。中国摇滚乐早期的发展都是靠口碑，靠熟人。朋友在海南开了一个夜总会，让我们演三场，我们就飞海南。我找了所有的熟人，找电台，过去的女朋友，能想到的都找了一下。第一年，我们做了50多场演出，一场能挣两三万，在那个年代是个奇迹。
后来丁大（丁武）都上五星级酒店喝咖啡，已经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创作没有跟上，没有新专辑，我能干的事儿就比较少。在唐朝我有一点挫败感，我设计的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唐朝是一支伟大的乐队，我甘心为它服务，只是后期我想离开了，我和丁大说，我想出国追我女朋友，我就不做了。
我一生都要做幕后，我有很多想法，有艺术家说黄老师你做，我说我不能做，我们做幕后的人要甘于做幕后。
做唐朝的时候我有新鲜感，当我做二手玫瑰，我开始有使命感。
2000年，子曰乐队的主唱秋野说，老黄你来看一个乐队，这乐队太好了。子曰是个挺好玩的乐队，既然秋野这么说，我有兴趣看一看。第一次看二手，梁龙油头粉面，弄成女装，太好玩太有意思了。最开始打动我的是他们开演之前的流水词，歌和歌之间又有一段流水词，“无论你是南来的，北往的，鸡西的，鹤岗的……”
二手和九连都是草根乐队，和民间音乐有关系，又不完全是民间的。梁龙运用了东北元素，但他脱离了东北才变成现在的梁龙，否则就成了网上的流行歌。一开始梁龙没钱，演出很土，但隐藏不住机锋。我不喜欢全是大白话在针砭时弊，很乏味很无聊，我喜欢梁龙的方式，挠你的痒痒，拿小针扎你，持续可以回味。二手结合了当代艺术和摇滚乐，包括民间的口头文学，是一个丰富的乐队，在中国找不着第二个。
那次演出之后，梁龙找我，说请我吃个饭。那天下午我一直说我不做经纪人。我刚不做唐朝，觉得有点累，而且我在谈恋爱，谈得挺认真，最后喝多了，我说还是我来。那时候梁龙真年轻，挺像现在的阿龙，他们都有点少年老成，比同龄人成熟。2000年，梁龙23岁，我35岁。
二手经历了很多磨难。首先，别人说这个乐队不男不女，妖里妖气，不正经，在二手发展的后期，媒体开始允许报道摇滚乐，但二手不行，媒体觉得乐队的歌有问题，梁龙化妆也是问题。此外，对我们的演出审查特别严。
2003年，我们在北京展览馆开演唱会，文化局说二手玫瑰为什么要化妆？我说，因为它继承了中国戏曲的表演方式。
2013年，我们在工体开演唱会，领导说，不许骂人不许说脏话。我和梁龙说，上半场压着点，我给你盯着，如果领导走了，我过来告诉你。工体上半场梁龙快憋坏了，不知道该怎么演。领导听了小半场走了，我马上和梁龙说，“来吧”，下半场完全不一样。那场演出没有负面新闻，都说特别好，只有个别人说，上下半场好像不是一个人。关键领导走了，他留了眼线，让我第二天去办公室。我说，对不起，我出国了，两个月以后回来再聊。我真出国了，我去欧洲玩了。
二手演出中的串词是它的精华，在串词中梁龙会开玩笑，比如性，比如社会问题，一个举重若轻的做法，没有串词，二手就失去了魅力。梁龙像个预言家，很早写了“让中国的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原来摇滚乐不注重舞美，二手在摇滚乐舞台引入了舞美的概念，我们的现场有装置，有绘画，和艺术家合作Video，我找皮三给他们免费拍MV，衣服也是，演出服演够几场就会换。
二手不是插科打诨的乐队，二手是有良知的乐队。有一次在韩国釜山演出，我们俩在聊，梁龙说我正在写一首《白花》，是给昂山素季的。
四
二手是一场一场演出来的，歌也是一点一点红出来的。
对于二手，我们有一些小的规划，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钱，每次涨价都是我提的，还有如何更加舞台化，二手是一个重视觉的乐队，每段时间都会创造一种氛围，最开始是“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后来是“青山依旧在，二手玫瑰红”，演出前喊“青山依旧在”，所有歌迷都喊，“二手玫瑰红”，现场效果特别好。
