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网上流出的一张图片显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名为《美国陷阱》的书。这本书和华为的遭遇有关吗？任正非和他的同事能从这本书获得经验和教训吗？好奇心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此书，一些大型国企甚至开始团购。

本书书名的副题为：如何通过非经济手段瓦解他国商业巨头。该书作者是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法国人，曾是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的高管。2013年4月，因公差前往美国的皮耶鲁齐，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突遭美国司法人员逮捕，罪名是触犯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起因则是他曾在十年前卷入公司在印尼一项行贿商业活动；3个月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皮耶鲁齐签订了认罪协议；经历1年多的重重波折，他获得保释回到法国；又过了漫长的4年，他才等来审判，并再次入狱服刑1年，最终于2018年9月重获自由。

整个过程扣人心弦——被捕、入狱、保释、宣判、服刑、出狱，随着与美国司法体系中的各位律师、法官，以及监狱里各色人等的交锋和交往，皮耶鲁齐的遭遇比小说更精彩；而随着案件的推进，一个更大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阿尔斯通公司在遭遇美国司法部的调查的同时，还在与美国通用电气等公司进行并购谈判。最终，阿尔斯通时任CEO柏珂龙不顾各界反对和质疑，最后将公司70%股份出售给了通用电气。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皮耶鲁齐只是这场“经济战”中的“人质”，而美国司法部、情报机构，甚至为皮耶鲁齐辩护的美国律师，都有意无意地成了并购案的棋子。

遭遇不公命运的作者，在狱中和出狱后，仔细研究了许多档案和法律文件。他在书中总结，2008年至2018年，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向美国政府支付超过1亿美元罚款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支付了53.39亿美元罚款，而美国公司仅支付了17.74亿美元。对本国和他国企业的差别对待，一目了然。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竞争对手。“

因为这场案子而成了美国FCPA专家的皮耶鲁齐通过著书、游说等各种方式，呼吁法国以及欧盟，甚至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积极采取行动，应对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和法律战。

“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包括美国、中国、欧洲国家、日本，都在竞争、在博弈。在这样一场经济战争中，法律和规则是被用来打击并战胜竞争对手的一种武器，”7月23日，携新书来到中国的皮耶鲁齐，在中关村言几又书店对读者表示。

有现场观众提问，作者如何看待华为、中兴公司遇到的美国政府的特殊政策。皮耶鲁齐说，“关于华为这件事，我和所有人一样，只是从公开报道中得到信息，我不知道详情。如果比较两者，那么华为与阿尔斯通两个故事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阿尔斯通首先是有罪的，确实是有腐败的、行贿行为，而华为可能不一样。而相似之处就是美国司法部使用了相同的战术，即逮捕跟CEO非常近的一个人，以便给CEO施加压力，让这家公司跟美国司法部合作。”

界面新闻副总编黄锫坚作为嘉宾，参加了这场读者会，对皮耶鲁齐进行了访谈。以下是对话内容：

界面新闻：不论是在法国、中国或其他地方，反腐败都是很正当的事情，因行贿而被捕是罪有应得；而您的案例非常复杂，从您的经历出发，您认为美国对《反海外腐败法》的运用，到底是在帮助一些欠发达国家构建更健康的营商环境，还是在打击美国公司的竞争对手？能不能给出一些证据？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首先，我特别想说，反腐败是非常正确的事情，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反腐败。但是，用反腐败这件事和相关法规来打击本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就是另一码事了。

在对FCPA以及它处罚的企业做过深入研究之后，我的结论是，美国运用这个法规，主要是去调查或打击一些非美国的企业。FCPA是在1977年颁布的，很多人因此认为美国打击海外腐败已经有很多年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此后20多年，尽管这个法规存在，但并没有怎么执行，也几乎没有什么公司因此被处罚。最早它限制的主要是本国企业。

到了1998年，有些很聪明的人说，他们可以把这部法律用于非美国的企业，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和美国有联系的企业。什么叫“有联系”？虽然你不是美国企业，但你用美元结算，或者用美国公司的邮件系统，或者说邮件服务器设在美国，都是被管辖范围之内。同时，他们对经合组织（OECD）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也要制定法规来打击腐败。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允许它的情报机构对外国公司进行侦测活动。到了克林顿时代，因冷战后苏联倒台而无事可干的情报机构，在政府授意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侦查和鉴别他们关注的外国企业上。

美国“棱镜门”主角爱德华·斯诺登就曾透露过这样一个由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的项目：美国的高科技数字公司联合起来，帮助美国政府侦查、监测一些大型欧洲企业，其中包括所有法国的大型项目——合同金额超过2亿美元的项目会被监控；大公司相关人员的邮件系统，都会受到监控，在近30天时间里，他们获得了法国人的大概7000万个通话数据。这些大型企业随后也会被美方情报机构锁定。

我在书中总结了，过去10年，因FCPA被美国司法部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里面，有6家是美国公司，有16家是欧洲公司。这是一个证据，说明美国的国内法不是针对美国企业的，而主要针对非美国企业。这是赢得经济战争的一种非常经济、也是非常聪明的方式。

