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发自卢布尔雅那
编辑 | 崔宇
一
一国因一人而闻名——今天的人们已经甚少再听到这样的故事了——但中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却似乎是个例外。
这个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前社会主义小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以来，便几乎再没被世界舞台的镁光灯宠幸过。以至于当梅拉尼娅·特朗普——一位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模特——成为美利坚第一夫人时，国际媒体费了些劲才在地图上找准它的位置。
但在过去二十几年间的西方思想界里，仅有200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却是个振聋发聩的存在。仅需凭借这一点：它孕育了齐泽克，当代极具魅力又极富争议的学术鬼才、思想大师。
在到访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之前，我曾在欧洲一些城市的集会上远远瞻望过齐泽克。最近一次是在伦敦，会场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想听他讲对脱欧的高见、抑或只是求张合影。每次集会谈论的主题和他口无遮拦的黄段子都不太一样，唯一不变的似乎只有他的穿搭——永远不合身的T恤，掉了色的牛仔裤——以及一定会因为他的滔滔不绝而延时的Q&A环节。
想用几句话就总结出齐泽克特质的尝试往往是徒劳的。自上世纪90年代初在学界横空出世以来，他身上的标签与他打破的框架几乎一样多。
“西方最危险的哲学家”、“文艺理论界的猫王”、“乔姆斯基与lady gaga的合体”……他行走在这些名头带来的大众注视中，既游刃有余又充满不屑。他把拉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铸成理论的武器，见缝插针地解构时下热点——从特朗普当选、到权游大结局——他几乎无所不包。他的文章被译成中文的频率，在当代西方思想家里恐怕也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顶礼膜拜，也有人嗤之以鼻。“他看上去像个不苟言笑的左翼知识分子……但事实上，他不就是个喜剧演员吗？”《纽约客》这样评价道。乔姆斯基也尖锐地指出，齐泽克只是“善于兜售复杂的词汇……但其实道理不用五分钟就可以说清楚”。在中国，还有一种来自知识界的声音认为，齐泽克的思想对欧美社会也许尚还有些启发，但对当下的中国毫无意义。
一位当世狂人哲学家，集宠爱与争议于一身，这对任何一名致力于观察这个时代的记者来说，吸引力都是不言而喻的。经一位友人搭线，我向不久前刚迈入七十岁的齐泽克发出了采访邀请。三天后收到他的回信，来吧。
“不过我在卢布尔雅那没有办公室……要拍视频的话，也许可以在我家客厅里？”他不忘叮嘱，“但不要期待太高，我就是一个疲惫的老男人（an old and tired man）。”
二
初夏午后的两点五十七分，我们按响了齐泽克公寓的门铃。会面定在了三点，一个此前的报道曾提到过，他喜欢访客早到个两三分钟。
公寓坐落在卢布尔雅那城区的一隅，一座方方正正的灰色建筑，是这个国家短暂的社会主义时期留下的遗产。但在钢筋水泥之外，又透出与周围的格格不入——城区其余的部分大都还保留着中世纪小镇精致的青顶红墙，河谷环抱的卢布尔雅那，倒更像是哈布斯堡王朝踩在当代的一个脚印。
齐泽克打开院门的时候，眉眼有些惺忪，像是午觉刚醒。他两鬓斑白，胡茬浓密，依旧T恤搭配牛仔裤。但与公开场合里魁梧健硕、咄咄逼人的“野兽形象”不太一样：近距离站着的齐泽克，就是个身型中等、有些微驼、絮絮叨叨的老人。
“你是坐亚德里亚航空来的吗？那你得当心了，它们要破产了，这两天斯洛文尼亚的大新闻。”他的英文里裹挟的斯拉夫口音是如此浓重，让你差点忘了他能熟练使用至少四门外语的事实。
语流间的短暂沉默似乎会让齐泽克感到难以忍受，他的句子之间几乎不留空白。“太热了。卢布尔雅那这几年热得让人抓狂。我受不了热，我最喜欢的欧洲国家是冰岛。那儿有很多火山，死火山，形而上学意义的火山！那儿还有个蓝湖……好吧，它是人工的。但所有我们觉得美好的自然都是人工的，不是吗？”