2003年，我策划二手玫瑰在北展做专场演出。北展是一个标志，之前只有崔健进过北展，好多乐队羡慕，怎么刚成立的一个乐队就一下进北展了？当时推广的点就是一个新乐队进北展，到底二手玫瑰是什么妖精？二手玫瑰的定位是“中国最妖娆的摇滚乐队”，这个词是乔小刀想的。
其实是二手拉到了赞助，梁龙朋友的朋友，东北人，弄了一款酒，做了一款二手玫瑰酒，如果没有赞助做不了。当时北展是最大的剧场，有2763个座位，卖了一半多，加上送的票房，场子是满的。开场先录了视频，在我家录的，我坐着一本正经地念关于摇滚乐的东西，整场演出从video到服装、道具，像一台大戏，中间有很仙的全部白色冷调的服装，结束时请了广场舞大妈上台，敲锣打鼓从四周出来，从观众席开始唱。在圈里反映特别好。
演完北展，二手几乎拿到了当年所有的摇滚乐奖项。老天开了玩笑，在我们最好的时间来了“非典”，所有活动停止，我只能和梁龙对着喝酒。“非典”过去，二手的劲儿也过去了。之后的一段时间演出市场很差，跌入低潮，我不太做二手了，开始筹备画廊。2006年，二手短暂地和大国文化有一个签约期，出了第二张专辑，大国做这张专辑投入很大，大约花了100万，做完就完了，没有推广，那张专辑无声无息。等画廊走入正轨，我们俩又开始合作。
到2007、2008年，放宽了一点，我们开始巡演，站数不多，不像痛仰，痛仰上下半年各有一次大巡演，一年有50站到70站，二手是小规模的巡演，一年十几站。但是巡演的票房很好，都可以卖满，基本上线几分钟票就没了。
我们很早就开始设计周边，比如说扇子，小花布，手机壳。我在音乐节看到谁打了一面旗，我说咱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有号召力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做扇子。二手的歌迷最特别，红红绿绿的，我们还纠正手势，不用摇滚乐的手势，做了一个自己的手势。
二手还做了“二手村”，像二手村宁波分舵，二手村沈阳分舵，只要去就有一批骨干人员，花花绿绿地站出来，只要有二手就有二手村民。梁龙上台讲一些话，这些话马上在圈里变成流行语。我觉得二手成了。
2012年，二手十二周年演唱会，在糖果演出，卖了两千多张票，卖爆了，我和梁龙说，明年我们进工体。
进工体不是很顺利。我们很早报批，今天交这个明天交那个，一直没过。临开演前14天，突然批了。因为所有工作都压在批文这儿，每天如坐针毡，批下来反而傻了。我们开会，说到底做还是不做，最后还是做。我翻遍了电话本，把所有人合到一起，齐心协力做了很迅速的推广，崔健、白岩松、田震、徐峥……让他们转发微博，每个人都很给面子，满微博全是二手，短时间迸发了特别大的力量。
和当代艺术的联姻对二手玫瑰启发很大。我的画廊给梁龙做过展览，梁龙在他老婆的画廊也做过，梁龙有几个好朋友，东北的做当代艺术的，他经常和他们一起探讨。2013年，我找了张晓刚给二手做专辑封面，就是《一枝独秀》。张晓刚的漫画画得特别好，而且国际上艺术家和摇滚乐队的合作非常多。封套里边加了很多纸做的玫瑰花，我预想粗糙的人会把它扔了，但是特别珍惜的人会留着。
梁龙是一个有舞台魅力的主唱。我和梁龙都有兰花指，拿杯子我会把小指头翘起来，我太太经常嘲笑我。梁龙有种天生的妖娆，他发现了这一点。但是最早的时候没有钱，用劣质化妆品，对梁龙的脸部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梁龙创造了新的表演形式，一种属于二手玫瑰的呈现方式。大多数摇滚乐队没有创造出自己演出的方式，或者呈现某个文化面貌。二手占了一个便宜，它的表面形态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怎么着都行，所以二手干什么事儿都是对的，一个摇滚乐队不应该做的、出格的、不可思议的事它都可以做。二手可以用任何高雅或庸俗的东西，只要二手用了，别人就会认为它“很二手”，是被二手调教过的，是幽默的，反讽的。这是二手玫瑰所建立的独一无二的气场。这个场域无限得大。