界面新闻：中国人可能不太清楚，阿尔斯通对法国到底有多么重要？被美国通用电气收购后对法国经济产生了多大影响？另外，这起收购案与美国司法部调查阿尔斯通的腐败案之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阿尔斯通是法国一家战略型企业，为法国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电站设备，包括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的轨道交通技术等，有着全球领先的设备和技术。阿尔斯通也为全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电站设备和技术，比如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三峡工程，以及很多火电站和水电站，都用到了由阿尔斯通提供的技术。

因此，被出售给通用电气后，法国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技术，包括在核电站设备方面的技术。

至于通用电气收购案与被美国司法部调查，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其实法国政府做了大量调查，目前已经搜集到了很多证据。阿尔斯通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变得越来越疲弱之际，恰好是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时候。当时法国的经济和财政部长蒙特伯格意识到，这两者之间似乎有关联，曾有意阻止这场并购，但没有成功。就在一星期前，这位前部长还在法国的医院里对公众表示，阿尔斯通前CEO柏珂龙一心要卖掉这家公司，目的是为了避免他自己被美国司法部逮捕。

这件事其实在法国已经早就不再争论了，因为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已经很明了了。并购前，通用电气曾承诺要在法国创造1000个就业机会，然而收购之后不仅没有创造1000个就业机会，反而砍掉了1000个就业岗位。这件事在法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要求对阿尔斯通前任及现任CEO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就在前几天，有消息称，法国一家组织要对柏珂龙提起刑事诉讼，理由是任职期间存在腐败和行贿行为。

这个案子给很多政府和企业，包括法国其他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界面新闻：读完此书最大的感觉是，您受到的待遇极其不公，尤其是阿尔斯通公司，不仅没有采取解救措施，反而将您开除。整个事情的经过令人愤慨。能否谈下这件事以及这本书在法国引发的反响？从普通读者到国会议员，法国人有没有采取哪些行为来抵制不公，并保护法国人和法国的利益？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公司当时炒了我的理由是，我没有在我的办公室里办公——当然我不能在我办公室里办公，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当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要提起诉讼。只是过去诉讼的对象是阿尔斯通，现在比较奇怪，变成了通用电气。

2014年，我保释出狱期间，曾和一些法国律所一起游说法国政府，修改法国的反腐败法规，保护本国企业。当时将法国的反腐败指导方案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合规法律，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保护法国企业的利益。这是因为，通过强制性的在企业进行合规和反腐败建设，公司会提高这方面的意识，知道这里面存在巨大的风险，同时帮助个人知道，作为企业的员工，在公司行贿等相关案件中可能会遭遇很大的风险。

在政府层面，因为相关的法规是在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过程中，当美国出台一个新的法规时，法国也会组织相关的力量，出台自己的、相应的法规作为应对。比如近两年美国出台了《云法案》（全称《澄清数据在海外的合法使用法》，该法案可让美国有权获得欧洲许多人和企业的信息——编者注），法国方面也做出了回应。

界面新闻：书中所提到的美国利用的法律武器，主要是《反海外腐败法》。您做了这么多的研究后，有没有发现，美国还有哪些可以长臂管辖到其他国家公司的武器？比如许多欧洲公司，除了因贿赂，还因为银行犯罪或者违犯禁运令而受到制裁。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他们有很多创造性的做法，有反恐、违反禁运，以及将国内法放到国际上让其他人都得遵守等等。最近他们出台的《云法案》对欧洲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简单说，假如欧洲公司的数据存储在一个云里面，这个云的服务器是美国的公司提供的，那么美国的检察官就可以要求服务器的提供者，如亚马逊，向美国检察官提供这些欧洲国家的数据。过去的做法是，当美国的司法部要调查某家欧洲企业，它需要要求法国政府来提供这些企业的数据。但现在，通过《云法案》后，它可以向美国的数据存储供应商、技术服务商直接索要了。就像战争一样，你要小心对方出台的每一个游戏规则。

希望中国公司能把自己的数据存储在自己国内公司的服务器里，而不是储存在亚马逊这样的美国公司的云端存储里。我相信，中国人最了解和最会运用《孙子兵法》。

其实，剧情的发展原本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

在书中，皮耶鲁齐对自己的命运分叉做过多种设想。“如果阿尔斯通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公司高层2010年就承认错误，那这个案件的判决又会如何？存在三种合理的假设：第一种，罚款会比现在低，这一点无可否认；第二种，阿尔斯通不会如此分崩离析；第三种，美国司法部不需要对我进行收审。”皮耶鲁齐认为，其实是阿尔斯通前CEO柏珂龙的战略错误让他进入了监狱。

在接受读者访谈时，皮耶鲁齐补充说，“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不是在反对美国人，比如当时因为要保释，我有两个美国的朋友以自己的房子抵押，让我获得了保释。而当我的书出版之后，我也收到了很多美国的律师和法官给我写信，他们说，你说得对，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辩护交易系统。美国的这些律师和法官，对于他们的辩护交易的系统也有很大的挫败感。因为一个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不能真正像律师一样，去为他的辩护人辩护，反而就像一个生意人一样，和检察官之间讨价还价。而一个法官，又不能够像真正的法官一样，在庭审的过程中，去分析双方的证据，去做一个真正法官的角色的裁判，而只是在辩护双方达成协议之后，他在交易的这张纸上盖一个章而已。对于这样一个司法流程和系统，他们的从业人员也是有非常大的挫败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