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史景迁”，1960年代初Jonathan Spence在耶鲁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为他取了这个中文名，取了他姓氏的首字母，化为一个寓意高远的名字：学习历史，就当景仰司马迁，以之为楷模。

半个多世纪过去，史景迁早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史巨擘之一，他主攻清代以后的文化与政治史，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浓厚兴趣，一个贯穿于多部作品中的主题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试图“改变中国”，但又不可避免地遭遇挫败。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看来，“史景迁”这个名字背后的深切期许恐怕对他本人来说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尽管史景迁和司马迁都是以“擅讲故事”闻名的历史学家，但前者其实并不赞同后者充满道德批判意味的书写方式，“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

随着《追寻现代中国》的出版，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在今年拓展至12本。从康熙大帝到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的张岱，从千里迢迢来到帝都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阴差阳错前往法兰西被异国文化击溃的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从普通农妇王氏到踌躇满志地期望“改变中国”的西方顾问们……史景迁探究了一个个迥然不同的生命，追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投下的只言片语，编织成文笔精巧、出处严谨的故事，呈现出中国历史鲜为人知的面向。

8月15日，理想国在上海“光的空间”新华书店举办以“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他眼里的中国”为主题的对谈活动，“史景迁作品”系列主编郑培凯、鄢秀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在现场与读者分享了他们所认识的史景迁以及他独特的历史书写风格。

学生眼中的史景迁：鼓励学生走自己的路，从教案中获取写书灵感

活动开始时，担任对谈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介绍郑培凯为“史景迁的开山大弟子”。郑培凯纠正了这一说法：更准确地讲，他的确是史景迁本人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但在那之前，史景迁曾以知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 Wright）大弟子的身份在导师去世后带领韩书瑞（Susan Naquin）、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等一大批研究明清近代史的师弟师妹攻读博士学位。“他们都觉得史景迁实在了不起，在指导他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上有很大帮助。”

对于郑培凯来说，史景迁亦是一位良师诤友。在刚见到史景迁时，导师对他说的一番话彻底颠覆了他在台湾学习时习以为常的师生关系：“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但我的英文是很好的，我可以帮助你理清思路，这个没问题。”郑培凯笑着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一位老师说自己知道的东西少，“他其实是有意的，他觉得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学术的道路。”在史景迁的帮助下，郑培凯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于1976年和1978年前往中国大陆进行明清史研究，成为美国学界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中国大陆获得明清史资料的学者。

史景迁与房兆楹的结缘，是其导师芮玛丽的功劳。史景迁曾向郑培凯透露过其中的渊源：芮玛丽在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曾做过欧洲思想史研究，她认为自己虽然曾在中国大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但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有不足之处，因此建议史景迁跟房兆楹、杜联喆学习。在房兆楹的介绍下，史景迁成为最早进入台北故宫接触档案资料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写就了《曹寅与康熙》，也培养起了对康熙这个历史人物的浓厚兴趣。终其一生，史景迁都非常尊重曾在他学术生涯早期给予过巨大帮助的房兆楹。

郑培凯指出史景迁有个有趣的写作习惯，他会同时进行多部作品的写作（最极端的情况是同时进行三个写作计划），每开始一本书的写作，他就在家中开辟出一个书房，这样的好处是截然不同的写作素材能够各归其位，井然有序。《康熙》于1974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深受读者欢迎。之后，他在1978年出版了第四部作品《王氏之死》，以山东郯城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农民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

乍看之下，《康熙》与《王氏之死》题材迥异，跳跃性极大。郑培凯告诉现场观众，这和史景迁的教学经历有关。根据耶鲁大学的规定，所有教授都必须给低年级本科生开设通识课。此类通识课通常就是每周一次的面向背景多元、专业知识有限的学生的讲座，要求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王氏之死》的灵感就来自史景迁为通识课准备的教案，为了向学生介绍清朝初年的中国社会，他着重介绍了一个法律案件，在一次次的演讲教学中，他观察学生的反应，不断精进内容，最后发展出了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

