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3岁的我阅读了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部里程碑式的青少年研究著作出版于1928年，六十年代被再版为95美分一本的小册子，供反文化一代阅读。这本书提供了关于该如何成为一名少女的想象。我可以成为封面上那个风情万种的年轻女子，她身穿红色围裙，发间有一朵鲜花——她自由、无所畏惧且轻松愉快，尤其是在性爱上。这本小册子也提供了该如何成为一名知识女性的构想。戴着标志性的斗篷、拄着手杖的米德是举世闻名的人类学家。当然，在那个事后吞下避孕药的辉煌时代，我成长为了一位自由、无畏、敢于在性事上冒险的女孩。我也轻松又自然地成长，最终成为一名科学家兼作家。想象成真了——小册子中的可能性是真的。

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吗？在反性骚扰运动到来之时，我反省自己是否只是将嬉皮文化中的威胁、轻蔑与厌女情节有意识地忽略掉了。我真的逃离了学术圈性别歧视了吗？我可以轻松地找出一些与我的过去叙述相悖的时刻，即使当时的我毫不在意（比如，我那激进左翼的导师告诉我，女人不可能进入哲学系任职，因为她们会让人分心）。如果我尚未理解自己面对的经历和文化，米德又是怎么理解萨摩亚女孩的经历和文化的呢？这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人类学的课题似乎总是研究那些与人类学家迥然不同的人群。这样的课题是可能的吗？它们有价值吗？

在《高空之神：二十世纪的叛逆人类学家如何重新塑造种族、性别和性别》（Gods of the Upper Air: How a Circle of Renegade Anthropologists Reinvented Race, Sex, and Gend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和政府专业教授查尔斯·金深刻地思考了人类学的这些问题，并以非常易读和娱乐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这本书是上世纪之交人类学创始人的联合传记：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他蜚声海外的女学生，尤其是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和玛格丽特·米德。

博厄斯是1858年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德国犹太人，他比他的学生年长一辈（脸上还有在海德堡大学决斗时留下的骇人伤痕）。他是一名开拓性的探险家——25岁时，他航行到巴芬岛，记录了因纽特人的生活。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老师。同时他也非常敏感，脾气暴躁，痴迷于收集事实。比博厄斯年轻29岁的本尼迪克特是这群人中最深邃的思想家：她的《文化模式》一书至今仍然是人类学的重要文本。她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物，也许是因为20世纪初女同性恋大学教授的生活需要一定程度的模糊处理。赫斯顿的故事则既引人入胜又让人心碎。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名知识女性是很困难的，而成为一名黑人知识女性则难上加难。赫斯顿于1960年去世，享年69岁，死时无人问津，身无分文。几十年后，她的工作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在金的书中，玛格丽特·米德是魅力的焦点，她生前也是如此，虽然她从未获得终身教职，而且她身体瘦小、弱不禁风——一支时髦的手杖是她的必需品。米德去萨摩亚的时候只有23岁，也只是个少女而已。虽然已经结婚两年，她还是乘长途火车前往西海岸，在那里开始乘船旅行。她与她的老师鲁思·本尼迪克特讨论问题，并向她表达了热情的爱。在漫长的回程中，她又与雷奥·福群（Reo Fortune）讨论问题并向他表白，于是福群成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在接下来的一次旅行中，她遇到了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轮船的蒸汽里共同度过了几个月后，贝特森成为了她的第三任丈夫——从字面上和比喻上来说都是如此。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贝特森与福群和她住在同一间小屋。在此期间，米德给本尼迪克特写了长长的分析信，试图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对米德来说，性和思考是不可分割的。

对浪漫的好奇让读者们难以抵挡阅读的诱惑，浪漫也是该书的中心论点。人类学家创造了一个革命性的新观念，他们称之为“文化相对论”。这句话有点误导性，因为它暗示着真相无处可寻。但博厄斯和他的学生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所有社会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问题——爱情和死亡、工作和孩子、等级制度和社区，但不同的社会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它们，这些方法都是有价值的。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方法。

性与社会性别、自主权与嫉妒、冒险与承诺、身份与吸引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米德、本尼迪克特和赫斯顿等年轻女性的真实写照。20世纪60年代是个文化分水岭，但与1920年代女性的青春十年相比，这个时期就相形见绌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人的性格在1910年12月左右发生了变化，你可以在这些故事中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回响。

观察其他文化如何解决这些困境是一种扩展自身文化可能性的方式。萨摩亚的文化实际上比米德在书中所描绘的更加复杂和矛盾。但她的核心理念是正确的：在其他地方，人们能走上更好的青春道路，而不像美国这般痛苦压抑。

读到关于米德和她的恋人的故事时，你会不禁感叹聪明的年轻女性是如何重蹈覆辙，为了理解性而付出努力，但最后还是反复陷入悲喜交加的绝望。无论主角是19世纪20年代的玛丽·雪莱、20世纪20年代的玛格丽特·米德，还是今天的多角恋者，都是如此。你也忍不住评价那些站在三角恋高潮的人们——米德一次次地发现自己身处这种境遇——最后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多角恋是自然本能，嫉妒则是文化性的——但三角恋的另外两角则很可能持相反的观点。