见面之后的五分钟内，他就已经从航空公司的丑闻聊到了他在金融危机后购入的房产。仿佛不能自控，他每隔几秒就要用手迅速地搓一下鼻子，不少人因此认为他是个“瘾君子”。
“你住哪个酒店来着？”他询问我，但却并没有真的要我回答的意思，紧接着，“卢布尔雅那现在的物价哟，贵得不行。我有些傲慢的美国朋友过来玩，哇，你们斯洛文尼亚竟然没有四美元的午餐，东欧国家不都该很便宜吗？我就说，你们这些种族主义者。”
齐泽克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分析的日常细节。与斯洛文尼亚有关的刻板印象是常被他嘲笑的对象。
他招呼我们喝东西，把一种斯洛文尼亚自产的可乐推到面前，“这就是我们给可口可乐的社会主义式回答！”他给自己满上半杯可乐，“那个时候嘛，为了抵制美国，许多共产主义国家都想造自己的可乐。中国有没有？但反正东欧的这些牌子大多数都垮了，只有斯洛文尼亚的活了下来。你看，它的包装是英文的，不是它有多国际化，只是为了在卖给我们自己民众时显得高端一点。”
“朋友”是他口中的高频词，也是常被他冒犯的对象。可以精准地激怒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甚至对此很得意。
“阿姆斯特丹根本就是为了作家而建的！在运河区，去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走的！我跟我的荷兰朋友说，啊，你们那儿真有美感——只要不去想运河的脏水里埋了多少辆生锈的自行车。”听说我在荷兰与比利时住过，他迫不及待地打起了“地图炮”。
“为了激怒我的比利时朋友，我说，你们这个只有恋童癖和巧克力的地方，干嘛不让荷兰跟法国把你们瓜分了呢？”
三
在中国，齐泽克也有一些“朋友”。
他们向他推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逸闻，他都照单全收。和他所喜爱的王尔德一样，齐泽克“对鸡毛蒜皮的事十分上心，对严肃的事则轻率处理”。眼下，一位中国记者的到访，似乎为他提供了一个确认小道消息、分享花边新闻的绝佳机会。
“我的中国朋友说，现在有列从北京到西藏的火车，要坐四天，从平原开到四千米的高原上。你也听说了吗？那简直是我的梦想！完全不是浪费时间！我喜欢在火车上工作，累了就看风景。”
“明年我会跟我儿子去澳门！他想去赌场里玩一把，而我喜欢那些人造痕迹明显的城市。澳门有个赌城完全是照威尼斯来建的？我还听说中国现在不让建这种有西方名字的东西了，真有这回事吗？”
“我去年去了南京，那儿有个大学。听说北京的文化氛围更活跃一些。在有些城市，人们只关心商业，没人关心哲学。”
他还聊起南北差异。“我喜欢有地域差异的国度！”他说，“我特别想去中国东北，以前看过一些在那里拍摄的侦探电影。”但很快就扯到他感兴趣的黄段子上。“你来自中国南方？我听说在中国，南方人更喜欢讲黄段子，北方人比较高冷。是真的吗？”
他聊起鸦片战争，“中国的皇帝不让英国输出鸦片，英国就发动了战争。太糟糕了。我就去跟我的墨西哥朋友说，照这个道理，你们也该跟美国宣战，对不对？”
他给我们展示了书架上的《三体》全集，“我读完了第一本，简直太喜欢他了！他的名字怎么念来着？刘慈欣… 哦对，中国人的姓放在前头。我听说他的电影拍好了但是没有上映，是怎么回事？”
他的书架里还贴满了全世界各地搜集来的碟片。他看过许多张艺谋的电影，认为《英雄》“比好莱坞制作的还棒”。不过，中国的电影导演里他最喜欢的还是贾樟柯。
四
架上摄像机，戴好麦克风——镁光灯下活跃了几十年的齐泽克，对这个流程显得轻车熟路。
唯一让他略微不自在的，是没能坐在他心爱的沙发椅上。同行的摄像师遗憾地告诉他，沙发椅太矮光线不好。他没再坚持，配合地换了一张高度适中的木椅。
采访的开端，从三十年前的柏林墙倒塌聊起，那正是齐泽克凭借《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惊艳学界的年份。
上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思想界面临着“双重终结”：政治上，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告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全面胜利；哲学上，后结构主义方兴未艾，“小叙事”和“边缘话语”开始繁荣，有关宏大问题的探讨已不再必要。齐泽克在此时横空出世，他犀利地指出，需要回归宏大叙事，需要回归宏大的反抗：既反抗自由主义，又反抗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左翼。
