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名字，是写作小组里的一个朋友提到她正在读这位白俄罗斯作家的《锌皮娃娃兵》，这本书基于对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儿子的上百位父母的采访写成，那些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年轻战士的尸体是用锌皮做的棺材运送回国的。我问朋友能否借走这本书。“书边有点卷起来了，”她把书递给我，抱歉地说，“每一页都沾上了我的眼泪。”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介于纪实文学和散文诗之间，她的叙述总是会让读者流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其他英文著作包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二手时间》和《我还是想你，妈妈》（中文版也已推出——编注）。

阿列克谢耶维奇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组委会认为她的作品是“灵魂的历史”。如果你看过HBO的剧集《切尔诺贝利》，那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接触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这部剧集基于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乌克兰人民那里收集到的采访内容制作，其中许多人曾住在灾难正中心的普里皮亚季市。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位有天赋的倾听者，她的作品带着强烈的节奏感和往复。她展示给我们的口述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带风格。康奈尔大学出版的《杰出演讲者》系列《寻找自由的个体》（In Search of the Free Individual）中，她提到：“我的书中有上百个细节、琐事、角度和渲染方式。有时候，一整天的采访只能写出一个词，但肯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词！”但她的叙述不只是“艺术”，也记录了苏联和后苏联人民的生活，书写了他们遭受的灾难、战争、饥饿和血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能与我观察世界的方式相符的写作类型，”她在《寻找自由的个体》中写道，“我眼睛看到的，我耳朵听到的……这个类型也符合我的记忆。这个类型就是人类的声音。”

她对人类的声音的追求，让我们能够看清残酷和善良，让我们得以看清自己。在2015年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她告诉玛莎·格森（Masha Gessen），“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平凡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但你要如何超越这种平凡，如何撕开平凡的伪装？你必须要让人们思考得更加深入。”所以在《我还是想你，妈妈》中，我们通过上百个小孩的经历深入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题材的作品数不胜数，出自或关于二战儿童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比如《安妮日记》和埃利·威塞尔的《夜》。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上百个采访传达出的是一种独特的集体悲伤——不是一个声音、一个记忆、一个角度，而是不同眼睛中见证的战争。“我一定要告诉你吗？”她采访的许多人在采访开始时说，“我不想提起那段事，我不想回忆起来。”然后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还是想你，妈妈》提到了很多人童年最主要的担心——被遗弃。许多小孩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有些小孩最后被陌生人抚养长大，但就连这些陌生人有时候也会被带走，甚至被杀害。小孩被留了下来，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和其他小孩一起，他们乞讨、躲藏、试图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见证了家人被枪杀、被活活烧死、被处以绞刑，四处蔓延着消失的恐惧和可怖的暴力。书中精确地记录了饥饿和口渴的痛苦：“我们一直很渴，一直想喝水。我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干燥的，我把舌头吐出来就收不回去了。白天我们就这样伸着舌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对象回顾起40年前深深印入他们脑海的图景，比如当时只有7岁的Volodia Korshuk回忆道：

我们徒步离开市区。我亲眼看见一栋房子被炸成碎片，从里面飞出一台电话机。街中间横着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已经死了的女孩，就好像有人特意把床搬出去了似的：一切看上去都井然有序，只不过床单有点褶皱。

德国人和村长一起来到我们的住处，村长指着妈妈说：“她在这儿。”（……）他们带走了妈妈和另外两位女士，她们的丈夫加入了游击队。他们开车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开向了哪个方向。第二天，她们在村庄外不远的地方被找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开枪打中了我妈妈的脸……我一直问我祖父，“为什么要打她的脸？我妈妈那么漂亮。”

有时候小孩子的记忆总带有一点童话的意味，Nina Rachitskaya回忆起“孩子们的对话”：

我们坐下来讨论：如果我们抓到一只老鼠（战争时期到处都是老鼠），我们能把它吃掉吗？我们能吃山雀吗？我们能吃喜鹊吗？为什么妈妈不用甲壳虫炖汤……德国人撤退之前烧掉了我们的房子，妈妈站在那儿看着大火，但却没有哭。我们三个人跑着大喊：“亲爱的房子，不要烧！亲爱的房子，不要烧！”