无论在不在乐队，我生为二手人，死为二手鬼，我对二手的感情很深厚。
五
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是我做得最成功的一次音乐节。贺兰山有个房地产商，要和中国十二个艺术家合作，做十二个房子，我和这帮艺术家关系都挺好。艺术家说，这么大个地儿，让老黄来做音乐节多好，开发商的老总在澳大利亚看过音乐节，说这事儿行。艺术家给我打电话，说老黄你飞一趟，我就飞过去，我们俩喝了几杯酒，这事儿就成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做“百团大战”，找一百个摇滚乐队来演出，但是人马太多，最后回归到易于操作的“歌唱的中国摇滚史”。所有成名的乐队都参加了，新乐队是二手玫瑰和左小祖咒，成名人物只有两个人没有参加我的音乐节，一个是窦唯，一个是臧天朔。
贺兰山全是我一个人在干，机票都自己定，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么多人叫这么可笑的名字，张楚叫张红兵，最可笑的是牛志强，谁叫牛志强？秋野。挺乐。摇滚乐队定机票最头疼，这些人很散漫，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航班都没了，订房间也是，谁跟谁一个房间，谁不能跟谁一个房间……贺兰山请了18支乐队，对我来说挺崩溃的。
何勇和张楚算是复出，何勇上台哆嗦紧张，张楚上台跑调，张楚下来特别地激动说，“燎原你看，我都走调了，怎么大家还欢呼啊？”黑豹最后上台，“今天是我们人最多的一场，主办方告诉我们有4万多人来到了现场。”我做贺兰山之前，除了崔健可能有演出，大部分乐队基本没有。
贺兰山有几个有意思的事儿。一是我实地看场地，那土走一步拨一步，这怎么演？我问当地人，这地儿种什么东西最快？我想象的是种高粱，因为张艺谋拍《红高粱》是自己种的高粱，结果他们说，种小麦，比草要长得快。我们就找人提前两个月在野地种小麦，到音乐节，小麦正好长到草一样高，形成固土的作用。二是演出灯光一打，几十万只蚊子就来了，我找老板说这事儿得解决，老板太狂了，直接找飞机撒药，那个药可以进入地下三尺，蚊子基本灭绝了。开演前一天，发现没有批文，我完全是蒙的，找政府，政府已经休假了，最后找到一领导，叫管批文的在舞台下边给我们盖章。我很感谢主办方，我的要求他都帮我解决，真是奇迹。
所有媒体都给了巨大的版面，一支一支的乐队介绍，变成周末去旅行的感觉。票价卖得很贵，150元一天，套票三天380元。我提前十天去贺兰山准备，那时没有网上预订，才卖了一千张票，演出头一天，太感人了，全都是外地车，上边挂着摇滚不死的旗帜，每个人像过节一样欢呼，我哭得稀里哗啦。李志不是写说，看了这个他决定做音乐的吗？
六
何勇是我带的所有乐队里边，我最紧张的一个。
1988年，我和何勇认识，我们经常一块喝酒，有段时间窦唯也和我们一块喝酒。有一次在华侨大厦的酒吧，我、罗琦、何勇，何勇说：“老黄你说我多难，我要想做成一个事儿，我左边是崔健，右边是王朔，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
2015年左右，何勇进去了一段时间，是我接他出来的。出来以后，他爸说他和你在一起，我们放心，何勇说老黄你带我，别人我不信。何勇的性格是极端的叛逆和反抗，他说什么，你得说“对，就这样”，不能呛着和他说话。第一场演迷笛，他头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老黄我觉得迷笛对咱不公平，咱不演了。我说，你说得对，别演了。第二天我去现场，他给我打电话，说老黄你在哪？我说我快到了，他说我也快到了。如果你和他说，不行，你必须得演，第二天他肯定不去。
没办法，他就这么一个人。
