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生物一样，人类也是生物体，而且是能够发挥整体生理功能的生物实体，其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以一种高度合作并且低冲突的方式运作。但与其他生物体不同的是，人体拥有一个淘气的组成部分——大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违背甚至破坏身体其他部分为维持生存而产生的意愿和各种努力。大脑系统是人类形成意识和知觉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自我觉知（autonoetic）、反思（reflective）或自我认识（self-awareness）等意识。这些大脑意识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够取得诸如艺术、音乐、建筑、文学、科学等伟大成就的概念基础，同时也使人类具备了欣赏这些伟大成就的能力。

自有生命出现以来，具有自我觉知意识的人类大脑，是唯一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终止自己的生命的生物实体。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得到那种将身体置于危险之中所带来的兴奋感，大脑就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不把组成身体的其他细胞或系统等部分放在眼里。但是，基于一些流传的证据，也有人认为，另外一些动物也会有自杀的行为。不过这些动物的行为是否真是有意而为之，即是否真是基于某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意愿而采取的行动，这一点还存在争议。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自杀”一词只应使用于一种情况之下，即个体明知或相信自己的积极或消极行为将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死亡这一预期结果。涂尔干还指出，能够产生这样的行为意图，取决于人类拥有一种其他动物所缺少的反思性意识，而动物所具有的生理能力决定了它们还不足以产生这样的意图。因此他得出结论：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真正的自杀行为，其实都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

与当时共存的其他动物群相比，早期人类被认为是平凡而且不起眼的。后来，在某个时间点（估计在大约5万至20万年前）发生了一些事件，使我们的祖先从动物的世界中脱离了出来。在那段时间，早期人类发展出了有助于生存和彼此间互动的全新的能力和手段——语言，在此基础上更加形成了复杂的等级关系推理能力、对自我与他人的表征的认识能力，以及使精神活动突破时间限制的能力等等。其结果是后来人类产生了自我觉知意识（autonoetic consciousness），即人类拥有了意识到自我存在的能力。

自我觉知意识可能为人类所独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意识是无端突然出现的。首先，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已经具有成熟的认知能力，包括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认知心理学提出的概念，指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译注）和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心理学中的一个理论上的认知系统，用于管理和控制工作记忆、注意力、决策、抽象思考等其他认知过程——译注）。这些能力使对感知信息和记忆信息进行实时整合成为可能，也使人类拥有了反复考虑其他可选择性的行动方案的能力。以上这些能力已经证实涉及大脑系统的前额皮质外侧区域的活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类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内都拥有上述这一区域，而其他哺乳动物则没有。也许正是这些大脑活动使灵长类祖先对物体和事件具有了一种（事实或语义层面上的）知道感（noetic consciousness），包括能够区分有用的或有害的事物，甚至可能还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语义版本的自我意识。但是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拥有个体过去经验的生物实体，不会想象可能的未来，也不会实现不存在的未来。我认为，这种自我觉知能力的形成，依赖于大脑前额叶区域活动所具有的既独特又丰富的特征，这些特征已经被证明为人类所独有，而其他动物，即使是灵长类动物也都不具备。

既然自我觉知意识有可能危害生物体的生存意图，它必然也会产生有益的后果。也许它使我们能够从关注自我的角度来看待事物，以及事件对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即对自我的价值。如果没有主观自我的参与，我们人类所说的情感是无法被体验到的。其他动物在生命中的某些重要时刻也有可能产生某些情感体验，但是因为它们没有自我觉知意识，因此它们不可能拥有和人类同样的情感体验。

自我觉知意识具有个性特质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质，这些特质使之认为它总是在控制着身体的各种行为。事实上，所谓的自由意志确实就是人类最珍视的特质之一。例如，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都宣称，人在生时对生命的选择有可能使自己在死后进入天堂。勒内·笛卡尔受到由哥白尼和伽利略所倡导的科学革命的启发，试图用他的二元论哲学与这些宗教观念达成和解。后来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提出，人类的焦虑情绪就是我们为这种自由意志付出的代价。尽管现代科学的一些进展试图把人类的意识当作一种科学概念而加以抑制，但意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不重要。在这一方面，行为主义（behaviourism，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心理学流派，主张心理学应该研究可以被观察和直接测量的行为，反对研究没有科学根据的意识——译注）是最明显的例子。如今，研究人类意识的科学领域方兴未艾，充满活力。

