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对非洲的前景是丝毫不看好的，”诺贝尔奖得主詹姆士·华生（James Watson）2007年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次访谈时说，“我们的所有社会政策都基于一项事实：非洲人的智力跟我们一样——但所有的测试都表明事情并非如此。”华生接着还质疑了一厢情愿地预设人类都是平等的观点，其理由是“必须跟黑人雇员打交道的人们会发现这不是真的。”

偏见压倒理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科学作家安吉拉·塞尼（Angela Saini）在其新书《高人一等》（Superior）里提出，更令人震惊的在于，科学本身就有可能催生偏见，或被利用来为偏见服务。

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人类于19.5万年前首先出现在东非的草原上。但此说常常受到质疑；譬如有一些俄国、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家就提出过人类的起源在自己国家的观点。科学并非中立，塞尼写道：“科学家群体对理论的选择不仅受到数据的驱动，还可能会牵涉到个人的动机。”

进化的观念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确定不移。塞尼提到，以前说某个人是“尼安德特人”相当于在辱骂他，但现代欧洲人（而非之前想象的澳洲原住民）被发现和尼安德特人颇有渊源后，这个词就不再是骂人的话了。

纵观人类历史，种族是个相对新的概念。往上追溯直到15世纪，假如有人调查欧洲人对“黑人”的理解，就会发现与其相关的词汇是“有王者风范”或者“有特权的”，它们出自名画《三博士朝圣》（Adoration of the Magi），此画是当时唯一在欧洲广为人知的对黑人的刻画。随后，启蒙运动引入了分类科学。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划分出了四大人种：欧罗巴人、亚细亚人、亚美利加人和阿非人（afer，在古代迦太基和希伯来语言中意指“沙尘”，非洲的全称“阿非利加”一词即派生于它——译注），可以说一开始就带有偏见。林奈详细地描述了他们黝黑而光滑的皮肤、卷发、低平的鼻子以及宽厚的嘴唇，并声称阿非人是“面无表情，呆若木鸡……诡计多端、慢条斯理、愚蠢不堪……被任性统治着”。

塞尼指出，自那时以来，科学“赋予了种族主义以知识上的权威性，正如它是从定义种族开始的”。她对此类实践的探究读来不无警示意味。

例如，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的前身就是威廉皇帝学会（Kaiser Wilhelm Society）。1948年以前，其人类实验可谓“血债累累”，学会里的科学家“自愿与纳粹当局合作，学术利益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形成苟合，以确保这些学者自己的财路和社会地位”。2001年，该学会承认，自家的一名老派历史人物、主管人类学、人类遗传和优生学的奥特玛·冯·弗舒尔（Otmar von Verschuer）“知晓奥斯维辛的种种罪行，而他也出于自己的一些目的，与某些雇员和同行利用了里面的人来做实验”。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不过是德国历史上的反常一面而已。但优生学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也有热情的支持者，这些人也相信“雅利安主义”的神话以及种族的纯洁性。《高人一等》还提到，在二战后，许多与优生学有关联的学者巧妙地“调整姿态，融入了诸如基因研究之类的相近领域”。

在写到这些科学家兼具热情和优雅的同时，塞尼还谈到了当时的潮流如何反对优生学的思想和研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于1950年宣布全人类“属于同一种群，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

进一步地，在1972年，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表明，群体内的基因差异大于群体间。这样看的话，举个例子，一名尼日利亚的黑人男子与一名苏格兰白人男子在基因上的相似性，就要大于他与一名坦桑尼亚的黑人男子的基因相似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令我们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基因科学的好处也引发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危害和风险，可能会令我们倒退回“基于欧洲人的形象来刻画人类面貌的启蒙式习惯”，主张差异毕竟有等级高低之分这样的东西。

再举一例，塞尼反思了2005年因布鲁斯·拉恩（Bruce Lah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而引发的争议。这一系列研究提出，某个基因层面的变异与人类大脑尺寸的变化有关（这带来了认知能力的迅猛提升），它发生于5800年前的人群中，但这一变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美极难找到。哪怕“认知优势”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证明，这篇论文仍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追捧，被视为证实了他们那套有害的信念。

2018年，《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对这一趋势敲响了警钟：“学者担心，极端分子可能会对古代DNA研究实行审查，并试图利用它们来服务于一些错误的目的。”《高人一等》一书也抱有类似的关切。例如，近年来，印度的考古学家就被安排了发掘与印度教古典文献里的场所、人群和事件相关的证据的任务。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来说，遥远的古代“成为了一种凸显科技和文化优越性的工具”。

塞尼引用了考古学家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对某些科学论断的不安，“它们可能会令我们得出恶劣的结论，即我们都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她还在另一处陷入了沉思：“假如认识科学事实就能让一个人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机会变得极小，那詹姆士·华生这种人是怎么来的？”

华生这个例子对珍妮弗·艾伯哈特（Jennifer Eberhardt）的新书《偏见：新的种族与不平等的科学》（Biased: The New Science of Race and Inequality）而言大概也是相当贴切的，该书是对隐形偏见的案例研究。艾伯哈特是一名非裔美籍心理学教授，她也在反思种族主义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将乔治·格里敦（George Gliddon）、乔希亚·诺特（Josiah C Nott）和路易斯·阿加西兹（Louis Agassiz）1854年的畅销书《人类的类型》重新包装了一番，该书对黑人的颅骨有极为夸张的描绘——将其画得跟猿猴而非白人更接近。艾伯哈特认为，这种做法如今“依旧是我们的种族肖像学（iconography）的一部分，限制了黑人进入人类圈子的渠道”。

她的研究重点关注存在于美国的此类偏见，“一旦面孔被认定为属于群体外成员，那它就不会得到处理了……我们只将珍贵的认知资源留给‘跟我们相似’的人。”执法部门的人员大多就信奉这些在1854年颇为风行的、对黑人的领域假设（domain assumptions，即某个学科领域里最基础的假设或曰公理——译注）。不过，艾伯哈特也对科学和技术（可以处理数据，以电脑模拟开枪或不开枪的场景来训练警察）找到解决办法以及带来改变的潜能保持乐观。

鉴于在我们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历史上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观点又有死灰复燃之势，《高人一等》可以说是一篇应景的关于科学与种族的警世寓言。这些观点正在寻求知识上的掩护，塞尼警告称，这些“有害的小种子”只要一丁点水分便能在学术界的核心地带生根发芽，而“如今已经在下雨了”。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