那段时间何勇一直在吃药，发胖，他说要锻炼减肥，我说你顺其自然，因为你生病了。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经常走神发呆，我和他的医生谈，我说，用药太多影响演出效果，何勇兴奋不起来。但没有减量，我不敢。何勇说，老黄你说我上台之前喝不喝，如果我不喝酒，我上台没状态，喝了酒，我怕到时候收不住。我说，你就喝一点酒，他说，你说得对。上台之前我给他准备一点威士忌，给他倒一杯，我说你就这么着。但有的时候他又把瓶子拿上去，我就有点紧张，看差不多，我上台把瓶子拿走。演一半，我酒呢？我说，你喝差不多行了。他说，你觉得我状态行？我说，行，现在特别好。他需要有人不断地肯定他。
很多乐队找我做经纪人，比如张楚要和我合作，何勇说，老黄你已经有我这么一个病人，再来一个病人，你受得了吗？有一个和二手同级别的乐队找我，我想如果我做这个乐队，梁龙会不开心，就没有做。梁龙说，哥，真是感谢，喝一杯。
所有乐队中梁龙是最好沟通的。梁龙在乐队有绝对的权威，我不直接和乐队交流，所有的事由梁龙去谈。乐队的所有事儿我们两个协商决定，二手玫瑰发言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梁龙，其他人不能发言，我担心东说一个西说一个，把我推广的思路弄坏了。另外，我会调整每一个人拿钱的比例，比如谁今天有问题，我建议扣钱，不然不长记性，比如谁随地吐痰，我说随地吐痰三次，可以有离队的处罚。我常常说，我们要做正面的事情，不能吸毒，不能耽误团队。
从唐朝开始，我形成了公积金制度，我把这个制度也带到了二手。每一次挣完钱，留一个百分比的公积金，最开始是10%，后来缩减到6%。主要用于吃饭，服装，舞美，请助手。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钱到个人的兜里，再让个人拿钱，会觉得不舒服。我不知道别的乐队是不是这样，我们实行了很长时间，公积金可以做很多事。
七
我和好多艺术家一块成长，他们的作品特别好，但没有人看到，2004年，我办了一间画廊想帮助他们，没想到画廊做火了。大家会说，哪个行业好黄燎原做哪个行业。实际上我做摇滚乐，是摇滚乐处于最边缘的时候，我做画廊，中国没有中国人开的当代艺术画廊。我一直觉得我是个见异思迁的人，后来我自己一想，我挺长性，画廊做了15年，摇滚乐做了30年，写作也没停止。
近十年我基本在国内待八个月，国外四个月。这两年开始，国外的时间加长，在国外，我可以放空，没有人打扰你，不像在这儿，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我和我太太每天起床以后，吃早饭，看会儿街舞、嘻哈或者“乐夏”，吃完早饭，进入我们的读书时间，一直看到晚饭，晚饭吃完以后，进入我们的电影时间。有的下午，我写小说。
在那边，英国古典文学中的情境一下子出现在你身边，那种感染力特别大。我坐在我的花园，看着林檎树，知更鸟，特别想写东西，但你觉得写任何东西都是多余。我们住在南加州，离旧金山很近，我会浮想联翩，想象垮掉派在西海岸，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垮掉派，想着想着，我想不行，我得开车去一趟。
我现在热衷于做诗歌试验，写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副词去形容词，打乱结构，把写完的汉语搁到百度翻成英语，再用谷歌翻回来，看看有什么变化，别人看很普通，其实我想得特别多。
那天我和徐静蕾聊，我们俩现在都不愿意认识新的人，不想社交。在今年之前，我已经有三年不做采访。今年画廊15周年，美术圈的采访我做了几个，然后是九连。
现在好多人找九连做电影音乐，有个新导演也是广东河源人，我问宁浩，宁浩说不错，是有才华的新导演，我说可以考虑合作。但有个娱乐明星找来，我就不考虑，这个人他怎么可能做出好电影，也许我错了，但我觉得一个摇滚乐队，要珍惜羽毛。我不反对商业化，而且我是中国摇滚乐商业化的急先锋，但我不想把它当成玩笑，在我心目中，摇滚乐是个神圣的东西。
—— 完——
题图为2019年，黄燎原在美国Chatham小镇的电影院。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