当时6岁的Rimma Pozniakova的回忆，就像是《格林童话》中的《汉泽尔与格莱特》：

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我们找不到爸爸了，很害怕。妈妈说爸爸被抓去集中营了，但我们应该去找爸爸。集中营是什么？我们收集食物，什么食物呢？烤苹果。我们的房子被烧了，我们的花园被烧了，苹果树上的果实被烤焦了。我们把苹果都吃了。

除了直接的经历之外，我们最深的理解来源于故事。说教和数据并不能教我们分辨善与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童话的魅力》中写道：

小孩相信童话故事，因为童话中的世界观和他自己的观念是一致的。无论我们年龄多大，只有符合我们想法的原则的故事能够对我们产生说服力。成年人已经学会了接受理解世界的方式不是单一的，但我们仍然很难真正去接受除了自己想法之外的意见。成年人都如此，就更不用说小孩子了。小孩子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

《汉泽尔与格莱特》这样的故事，让小孩子了解到成人的世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平凡的恶魔，会被继母下咒逐入森林，无能的父亲不会阻碍他们前进的道路。这些故事说明有些人的目的就是伤害他人，就像那个以小孩子为食的恶毒女巫。 但这些故事也让小孩子一瞥他们自己在世界中的能力和价值。童话故事告诉我们，哪怕是孤儿也可以靠自己在树林中存活下来。成年人并不一定可以依靠，故事的主角也可能是其他小孩。 “战争发生之前，我很喜欢听爸爸讲童话故事，”Nina Rachitskaya说，“战后我根本不会再读童话故事了。”

Marlen Robeichikov讲述了他11岁时的回忆，体现着童话般的英雄主义。他告诉我们，他的一位同学带着一块蘸了蔬菜油的面包来上课，而其他孩子正在因为饥饿而煎熬。 “我们互相说悄悄话，冲他挥拳头，等待着下课……结果我们发现老师躺在地上，她太饿了，蔬菜油的味道让她昏倒在地。”孩子围在一起，把他们自己小份的分配面包留给老师，但她没有接受，孩子只好把面包给了老师的母亲。这究竟是体现了苏联的集体责任意识，还是危机中早已失去理智的小孩伪造出来的道德？阿列克谢耶维奇依然没有轻易下结论，她只是优雅地选出她想要呈现的内容。

在希伯来语中，为逝者所说的祷语叫作“孤儿的祈祷”（Kaddish Yatom）。孩子要为死去的父母连续诵读祷词11个月，体现他们的忠诚。《我还是想你，妈妈》即是一本虽然面世晚，但影响深远的祷语，是唱给那些经历了人类残酷最极致一面的、失去了一切的孩子的颂歌。如果你最近关注美国新闻，就会了解边境移民儿童营的消息，《我还是想你，妈妈》虽然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但却能引起共鸣。尽管40年代苏联小孩的生活和中美州难民的生活有所不同，这本书依然能帮助我们更了解后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叙述让我们回忆起小孩子看世界、人、事物的方式。“我不觉得我是在书写过去，我觉得我是在书写未来，”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这样描述她的作品。《我还是想你，妈妈》也是一样，它提供的不只是很久以前的战争亲历者的声音，而是请求我们去关注那些年轻脆弱的人。

《我还是想你，妈妈》让我们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时质疑自己：我们买了什么，从哪里买，我们给哪里捐钱，我们讨厌什么人，我们应该怎样去爱。如果我们鼓动或参与暴力，或者视而不见，我们又能如何记住发生的事情，最年轻的人类应该怎样去忍受没有父母，没有充足的食物、水、栖身之地的生活？想象我们自己的孩子要经受这样残酷的恐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是想象罢了。但这应该对我们们有所警示。

大屠杀学者、心理学家Dori Laub致力于研究讲述曾亲历过的事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采访并不是独白，并不能只靠一个人完成。见证人与他人交谈，而他们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这些孩子等了40年才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讲述了无法承受的故事。然后他们又等了34年，才等到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

“我一定要告诉你吗？”他们问。作为读者、母亲、父亲，我们的职责就是倾听。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