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记者 万文竹

责编|马蓉蓉

“假体已经掉出来了，脂肪全部坏死，每天都活在痛苦和煎熬之中。”河南郑州的谭女士泪流满面的讲出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去年5月，她在当地一家整形医院做自体脂肪隆胸手术，术后谭女士一直感觉到胸部疼痛并伴有肿块，后在多家医院检查，被告知已有癌变的可能。

“给我做手术的主刀医生另有其人，只是一个没有资格上手术台的护士和一个医学院校刚毕业的实习生。”谭女士找该美容机构讨说法，该美容机构的回复却是“医疗手术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和并发症”。

这是今年5月11日，河南首档省级电视问政节目《百姓问政》第一期节目中的一幕。当日受邀前来接受“问政”的官员有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阚全程、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局长吴景瑜和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主任赵杰。

针对谭女士的问题，吴景瑜当即表示会邀请顶级医学美容专家为谭女士详细诊断并作出康复治疗计划，同时承诺对美容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的检查，坚决清除违法医疗美容机构。

由于能够面对面解决群众关心的、直接影响群众利益的公共事务，近年来，电视问政类节目越来越火爆，且基本都能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和影响力。

但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强调，如何避免成为公众消遣欲望和政治消费文化的附庸，才是电视问政节目未来发展的关键。 

电视问政反馈需成常态化 

我国最早的电视问政节目可以回溯到2005年兰州电视台创办的《一把手上电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电视问政节目基本以主持人现场问答、现场问政、职能部门解读、观察员质询、群众代表提问等电视直播节目形态为主线。

部门领导和相关负责人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穿插记者前期暗访短片，使每一个问题都有根有据、有目共睹，增强了问政现场的尖锐性，提升了节目的可看性。

比如，《问政山东》节目流程，每期都会涉及四五个问题，先是播出前期的问政调查视频，然后主持人、督办员、问政代表、问政观察员依次出场，轮流对被问政的厅局领导发问、评价等。

2013年，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节目则确定五大主题，分别为问作风、问执法、问管理、问服务和问环境。节目每期都会确定一个核心主题，记者依据主题确定选题和采访对象，然后录制“揭丑视频”，节目组以核心主题为立足点，请相关领导前来接受问政。

据《百姓问政》相关负责人卢斌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一般情况下，在被问政前半个月左右，节目组就会跟省人民政府督查室商议问政的选题和方向，然后和被问政的厅局接触，了解其工作中存在的难点、痛点、堵点。之后节目组会从各个线索平台遴选有代表性的个案展开调查，进行拍摄和取证等工作，当然视频资料都是保密的。

那么，问政节目播出之后相关问题是否真的能马上得到解决?

卢斌表示，有些个人问题当场就会得到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也会有后续跟踪和监督。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不少经过电视问政提出的问题，确实都得到了不错的反馈，比如在7月26日银川电视台播出的《电视问政》第40期节目中，曝光了兴庆区清河街与春晖巷交叉口国际汽车城的一处停工工地内堆放大量垃圾，工地的楼内摆放简易床、乱拉电线等问题。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当地记者来到现场就看到停工楼里居住的所有工人已全部撤离，街道已安排对楼里水电进行规范，并派专人管理。

不过在央视评论员王石川看来，当前电视问政的反馈效果离真正的常态化还有些差距。如果能将各政务平台的投诉和建议与新媒体平台集中整合，形成常态回复机制，将有利于领导干部及时了解民意，弱化地方领导的强势色彩，帮助政府管理部门更高效地兑现承诺，而不仅仅要“依靠上节目才能解决问题”。 

问政不是一怼了事 

“目前，国内电视问政栏目的形式基本固定，大同小异。”不过王石川也注意到，相较以往，新一轮的电视问政节目也有新的特点，比如，播出的渠道更多，问政领导的级别更高，网络直播互动越来越多，现场矛盾也更激烈。

电视问政类节目不同于其他的节目形态，既借鉴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又是一个代表权力的政府官员的“公共秀场”。

“因此电视问政的争议一直存在。一方面对于问政本身，群众抱着怀疑的态度审视;另一方面，问政之后的政府执行力度也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王石川认为电视问政节目作为政府舆论监督的一种方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受电视媒介、网络媒体等的影响，使得严肃、理性的政治主题让位于娱乐、感性的视觉化表演秀。此外，议题选择的同质化、缺少日常监督的长效机制等现象也较为突出。

比如，2014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的一期电视问政节目，由于现场问答过于程序化，导致问政不到位，结果就连台下的点评嘉宾海宁市委书记都看不下去亮起了“黄灯”，提醒现场要“问得明白、讲得明白”。因此在电视上，“问政官员的尺度”成了这一类节目的亮点。

今年2月，西安广播电视台一档问政节目中，交通局局长回应黑车问题时，遭主持人连发数问怒怼：“3年了!还需要现在重新调研吗?为什么有这么多黑车，难道您不知道吗?”“是不会管、不想管、还是不敢管?”局长被问得哑口无言。该视频也因“尺度大”，而在网上被广泛传播。

“官员平时是高高在上的形象，和接受怼问的窘相会让观众找到一种宣泄口，看点无疑会胜于很多的综艺节目，节目场也容易变成秀场流于娱乐化的倾向。”王石川坦言，因为许多问政栏目都是和当地政府合办的，节目的选题也是提前商议好的，有了政策做支持，主持人敢问敢怼，节目的尺度就大了，也更能博眼球，但一定要把握好“度”。

“既然是问政栏目，那么就一定是存在矛盾的，甚至很多都是亟待解决的矛盾。但是力图放大矛盾，引起场面激烈以此来提高收视率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百姓问政》评论员岳风也强调，问政栏目除了解决问题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让老百姓了解政府，明白政策，让官员和百姓离的更近些，这样能给政府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和口碑。

岳风认为，一档面对面的问政节目无论如何，对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进步。而对于媒体来说，有力的监督自然还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在节目主持风格上也应尽量寻求平衡，在不了解具体运输情况，不懂得倾听对方说话并提取信息，不懂系统化管理，不了解地方一线管理之难，只求一时激烈畅快的主持方式，值得商榷。 

避免成为公众消遣欲望和政治消费文化的附庸 

“电视问政在实践过程中也应当及时加以反思，避免成为公众消遣欲望和政治消费文化的附庸。”王石川强调，创新电视问政节目形态，减少节目中的戏剧性冲突，谨慎和适度娱乐，拒绝过度狂欢，避免将电视问政推向庸俗化和娱乐化是电视问政发挥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面对互联网的强力竞争，要想存活下来，须牢牢抓住观众的心理需求，创办富有特色、贴合群众需要的电视栏目。”河南律旗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政武认为，以舆论监督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为主要形式，以广泛征集群众对政府执政意见为主要内容的问政节目，将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节目选题上，电视问政节目更需以点及面，加强内容的深度与厚度，深挖问政的公共性，必须完善选题机制，拓宽选题思路，充分挖掘民意并结合公共政策制定进行系统策划。”谢政武说。

王石川还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多元的传播渠道和更快捷、更方便的传播方式迎合当前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吸引更多的受众参与到节目的舆论监督之中，推动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沟通机制的创新。

同时，以新闻客户端、热线电话等多种互动形式，将群众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即时展现在大屏幕上，形成一个全媒体互动问政平台，网络媒体的参与使得问政问题更尖锐，在提升问政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