从广义上说，女权主义的历史在自由主义和清教徒的冲动间摇摆。一百年前，另一位在美国本土附近开展项目的伟大女权主义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了青少年乡村女孩是如何成年的。但简·奥斯汀得出的结论是，抵抗男性的压力和诱惑是一条通往赋权的道路，这种观点可能比米德在棕榈树下的自由恋爱更能引起共鸣。

但钟摆效应并不意味着改变不曾发生，或文化延伸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不知道我的孙女能不能理解性，但比起雪莉、奥斯汀和米德，她肯定更胜一筹）。米德和本尼迪克特都没能完全预见到20世纪文化转型的最佳案例。她们指出同性恋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却因此备受抨击，其他人类学家也向她们开火。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也是博厄斯的得意门生（米德的另一位前任），他认为同性恋不仅是不自然的，而且是病态的。

本尼迪克特是玛格丽特·米德早年生活中最稳定、最令人满意的爱情，另一位人类学家罗达·梅特勒（Rhoda Métraux）则是陪伴了米德20多年的伴侣。然而，这些无所畏惧、咄咄逼人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未公开表明自己是双性恋或女同性恋。即使在我阅读《萨摩亚人的成年》的20世纪60年代，与另一个女人的浪漫爱情仍然远远超出了我个人的可能性领域——35年后，我才发现了这个事实。

在2019年，我们可以轻松地想象米德和本尼迪克特踏入了幸福的学者婚姻，住进大房子，有儿有女，有猫有狗。在1919年，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些人类学家展示了性模式和期待的多元性和多变性，并助力两性之外的婚姻成为现实。

文化这个词的存在，以及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们可以向他人学习的理念，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金提到，在那个科学家将人分为野蛮人、夷人和文明人，且四分之三的美国大学都提供优生学课程的时代，这些概念是革命性的。在20世纪20年代，正如金所生动描绘的那样，基于生物学的种族、民族和性别优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科学的、现代的和进步的（今天在某些方面依旧如此）。当纳粹想找到支持种族歧视的科学案例时，当一个政府想将种族区分写入法律时，他们都会把目光转向美国。

博厄斯英勇地领导了反对种族伪科学的论战，他的学生们追随他的步伐，将学术工作与公共行动结合起来。赫斯顿本人就是这些工作的写照，她是哥伦比亚大学非裔美籍女研究生。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也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和中期与民粹主义仇外势力作斗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战争结束后，本尼迪克特的名作《菊与刀》是对抗仇日偏见的鲜明尝试。

20世纪末，人类学经历了一场智力和道德危机。后现代主义的恶毒影响发挥了作用，它实际上一直提倡深刻的相对主义。然而，这场危机也是对一个真问题的恰当反应——一个文化的特权成员纷纷降落在其他文化中饱受威胁和压迫的地方，研究他们的成员，结果彻底瘫痪。如果出于政治和哲学层面的原因，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无法彼此评价，那凭什么人类学就能评价呢？

另一种反向发展也让人类学问题重重。20世纪后期，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否认了文化差异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性。米德的作品遭到攻击，在今天看来，那些攻击是出于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和意识形态动机，诽谤她捏造数据的不公言论至今仍然在公众想象中徘徊。米德自己也承认，她的方法不如后来的人类学家严谨——她和其他学科先驱一直都在为此做出弥补——但她对萨摩亚的观察毫无疑问是真诚且准确的。

最近，人类学通过与其他学科互动而复兴。受进化生物学的启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莎拉·赫尔迪（Sarah Hrdy）等行为生态学家研究了基本的生物学必要性——例如，儿童保育——在不同的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受认知科学的启发，伦敦经济学院的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等认知人类学家研究了不同文化中关于亲情和死亡的直觉理论是如何发展的。斯坦福大学的T·M·鲁曼（T. M. Luhrmann）和其他宗教人类学家研究了不同的心灵文化模型是如何配置宗教体验的（女性在该领域仍然非常突出——这都是学科先驱者的重要遗产）。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开始意识到研究超越所谓的“诡异”（WEIRD，由在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四个英语词汇的开头首字母组成）文化的必要性。

我们的生物学和文化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新思想拯救了人类学先驱们的愿望。生物学和文化、先天和后天之间的旧界限被证明是无效的。在今天，真相已经很明显：文化是我们的本性，变革的能力是我们最重要的天生特质。人类在想象人类和世界可能出现的新方式方面具有独特的生物学天赋，并将这些新的可能性传递给下一代。人类的想象力和文化转型齐头并进。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当前最重要的一些工作着眼于允许文化传播和跨代改变的机制。儿童的大脑在生物学上适应创新，并向长辈学习，特别是处于文化变革最前沿的青少年。米德对童年和青春期的关注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先见之明。

萨摩亚的女孩告诉米德，她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成长为一名女性。米德的书告诉了我其他可能性的存在。早期的人类学家让我们意识到，成为人类的方式有很多。

本文作者Alison Gopnik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与心理学教授，著作包括《摇篮里的科学家》《园丁与木匠》

（翻译：冷君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