但正如齐泽克最喜欢的论证方式——悖论——一样，他本人的叙述中也充满悖论。让齐泽克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是困难的，他永远在自我解构。
他是“全方位反抗”的激进倡导者，认为当前西方主流左翼“搞错了工作重点，只关心些不痛不痒的文化问题”，而这正好是特朗普得以掌权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远大革命的想象心存质疑。“对那些幻想盛大革命的精英左派，我的问题始终是：革命第二天，你在家里醒来之后，会做些什么？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它吗？”
他谈消费主义，认为消费行为并不只是在购买商品，还有那种“希望成为某种群体的一部分”的归属感。但他又批判对于消费行为的过分妖魔化，“我很看不起那些嘲笑穷人消费习惯的富人…… 一个工薪阶层的劳动者，每隔一小段时间去购个物，买些便宜的、无用的东西，又有什么问题呢？”
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个行走在思潮前沿的激进斗士，从方方面面敲打人们对现世的幻觉。但也有一些时刻，他对细节和人情的体察提醒你，他还是个在东欧小地方长大的老绅士直男。
比如，他会在开始引用色情笑话作为例证的时候，略带抱歉地讲一句“不好意思，我这里要用一个粗俗的例子”——面对女性讲黄段子，在欧洲的文化里，毕竟不是个那么绅士的行为，不管公众舆论中的他有多么口不择言。
他谈婚姻，并笑称他的观点“可能会让你们的读者失望”。作为一个激进左翼，他却并不希望婚姻制度消失。“正因为它（在西方）已经失去了经济功能，如今的婚姻才能成为某种美妙的东西，成为最纯粹的承诺。”
他谈开放关系，称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只是觉得开放关系的理念不能让他信服。“爱情不是去找各种不同的人来满足你的不同需求… 而是跟一个’没有了他/她我就活不下去’的人在一起，为他/她给出承诺，做出改变。”
他谈幸福，认为“幸福就是当代最鲜活的意识形态”。他坚信，“幸福不该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应该只是一种副产品”。“如果只把幸福当做目标，那总是会导向自我毁灭的”。
我问，如果生活的终极目标不是幸福，又该是什么？
他有些怔住，眼神在空中停留，似乎没有为这个问题找到现成的答案。
“我不知道...”
那是整个下午的采访中，他留下的唯一一个超过五秒的沉默。
五
收起摄像机时已接近五点，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实际上进行了两个小时。
“你记得邦德的红色按钮吗？来采访我这样话太多的人，你们应该带一个。每当我说得停不下来的时候，你就按一下。哈哈……”齐泽克自嘲。在007系列的老电影《金手指》，邦德只要启动车上的红色按钮，就能把副驾上的人弹出去。
他絮叨着接下来的一些日程，包括一个在伦敦的学术会议，一次在瑞士的演讲，还有在卢布尔雅那医院的一项身体检查。过去一年里，接踵而至的多项疾病让他意识到，“确实是七十岁了”。
他回忆着那个被他称为“野兽入侵”的时段：当时他的脸部有一些炎症，还导致了部分的面瘫，医生以为是中风，但实际上不是；医生还在他的肾脏发现了一块小的肿瘤，好在及时做了手术；他一直有糖尿病，那段时间里变得更糟；他的眼睛也不太好了，盯着电脑屏幕看一会就隐隐作痛……
“全都发生在一个月以内，还是很吓人。”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得意的神情，“这倒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借口：每次朋友请我去干个啥我又不想去的时候，就可以说，我身体有恙。你知道吧？撒谎有时候是为了显得礼貌。”
我们即将告别。齐泽克又提起了航空公司的丑闻，叮嘱我一定记得在返程之前去网站上看看情况。他不再送我们下楼，但给出了“齐泽克式”的指路：
“出了门以后，记得左转、左转、再左转。激进的左，没有妥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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