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怡
编辑 | 志潼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是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她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主要著作《人的境况》、《极权主义的起源》等已进入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
“在20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还要过。”
她的故事折射着一个时代。
身为一名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在1933年纳粹德国开始逼害犹太人时流亡海外，并于1937年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之后在1941年经葡萄牙逃往美国。并于1950年成为美国公民。
1936年的春天，灰暗的流亡之路上，她在巴黎遇见了出身工人阶级海因里希·布吕赫。那时的他刚刚从柏林去道布拉格逃了出来，伪装成一个资产阶级旅行者。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这个世界》收录了阿伦特和布吕赫30年来的往来通信。
布吕赫是一个把思想当作宗教的无产者。对于阿伦特而言，他的出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左翼分子带领她接触到了列宁和马克思，更重要的是他的睿智和“完全不依赖任何人和任何事的独立性。”
阿伦特曾说，“我从我丈夫的政治思考和历史观察中学习，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做到这样，因为我在历史和政治上被导向了犹太人问题。”
1936年6月，爱情的萌芽在悄悄生长。彼时，他们与各自的配偶并未解除婚约。
1936年8月，阿伦特动身去日内瓦参加世界犹太人大会，他们的书信往来便由此开始。深知出身不同的婚姻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的二人，开始对这段感情也怀有种种疑虑。然而，在伦理和道德中的痛苦挣扎在相互之间的爱慕中变得越发苍白无力。
“为了我们的爱情，我们要试一试。”
在1937和1938年他们相继离婚，并于1940年结为伉俪。
在他们往来的书信中，两人热烈的讨论着哲学、艺术与生活。布吕赫称马克思为“一个真正的神奇拉比”（拉比：犹太人中智者的象征），而他自己则以“伟大神奇拉比的小学生”的身份对阿伦特献上真挚的吻。诸如此类的表白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屡见不鲜。生活的琐事在他们的笔下似乎也有了几分生趣。抛开学术之外的生活，他们也温柔敏感，也在爱里彷徨，流离失所带给她的孤立无援时常使阿伦特感到无尽的恐慌，她会因收不到信而写下“我快要疯了”，也会说出“今晚我因多吃了几个橘子侃侃而谈”的话。
“收到你的这两封信我真的极度幸福。
我的确置身旋涡之中，可对我来说，那里恰恰是寂寞、孤独的发源地。
没有你在身边，我会一事无成。”
——汉娜·阿伦特
“如果一个人对生命的必然性产生怀疑，那么，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无法使你驾驭生命；
如果这个问题开始变得可以回答了，那么，人还有希望。
但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我永远坚定不移，那就是，我爱你。
之所以理所应当，是因为这在你的内心早已不言自明。”
——海因里希·布吕赫
对阿伦特而言，布吕赫更像是老师、战友和丈夫的结合。在两人携手共度的30年时光里，布吕赫作为阿伦特忠诚的伴侣，始终站在她身旁给予她最有力的支持和依靠。他们构筑起一个“两人王国”，在长期的磨合中达成了一种基于自由人格的平衡，而这种人格上的平等也构成了他们稳定婚姻的强大基石。
与布吕赫的婚姻让阿伦特真正体会到了“在这世界如在家中”的感觉。在纳粹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他们移民到了美国，一起度过了混乱拮据的生活。他们在学术和生活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平等相待。正如阿伦特一首诗中所写的：
“一对爱人从旁经过，
承载着时代的重负。”
回顾阿伦特的一生，她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她亲身经历了最恶劣的政治环境。但爱和友谊始终围绕着她。年轻时她师承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后者既是她成长路上爱与思考的老师，又是日后她研究“平庸的恶”（Benality of Evil）的重要样本之一。她失望于导师支持纳粹，但依然承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并在二战后帮忙翻译和出版他的理论著作。为反抗每个人心中存在的“恶的平庸”，阿伦特提倡回归本源的简单思考。
而有关海德格尔的讨论，两人的对话也十分坦诚。
“《林中路》我已拜读，是巴龙给我的。
海德格尔依旧研究如此深层的东西，令人吃惊。
他依然行驶在尼采的轨道上，在一无所获的地方希望发现新的东西。
