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罗广彦

编辑 | 黄月

1968年。当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汉密尔顿楼里静坐抗议的学生之间不停穿梭时，一定没有想到他正在参与一场影响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伟大革命。

那时候，作为少数几个真正游历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凭借他对非洲的研究在学界名声鹊起。但他在狂飙猛进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现场敏锐地觉察到，统治当时学界的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信奉单一发展路径的现代化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他眼前的现实。他也逐渐厌倦了只关注短时段的事件，认为只是不断地追逐时事，就无法真正理解非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因此，沃勒斯坦回到早期的英法现代国家建立的历史，想要从过去中获得分析当今世界的全新视角，他阅读了波兰尼，他阅读了布罗代尔，当然还有马克思，但那时候他只是一位有许多混乱想法的非洲研究专家。

而当席卷世界的“五月风暴”扑面而来，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学生在街头投掷出的石块与无处不在的激进标语，学者们或激动于新世界的到来，或忧虑于无秩序的混乱。有趣的是，沃勒斯坦想要通过学习历史来理解现代世界，而这一当代事件却为他打开了理解历史问题的窗口。在积极地支持与参与学生运动的同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思想体系也逐渐成型，正如他多年以后回忆的那样：“（1968年）特别是为世界体系研究的诞生营造了氛围……使我对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具体的观点。”

因为1968年革命削弱了自由主义的霸权，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假设都一扫而空，人们开始质疑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再相信所有国家沿着同样的路径能够达到现代化与繁荣。它也揭示了在这个体系下，有多少被遗忘与被抛弃的人民，而少数国家与少数人的舒适和奢华正是建立在多数人的苦难之上。同时，正统马克思主义也被青年们抛弃，因为这些曾经的反体制力量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后，社会毫无改变。旧有社会理论的合法性岌岌可危，现实需要崭新的诠释方式以及对未来路径的导航。

经过6年的潜心研究与写作，1974年《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的出版，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标志着“世界体系”作为一种理论与分析方法开始兴起。随后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1980年与1989年问世，在让“世界体系”框架基本完整的同时，也让沃勒斯坦的学术声望攀上巅峰，跻身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社会学家的行列中。

“世界体系”以其对长时段历史的重视，以及不再以单一国家，而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为研究单位的分析角度而著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沃勒斯坦指出，现代世界体系从诞生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大范围的劳动分工跨越了地理的疆域，将各个国家串联在一条商品链上，形成了中心、边缘、半边缘的三层整体结构——中心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攫取更多的利润，聚集更多的资源；边缘国家只能为中心国家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与市场，而不同位置的国家是不断动态地变化的，所有国家的发展与兴衰都必须放在整个系统中分析。

但对沃勒斯坦来说，“世界体系”带来的学界声望并不是他最重视的，因为在他眼里这不是一个学术理论，而是一种反抗——通过对欺骗性话语的无情攻击，让被遮掩的苦难能被看见。而只有通过智识上的探索，政治上的行动才是可能的。他不相信政治中立的存在，在一次采访中他尖锐地指出，声称政治中立无非就是支持现有的不平等结构，他始终坚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人类需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方案。

自1968年的学生运动开始，沃勒斯坦始终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运动者，不仅参加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坚持撰写政治时事评论，并以自己身兼学者与社会行动者双重身份为傲。

2011年，在上一卷出版22年后，《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 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出版，人们纷纷猜测精力充沛的他能否完成曾经声称“至少五卷”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他在2013年的访谈中还揶揄与他有相同写作计划的好友佩里·安德森，声称自己“还有第五卷，也许还有第六卷、第七卷，如果我还能活那么长时间，这项计划正在实施中……他还没有动笔，我认为他将来也不会写”。而沃勒斯坦从不间断、每月两次定期发表在Agence Global上的时事评论，让人对高龄的他依然抱有信心。

然而，2019年7月1日，沃勒斯坦却在他第500篇时事评论中宣布封笔：“没有人能永生不死，而我也无法再继续撰写评论了。”

两个月之后，美国当地时间8月31日，“世界体系”的提出者、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永不疲倦的社会运动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停止了呼吸。

同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的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于9月1日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这一消息。Agence Global也将沃勒斯坦个人资料页面的生卒年份改成了“1930年”和“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