由我们独特的大脑产生的各种思想意识使人类有能力征服各种前沿领域。我们有能力改变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能满足我们的各种突发奇想、欲望和幻想，我们还能保护自己远离恐惧和焦虑。对未知世界的想象激发了人类去寻找新的生存方式，虽然对这一切的追求会伴随着风险，但我们也能够预见可能的风险，并提前计划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们对知识的渴望促使人类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行各种探索和发现，这些发明创造使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轻松。我们不需要到险恶的环境中去寻找食物或水源，因此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动物世界里十分常见的、来自其他物种的攻击。人类的食物通过冷藏来保鲜，我们有很多方便的设备应对季节变化带来的对人体的影响。我们能够获得治疗以及预防各种常见疾病的药物，外科手术可以帮助病人修复身体，在某些情况下，外科手术甚至能够替换掉身体的某些不好的零部件。使用电子通讯技术，我们可以立刻与位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互联网的出现确实可喜可贺，它在很多方面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但是，和其他大多数好东西一样，互联网也让人们为之付出了代价。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一些网上流传的道听途说和谣言，甚至一些赤裸裸的谎言，就能够煽动人们反对人类的共同利益，促使一些利益进行重新组合，继而挑战人类普遍接受的信念。仅仅通过在互联网上迅速地不断重复和扩散，错误的言论就能获得人们的信任。有些人就利用这种方法，贬低科学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及其对生命和人类福祉所做出的贡献，攻击我们社会结构的根本基础，包括攻击政府，也攻击那些人们需要的安全网络，以及安全网络对网上霸凌行为进行的检查与限制。

我们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各种快速又剧烈的变化。全球气温和海平面都在不断上升，各地的气候变化无常，珍贵的原始森林被烧毁，沙漠面积持续扩大。地球上的物种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许多警觉的观察人士大声呼吁人类做出努力，尝试扭转或至少拖慢因我们人类的选择给地球带来的毁灭性变化。根据美国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的说法，地球肯定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但今天地球上存在着的一些生命形式，将来很有可能无法继续保持存在。历史告诉我们，那些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的大型生物体，在环境发生重构等剧烈变化时特别不堪一击。自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任何一个物种对环境的索求都没有超出过人类对环境的索求。

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思考，美国哲学家托德·梅（Todd May）最近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质问：“如果人类真的灭绝，会是一场悲剧吗？”他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人类，地球应该会更好。但是如果真的出现那样的结局，确实会是一场悲剧，因为人类这一物种确实已经取得了不少非凡的成就。我认为，人类独有的自省意识（autonoesis）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但它也有其黑暗的一面。人类的自我意识使人产生自私和自恋等心理特性，对他人则会萌生一些不安但很基本的情绪，如不信任、恐惧、憎恨、贪婪和欲望等。哲学家克里斯托夫·梅南特（Christophe Menant）认为，这些人类情绪都是人间罪恶的根源。

然而，也只有具有自我意识的头脑才能像托德·梅那样意识到，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我们有义务正视人类自私的本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全体人类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人类能够成功地联合起来，超越各种短视的政治决策和自我放纵的欲望，我们就有可能避免地球的生命格局再发生一些更为剧烈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某些可以持续的未来。

只有当人类这个物种得以存在时，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才有可能存在。我们没有时间等待生物进化来拯救人类，因为那个过程太过缓慢。我们必须依赖于一些更加快速的变化途径，例如认知和文化上的进化，而这一切反过来又依赖于我们的自我觉知意识。最后，人类会否成为地球未来的一部分，将取决于人类自己，也将取决于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所作出的选择。

本文作者Joseph LeDoux是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负责指导纽约大学大脑情感研究所和内森·克莱恩研究所的工作。他还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及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情感大脑》《突触自我》《焦虑》及最近出版的《我们自己深远的历史》。

本文节选自《我们自己深远的历史》（The Deep History of Ourselves），维京出版社出版。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