读过雅斯贝尔斯的人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已触摸到西方哲学的本质；
而读过海德格尔的人会这样说：他迷路了，在森林的尽头迷失了方向。
很可悲，但却独树一帜，比起同时代人的那些或乐观或悲观的空话要更有意义。
哲学如同艺术，要用质量来说话的，尽管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好东西就是质量第一。
你有自己的内心生活，这很好，尽管它很沉重。”
——海因里希·布吕赫
“关于《林中路》：其实我很担心你的话是对的。
如果是那样，我真不知道，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最后一篇关于巴门尼德（希腊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的创始人。）的文章，
对我来说，简直就像一股不可遏制的狂风；
他（海德格尔）才思泉涌。
不管是由什么所至，流淌在他笔下的竟是如此美妙的诗篇。”
——汉娜·阿伦特
而流亡巴黎的生活，使她积极的投入到反对战争、支持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中，她开始进行集体而非个体的思考。在抛弃了把个人主体置于存在中心的观点，阿伦特开始讲述“我们”意识组成部分的历史故事。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和这个世界更深入的纠缠在一起，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思考也成为了她用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最有力的工具。
同时，阿伦特将友谊视作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曾在阿伦特的葬礼上致辞称，阿伦特是一个“友谊的天才”。而阿伦特本身也说过，使她感动的是“朋友间的爱”。在充满战争、流浪、新的语言和陌生风俗的岁月里，母语和友谊是唯二不可改变之事。1944年，她与著名女作家玛丽·麦卡锡相遇，二人很快成为了朋友，并开始了长达25年的书信来往。
1963年麦卡锡出版了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群体》。这本小说一出版就遭到了纽约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同年，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系列报道刊登在《纽约客》上，随即遭到了来自犹太人的口诛笔伐，阿伦特保持了沉默，而麦卡锡却公开写文章文章为她辩护。阿伦特在信中对麦卡锡说，在那些篡改者面前她根本无能为力，她只是写了一篇客观的报道，不支持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还是别的。1969年，阿伦特将自己所写的《论暴力》献给了这位挚友。与麦卡锡的对话就像是两个旅行者的故事，在他们身陷舆论风暴时，跨洋越海的书信给了彼此坚实的依靠。
“正是通过对世界的爱，人才明确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家园感，然后才想着从自己的善恶去照看这个世界”。她的经历也恰恰是她思想的写照。
在阿伦特看来，世界意味着复杂性和人的新生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之中生存，是与他人的共同生存，不断地创生，将世界塑造成与他人一起思考、判断、言说、行动的舞台。作为人类，我们永远不应该逃避思考和判断的道德责任。这也是阿伦特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人类对自己的反思和控制。
或许提到阿伦特，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象。她关于极权主义、平庸的恶、自由与责任、暴力与革命、想象与判断以及人类生存意义问题的思考深深影响着时代。她是公共领域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厌其烦地思考着时代与行动的可能性。终极一生，阿伦特她始终葆有“局外人式”的清醒和客观。她所做的，是要读懂这个世界。
“在痛苦的凝视中，为人类的失败而歌唱”。
新书介绍：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布鲁希尔书信集》由贵州出版集团旗下京贵传媒出版，本书是阿伦特所有作品中唯一能表现女性的敏感、温柔、依恋的文字记载。这些书信记录了她和她的丈夫海茵利希 30 年间充实的生活经历，让我们看到，他们夫妻间的爱情是他们在阴霾、险恶中最安全的港湾。
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阿伦特的思想渊源，把握她的思想脉络，认识作为一个学者的她，还可以生动地认识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她，让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学者其实是一个充满激情，时刻渴求爱，珍视友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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