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美国发生的所有政治问题，或迟或早，终将转化为司法问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在《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CNN首席法律分析师杰弗里·图宾（Jeffery Toobin）看来，这一论断极其贴切，且适用至今。事实是，作为美国国家机构三分支之一的联邦最高法院早已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斗法之地，而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不考虑政治纷争，仅以法律为依据作出判决。

在杰弗里·图宾的新作《誓言》中，他详细回顾了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重要判决、人员变动以及与白宫、国会之间的关系等。控枪、堕胎、竞选资金、医保等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都在那段时间里转化为司法问题，呈现于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面前。而在2019年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当下美国社会的撕裂早已在当时就埋下了伏笔。

8月15日，译林出版社邀请《誓言》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于霄及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来到上海书展现场，以“从最高法院开始，读懂当代美国政治”为题展开讨论。郑戈指出，法院一直以来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占据非常高的地位，这也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色，鉴于不同国家对法律职业群体的认知程度不一，这一制度安排很难复制到其他国家，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理解美国当代政治，就必须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从奥巴马医保案到联合公民案：美国最高法院的博弈与决断

郑戈指出，在奥巴马第一任期（2008年-2012年）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几个对美国未来发展影响非常大的案件，其中在书中有详细讨论的一个案件就是奥巴马医保案。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美国是社会福利保障程度最低的国家，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覆盖全民的医保的时候，美国长期缺乏覆盖全民的医保计划，因此奥巴马上任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落实全民医保。

2010年3月21日，众议院以219：21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修订后的《患者保护及可负担医保法案》，民主党总统、国会议员十年的工作和努力终于有了结果。然而批评声随即出现，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派以该法案违宪为由，诉至地方法院。“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如果要强制医保的话，跟美国的基本宪法原则是有抵触的。奥巴马医保法案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最重要的宪法案例之一。”

书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另外一个案例是联合公民案。这个案子主要探讨的是候选人在竞选时获得的捐助是否应该设置上限。同奥巴马医保案一样，联合公民案也是一次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斗争。“自进步时代以来，共和党就是一个被金钱利益操纵的政党。一个多世纪以来，共和党实际上反对对企业或个人参与选举施加的每一项限制，而民主党坚定地支持这些限制，这是两党之间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因此，当首席大法官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一领域的法律时，对他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共和党。”图宾在书中这样写道。

上述这两个案件经过了无数争论、博弈与妥协，最终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输赢。尽管对于输家来说，这样的判决无异于“世界末日”，然而来自最高法院的决定依然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郑戈援引图宾的观点指出，最高法院能够为社会重大问题提供最终方案，“错误的答案比没有答案要好很多，当没有人知道在美国社会里发生一个问题要怎样解决的时候，最高法院可以给它一个至少还不那么糟糕的答案。”

最高法院的判决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先例为准则，有严密的论证系统。“不管最高法院推翻一个先例也好，尊重一个先例也好，它背后都有非常重要的说理，而且这些说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一套规则和语言体系。”

然而应该承认的是，尊重先例和严密论证并不意味着最高法院的绝对正确。郑戈以联合公民案为例指出，该案中代表联邦政府出庭的首席政府律师办公室律师马尔科姆·斯图尔特就不慎落入了保守派大法官的圈套。该案原本只涉及一个问题，即非盈利组织是否能制作涉及总统候选人的影像作品，在选举前公开播放，让选民去了解一位候选人的“真相”。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答案的是否定的。然而保守派大法官狡猾地将这个问题转化为：如果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本书，政府是否同样有权利禁止它的出版？斯图尔特未经考虑就回答“是的”，落下了口实，将政府置于不利的境地。

“图宾这本书的深刻和复杂之处，恰恰在于打破一些神话，”郑戈说，“一方面它没有走极端，说最高法院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让我们看到，讲道理并不能绝对地为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人赢得权威。”

政治光谱向右偏移：从最高法院人员构成看美国政治走向

与此同时，郑戈也提醒我们注意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的必然发生。事实上，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交锋在后奥巴马时代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当最高法院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后，美国保守派就开始推动旨在恢复宗教自由的社会运动，用宗教自由来抵制同性恋婚姻的自由，去年诉至最高法院的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案（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就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郑戈解释称，在这一案件中有两个宪法价值观发生了冲突，一个是同性婚姻的自由，另一个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当同性恋人预订结婚蛋糕时，蛋糕店店主如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信仰上完全不能接受同性恋，他拒绝向对方提供结婚蛋糕就是在实践宗教自由。郑戈指出，为该案撰写判决书的摇摆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即政府能够保障同性恋者在法律和行政意义上的婚姻自由，但并不能保证普通公民不会歧视同性恋者，因为这就属于公民宗教自由的范畴。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问题的复杂性——平等与自由之间永远是有冲突的。而一种自由和另一种自由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美国的故事，可能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关系，但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非常普遍的问题。”郑戈说。

在《誓言》出版后，肯尼迪大法官退休，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特朗普任命了两位大法官，让最高法院的天平再度向保守方向倾斜。于霄告诉现场读者，备受尊重的自由派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大法官们担心白宫或国会提案要求当最高法院大法官超过70岁时提名新的大法官，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数量增加至15人，这样将大大加剧最高法院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但对于金斯伯格来说，和这个方案成为现实相比，她更担心的是最高法院的权威被公众质疑——这对最高法院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位新法官的加入，原本就持非常保守政治立场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反倒被衬托为一个中间派，这意味着，美国整个政治光谱在朝保守方向移动。

“哪怕下一任美国总统不再是共和党人，而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最高法院的构成使得美国的整个政治走向仍然趋于保守，更何况特朗普很有可能连任。这样的情况就使我们了解到，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美国，仅仅去看总统做了什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了解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郑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