在这个过程中，史景迁也成为了颇受耶鲁学生欢迎的老师。郑培凯回忆称，在他担任史景迁助教的时候，一个通识课班上还只有60多个学生。十年后当他回校探望史景迁，导师向他“抱怨”称选课的学生多达700多个，恐怕要20个助教才来得及批改卷子。

“他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现在的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你会发现，他写东西好像进入到历史里了。他写《追寻现代中国》，也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讨论整个中国的发展。”对于自己的导师，郑培凯如此评价。

史景迁的历史观：讲好故事比卖弄理论重要，个人关切比宏大叙事重要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讲故事的历史学家’，这个题目很好，确实把史景迁最鲜明显著的学术风格凸显出来了。不过要是再加一个词我觉得会更好，应该叫‘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姚大力说。

事实上，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史景迁笔耕不缀的这半个多世纪亦是欧美中国史研究领域风起云涌、变化不断的时期。1960年代，社会科学化潮流席卷中国研究，大有将老式汉学传统取而代之之势。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1967年提出了口号“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为这个趋势吹响了号角。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社会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概念被发扬光大，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性别研究等视角纷纷进入中国研究领域。

然而进入21世纪，学术界又开始出现了在理论迷宫中迷失的情况，于是历史学家开始提出让史学回归故事讲述。此时人们赫然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这样做，他就是史景迁。姚大力指出，史景迁曾在历史学界回归故事讲述传统的前后在一个访谈中表示，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都相当短暂，尽管偶尔会出现马克思或韦伯这样影响深远的理论家，但不少一度盛行不衰的理论大多在与我们邂逅后即黯然离去。“他已经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地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把枯燥的历史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并非易事，在姚大力看来，史景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得益于他对细节的高度敏感。以《王氏之死》为例，他在这本书中展示了清初郯城乡村日常生活“年年难过，年年过”的残酷现实，写出了一个破败不堪、人人自危的底层社会。无论是在盛世还是危世，社会底层都是落在主流视野之外的边缘群体，如何从有限的史料中召唤出被人遗忘的生活经验，是非常困难的。史景迁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关注之前，他与学生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一次对话就反映出了他的这个特点：彭慕兰在史料中发现了淮北农民雇佣守夜人坐在田间的沟渠上对付来偷庄稼的盗贼，在与导师分享这则史料时，史景迁的第一反应是，从这里可以体察出深深陷入绝望的农村社会，即使这样贫穷，还要雇人看守那片注定要丢失的庄稼地。

姚大力认为，对讲故事的着迷让史景迁天然地带有“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对社会的关注之前”的倾向：“在他看来，社会或者国家都是个人的派生物，这可能跟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相关。社会应该与个人站在一起，把国家关进权力的笼子，而不应该与国家同谋，一起扼杀个人的异化力量。既然如此，对于人类本性以及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感受和善良，也就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道德目标。”

与此同时，姚大力指出史景迁不愿意理论先行的史观也并非意味着他全然不顾理论研究。史景迁对理论的态度可归纳为三点：只选读原创性的理论著作；不指名道姓地运用理论，而是将理论融化在自己的叙事当中；用理论形塑写作者呈现信息的方式。在姚大力看来，西方中国史学界经历的种种理论风潮在某种意义上是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当代历史学者的必要洗礼。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几乎错过了所有的潮涨潮落。

史景迁与司马迁：写史不是道德评判，但这不意味着历史学家没有道德立场

姚大力认为，尽管史景迁的中文名携有“景仰司马迁”的期许，但这对史景迁本人或许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很谦虚地表示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实际上也不太赞同司马迁的历史书写方式，尽管擅长讲故事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

