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17世纪，日本作家浅井了意在著作《浮世物语》中首次提及了“浮世”这个词，他写道：“活在当下， 尽情享受月光、 白雪、 樱花和鲜红的枫叶，纵情歌唱， 畅饮清酒， 忘却现实的困扰，摆脱眼前的烦忧， 不再灰心沮丧， 就像一只空心的南瓜， 漂浮于涓涓细流中，这就是所谓‘浮世’。”

日前，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幕的“生生·浮世之光：浮世绘大展”上，100余件作品以浮世绘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全面再现了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浮世”之景。通过浮世绘，中国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江户时代的人间百态：武士、美人、动物、“妖怪”、社会生活、民俗传说、历史典故、戏剧百艺、山川河流……除了我们熟知的葛饰北斋、歌川国芳、歌川广重、喜多川歌磨和东洲斋写乐等江户时代的名师名作，本次展览也突出呈现了川濑巴水、北野武等现代艺术家的浮世绘作品，其中30多幅江户时代古迹作品是首次在国内亮相。

在日本传统工艺界的定义中，只有描绘平民百姓生活的木刻版画才是浮世绘。作为浮世绘版画的工艺世家、高桥工房的第六代传人，高桥由贵子在展览发布会上介绍了浮世绘幕后的创作机制和制作工艺，同时，她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董炳月以及作家许知远就浮世绘的渊源、浮世绘与中国传统艺术和近现代生活的关系展开了对谈，试图引领观众发现浮世绘作品中的意义表达。

在江户时代，一幅浮世绘的价格等于一碗荞麦面

如何理解距今400年前的浮世绘？这或许要从理解相关词汇在中日文中的不同语义开始。董炳月指出，许多浮世绘作品的名称都与人们常规的理解不同。譬如，葛饰北斋的名作《神奈川冲浪里》看似画的是冲浪场景，但实际上与冲浪无关，而是“在神奈川海面上，浪的背后看到的富士山”；另一位浮世绘大师歌川广重的代表作《东海道五十三次》并不是指画家前往东海道53次，这里的“次”是“驿站”的意思，也就是旅途中的53站。

同样的，回到“浮世绘”这个词本身，它在汉语和日语中也有很大差异。在中文里，“浮世”本是佛教用语，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尘世”或“俗世”相近，而在日语中，“浮世”这个词是由“浮世”和“忧世”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和我们字面上看到“浮世”意思不同。因此，董炳月认为，“浮世”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充满忧愁的人世间”，第二个是“因果不定的人世间”。浮世绘正是人们为了摆脱人世的忧愁和不确定性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

董炳月认为，浮世绘之所以会成为江户艺术的代表，与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风气有很大关系。在江户时代，日本的首都是京都，不是现在的东京。这一时期，德川幕府为维持社会稳定，极力限制阶级的流动性，全体居民都被严格的等级制度从高到低分为四个阶层，即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江户（现东京）成为了当时人口最多、最繁荣的城市，“町人文化”由此兴起，进入18世纪后，浮世绘便以江户为据点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种大众文化。“严格地说，浮世是一个与宫廷相对的庶民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浮世绘就是来源于东京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和京都的区别，”董炳月提到。

通常，浮世绘被认为是以彩色印刷的木版画，但事实上也有手绘的作品。高桥由贵子表示，这些手绘的作品大部分作为“艺术品”仅被贵族或武士阶级所有，直至江户时代晚期，木版印刷技术推动浮世绘从高成本的手绘进入了低成本的印刷阶段，普通民众才有机会接触和享有浮世绘，以满足自身对生活情趣和流行事物的追求。为了提高生产版画的效率，日本产生了分工制，一张浮世绘版画需要三个工种协办完成：首先是制作原画的“绘师”，其次是依照原画打版的“雕师”，最后是负责为雕版上色，将图案转印到纸上的“摺师”。高桥由贵子的家族就是承担“摺师”这一工作的。

