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Rafael Di Tella 教授 Dani Rodrik

2019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履行了他的竞选诺言，即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是其主要目标。批评者指出支持此类贸易战需付出代价。他们强调互利合作有诸多优点的同时，也承认与中国的贸易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混乱。

事实上，如奥托尔等经济学家曾合作撰写的《中国冲击》（2013）——一个国家进口额的上涨是造成当地劳动市场失业率增高、劳动参与度降低以及工资减少的原因。但经济学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低成本解决方案就是给受影响的一方提供资金援助，比如，给他们提供失业保险或再培训项目。在经济模式中，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高度扭曲的补偿失败者的方式：它对一小部分（进口）商品（过度）征税并且鼓励国内低效率生产。

经济学家还认为，民粹主义者接受贸易保护主义一事十分令人费解，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只是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众多冲击之一。众所周知，这些市场中的科技创新、顾客需求变化，甚至于管理不善都是影响其供需状况的因素。就像遇到贸易冲击一样，这些因素会促使公司做出相应调整，通过缩小或扩大生产，或是将公司迁到另一个地方。

即便不考虑中国在贸易中的作用，大部分猜测都表明，在美国混乱的劳动力市场中，国际贸易和离岸外包所占份额较小。技术变革、自动化以及国内需求的转变是造成周期性劳动力市场波动和制造业长期失业（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等人（2016）估计，中国的贸易冲击占21世纪制造业失业的10%（若考虑间接影响则约占20%）。然而，与贸易相关工作失业的政治反应相比，在技术应用或国内需求模式转变方面的政治阻力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经济学家经常强调的影响力来源于为其部门寻求庇护的企业集团，但保护主义似乎更受选民的欢迎。

反贸易情绪从何而来？选民是否夸大了贸易冲击以及市场中断的相对重要性？还是他们更容易受剥削沙文主义情绪和排外的煽动者影响？或者说，选民是否对导致失业的过程有所偏好？也可以说，他们是否认为在此期间的贸易冲击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击，应该得到政府更强有力的回应？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提供了支持最后一种假设的证据（Di Tella 和 Rodrik， 2019）。人们认为贸易冲击与其他类型的冲击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关心失业问题，还要考虑失业原因。据我们研究估计，他们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失业，以及在贸易中，对穷国（而非富国）的国际外包特别敏感。这些模式与上面列出的其他假设不一致。比如，美国的沙文主义情绪不太可能会对一个穷国“失去”贸易比更富裕、更有价值的“竞争对手”的反应更激烈。重要的是，政策偏好不是固定的; 它们具有可塑性并且易于操控。适当的框架解读可以扩大保护主义倾向。

我们的证据来自美国，在那里我们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在线调查，调查主题以新闻形式呈现，即一篇关于一家即将关闭的服装厂的文章。根据“新闻文章”中描述的六种不同情景，将调查对象随机分成六个小组：（1）工厂生产的商品需求下降（“需求冲击”）; （2）新型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导致的生产中断（“技术冲击”）; （3）管理上出现错误（“管理不善”）; （4）国际外包给发达国家; （5）国际外包给发展中国家; （6）国际外包给劳工标准低下的发展中国家。

与以上六种分组方法相比，我们有一个对照组，即在这个对照组中，新闻文章只讨论工厂的变化，而不提失业。接下来，我们会询问调查对象他们对政府各种行动的支持。他们可以弃权，或选择政府以失业保险或再培训的方式向失业工人提供资金帮助，或支持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调查的基本结果于经济手段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资金帮助(70%)，而一小部分人(9%)支持保护主义。

基本结果是，人们对失业的反应非常强烈。我们公布关于劳动力市场冲击的调查，发现支持政府采取行动的人急剧增加。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反应更偏向于贸易保护，而非经济援助。人们对政府提供资金帮助的需求略有增加，同时对贸易保护需求的增幅介于20％至200％之间。

技术和需求冲击等非贸易冲击确实增加了人们对保护主义的需求，但贸易冲击导致政府对保护主义的需求更加强烈(见图1)。在贸易冲击中，相比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我们的调查对象对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更为敏感。仅仅将生产外包的国家从“法国”改为“柬埔寨”，进口保护需求的涨幅为6个百分点(这是贸易保护需求底线水平的一半以上)。

即使我们的样本(在对照组中)的基本偏好与经济学家的方法一致(表现出对失业补偿和培训援助的强烈偏好)，但我们的处理方法对保护主义有促进作用，并且远远大于援助预期。我们发现，因技术和需求冲击等非贸易因素而造成失业，贸易保护近乎是应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最佳方法。让人惊讶的是，与贸易无关的冲击几乎没有造成资金援助需求的变化。

一个有趣的特例是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失业。这是我们看到对补偿援助需求显著增加的唯一情况，也是唯一对保护需求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与援助不同，贸易保护对雇主和雇员都有帮助。我们的调查对象似乎不大愿意通过进口保护来鼓励因管理不善而造成失业的管理人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直接向劳动力提供援助。

我们还发现，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群体在反应上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我们根据他们是支持克林顿、中间派(但倾向于克林顿)、中间派(但倾向于特朗普)，还是支持特朗普，将受访者进行分组。

不出所料，特朗普的支持者平均比克林顿的支持者更倾向于保护主义，受到贸易冲击的刺激时，他们支持保护主义的反应要强烈得多。因此，在政治上与特朗普统一战线的受访者对贸易保护的需求比与克林顿结盟的受访者更具有弹性。但贸易冲击对克林顿支持者的影响仍然不小。我们发现，受到贸易冲击刺激的克林顿支持者和特朗普的基本选民一样，都属于保护主义者。

我们注意到，在问题的处理上，还有另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明确指出穷国的劳动标准低下。我们将受访者因政治倾向的不同而分组时发现，当提及劳工滥用时，“自由派”(克林顿选民) 扩大了对贸易保护的需求，而降低了特朗普选民对贸易保护的需求。(然而，这些差异在边界统计上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说，这两个分组在相反方向上的影响可以抵消了。

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相对简单的小插曲，也能影响人们对公共政策的偏好。上述结果表明，政治运动可以通过提供适当的框架解读轻而易举地操纵政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