在史景迁看来，司马迁的著作中固然有丰富的叙事性，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当今史学万分重视的“真实性”。对史景迁来说，追求文字表达的艺术性固然重要，但历史写作的文学性需严格限定在不违背史料的范围内。另外，史景迁也不喜欢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的道德史学倾向（他称之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史景迁认为，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进行道德判断。然而姚大力指出，史景迁对司马迁的理解有些片面——司马迁对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突破了从《春秋》开始被原始儒家极端强化的史学道德批判。

“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着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姚大力说，“他只是想激起别人的兴趣，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厌恶中国，而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顺利地到达病变的部位。这当然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真切的想法。”

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对史景迁的一些作品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但他仍然赞许史景迁在作品中展现的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他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追求”，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中探究人类的共同本性；第二，他抱持普遍主义立场，不带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

“史景迁本人避免西方中心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从它本身的特殊性去了解。”姚大力认为，正是怀着这样的精神，史景迁才在《改变中国》的结论部分批评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前往中国的西方顾问，认为他们的傲慢心态注定了他们留给后人的是足以引为前车之鉴的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

“回顾162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可看到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这种优越心态起于两大因素：西方人拥有先进科技，自认师出有名。西方人自认目标崇高，他们的建议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因而一副君临中国的姿态；若是中国质疑其目标的妥适，不接受其建言，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抑或恼羞成怒。西方人受其愿景驱使，多与中国有很深的情感纠葛，他们要的不只是中国的报酬，但他们没能认清中国人是以契约的观点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以雇主的身份保留终止双方协议的权利。这点误解会滋生严重的后果。”

妙笔生花史景迁：作品翻译的难与易

对谈最后，香港城市大学翻译语言文学系教授鄢秀从翻译角度谈论了她对史景迁作品的理解。鄢秀发现，她认识的许多前往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都知道史景迁——他的影响力大到让他的作品成为帮助来华外国人理解中国的导读之书。

史景迁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文笔流畅，行云流水，作品具有上佳的可读性。对于译者来说，如何忠实地表现史景迁原著的风貌是最大的问题。在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之前，不少史景迁著作曾有过中文译本，然而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策划集中了所有中文译本，邀请郑培凯和鄢秀做主编，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重新校订出版。鄢秀表示，在校订过程中他们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在尊重译者原文的基础上再三斟酌，回溯种种中文原始史料，力求更加贴近原著。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中国翻译界流传至今的三大原则，在鄢秀看来，“信”比较容易做到（校订过程中她发现有些硬伤就出在“信”方面），“达”（通顺、通达）也可以做到，但“雅”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史景迁讲故事，故事中有人物、场景、历史背景，他要把它说清楚，而且要考虑到读者不光是专业人士。学问做得好的学者能够深入浅出，其实‘深入’很多人都能做到，而‘浅出’确实就非常困难。”关于如何斟酌、推敲出最恰当的译文，鄢秀以《王氏之死》中的一段话为例：

“My reactions to woman Wang have been ambiguous and profound. She has been to me like one of those stones that one sees shimmering though the water at low tide and picks up from the waves almost with regret, knowing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colors suffusing the stone will fade and disappear as the stone dries in the sun. But in this case the colors and veins did not fade; rather they grew sharper as they lay in my hand, and now and again I knew it was the stone itself that was passing on warmth to the living flesh that held it.”

她指出，很多人会把“ambiguous”翻译成“暧昧”，“profound”翻译成“深远”，但这样的翻法在这段话中就不合适。为此，她的处理方式是放弃逐字逐句的直译：

“对于妇人王氏，我的反应是一言难尽。她就像退潮时分在水里闪光的石头，让我带着几分憾意，从波澜中拾起，知道再过片刻，石头就会被阳光晒干，上面的色彩就会消逝。可是这一次却不同，色彩和纹理并未消退，反倒在我手中更加灿烂，时时提醒着我，是这块石头本身，把温暖传给握住它的血肉之躯。”

“经过翻译过程的探索，我相信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又会赋予它新的生命。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感受，而且史景迁讲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故事，我们中国读者会有更多的感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