她同时也强调，除了以上三个工种外，还需要一个重要角色参与其中，那就是被称为“版元”的制作人。“版元”不仅要负责版画制作前期的企划，遴选出适合的“绘师”、“雕师”和“摺师”，还要决定版画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木板和纸张的情况，并负责对生产出来的版画进行销售。因此，一张浮世绘版画背后是许多人共同的努力。与今天人们的认知不同，在高桥由贵子看来，这些由工房分工作业制作出来的浮世绘版画并不是艺术品，而是可销售的商品，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它们被定义为“工艺品”，一幅版画大约相当于一碗荞麦面的价钱，她说，“就像在卖肉的店里有猪肉、牛肉和鸡肉，在菜店里有胡萝卜、大白菜，对我来说，浮世绘就是这样的感觉。”

到了明治时代，由于日本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完全由手工制作的浮世绘版画的需求锐减。手工逐渐被机器取代，浮世绘版画也就此退出潮流，成为了一种代表时代特色的传统工艺。

中国对浮世绘曾有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心态

虽然浮世绘诞生于江户时代，但从技术上看，这些艺术品或工艺品的源头却在中国。鲁迅曾在《北平笺谱》一书中详细记载过，木版画是中国发明的，而且早在唐朝时期就被应用于宗教传播。发展至元代，雕印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明清时期，由于文学、戏曲、小说在民间兴起，书商们开始在各类出版物中加入版画插图，以吸引读者。其中，苏州地区印制发行的“姑苏版”年画见证了中国木版画的全盛期，这些年画通过江户时代唯一一个通商口岸——长崎传入日本，深受日本民众的欢迎。随后，日本的画师们借鉴木版印刷技术，开始创作浮世绘。

有趣的是，浮世绘在日本盛行并受到西方“印象派”画家的关注时，版画在中国却已走向衰落。按照周作人的考证，浮世绘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清朝末年，但并未受到太多关注。董炳月认为，这可能涉及文化心态的问题，“因为日本的文明受中国的影响很大，所以中国人在面对日本的时候，说得通俗一点，是有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心态的。浮世绘在日本是一种民间的、庶民的、通俗的艺术作品，中国人可能不太看重它。”

在浮世绘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早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就对浮世绘描绘的庶民情调情有独钟，他多次在杂文中引用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对浮世绘的评述，对浮世绘中展现的“东洋人的悲哀”给予肯定。回国时，他将自己收藏的浮世绘作品一同带回，受其影响，对版画研究甚广的鲁迅自30年代起也开始收藏浮世绘。根据《鲁迅藏浮世绘》一书所考，在1926年至1936年间，鲁迅共购买浮世绘书籍17种33册，单页浮世绘30幅，囊括了日本浮世绘大师的代表作品，另藏有日本友人所赠浮世绘12幅。在写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也提到，他是十分乐意推动浮世绘在中国的传播的，只可惜当时“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现今，这些作品多数收藏于鲁迅博物馆，这也是国内浮世绘馆藏作品最多的地方。

相比之下，江户时期的浮世绘画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是显而易见的。葛饰北斋就曾为《西游记》量身定制精美插图，《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也是浮世绘大师们钟爱的题材。另外，歌川广重还用浮世绘演绎过唐诗。在他的两幅描绘月亮的浮世绘作品《弓张月》和《叶隙之月》的画面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创作的灵感来源：《弓张月》题的是韩翃七绝《宿石邑山中》的后两句——“晓月暂飞千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叶隙之月》题的是白居易七绝《秋雨中赠元九》的前两句——“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满天”。在董炳月看来，这两幅画实为“唐诗画意”，甚至超过了中国画家对唐诗的演绎。

正如高桥由贵子所说，欣赏浮世绘应该通过“读”，而不是“看”。在某种程度上，浮世绘中所包含的信息比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的美感更值得留意，它的作用与今天的报纸、杂志、电视或网络类似，是记录人们生活中的所看、所听、所想的媒介。同时，浮世绘作为珍贵的史料，也为今天人们了解江户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依据。

高桥由贵子认为，浮世绘在今天不会过时。对她而言，浮世绘所代表的是江户时代的生活理念，这些传统被她的家族代代相传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如今在动漫、动画中长大的年轻一代，浮世绘也并不遥远。她表示，有不少漫画想和她所在的工房合作，希望将漫画中的形象做成版画，结合时代元素打造现代浮世绘，让浮世绘的精神内核继续延伸下去。本次展览展出的现代浮世绘中，就有以动漫形象为主题的作品，这也是展览旨在“让传统技艺进入现代生活”的亮点之一。

（“生生·浮世之光：浮世绘大展”已于8月12日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