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阑夕

阿里步入第20个年头，给杭州写的那封文采飞扬的信又刷屏了。

早些时候，社交媒体热衷于讨论广州是否被杭州取代从而掉出一线城市的话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后者拥有阿里和网易这种明星级互联网公司但前者没有。

抛开城市地位的争执不论，腾讯之于深圳、百度之于北京似乎都不及阿里之于杭州这般影响深厚，甚至上海市政府都曾大张旗鼓的研究过「为什么上海产生不了阿里巴巴」的议题。反过来亦然:杭州对阿里的滋养也显而易见，如果不是杭州，也难有今日之阿里。

马云在谈及杭州时表示，古老的年代人类栖水而居，因为水陆交通发达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极多，而未来人类会选择数字科技发达的地方定居，所以杭州将会是一个样板。

这也是阿里一贯而为的价值观，将发展融于为城市、国家乃至全球创造价值增量，既产生商业价值，也承担社会责任。

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比如「绝不明知有害而为之」，但他老人家又说不需要独立的企业伦理，反对为企业专门设立道德框架，这是一种理性至上的社论，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微弱起来。

几十年过去后，当企业的体量增长到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演进时，它们身上的责任空荡就日渐凸显出来，无论这种责任，是被外界要求赋予的，还是当事者主动设计的。

比如素以员工福利优厚著称的Google在旧金山开了一条免费接送无车员工上下班的巴士线路，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旧金山的市民却集体抵制这个项目，认为Google是在挤占公共交通资源。

所以旧金山的几条街区往往会出现一副奇妙的画面，一边是穿着带帽卫衣和牛仔裤的年轻人在等候他们的通勤巴士，一边是情绪高亢的当地居民们手持标语木牌表示反对，双方虽然没有直接冲突，但关系的紧张却是实实在在的。

最近几年以来，不止是欧洲的GDPR，连美国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也开始对大型科技公司滋生警惕，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让公众不再一边倒的纵容技术进步。

换句话说，企业的价值观，不再只和企业自身有关，它在某种程度上，会转化成为企业的外部竞争力。

在亚马逊雨林遭受火灾侵蚀的当下，有人呼吁亚马逊公司的CEO杰夫·贝佐斯买下亚马逊雨林用以保护生态，尽管难免有些道德绑架和玩笑色彩，但其给出的理由也并非毫无道理：有利于优化亚马逊的公共形象。

与发达国家科技企业的「水深火热」相比，中国社会对于互联网巨头的要求主要侧重于实务层面，像是动辄会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的面部识别、数据隐私等问题，放在这边并不会上升到足以动摇企业根基的高度，反而是在管理方法论的构建上，兴趣更高。

就像Netflix的热门纪录片「美国工厂」所呈现的那样，全球化的企业必然面临从文化氛围到价值取向的巨大冲突，不再容易得出标准答案，而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涉法扼杀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场面，也莫名的显得荒诞起来。

阿里也和华尔街的经典理论框架有过不轻的矛盾，比如「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价值观，坦率的说，这种名次排序其实没有具体意义，只是一种抽象表态，但它背后挑战的，却是华尔街数百年贯彻出来的「股东第一」价值观。

「股东第一」的起源，来自作为现代商业基石的私有产权制度，它的逻辑并无错误，却会引起理解上的偏差，也就是在假设股东利益和公共利益存在冲突的时候，企业的抉择就会遭受质疑，并带来「毛孔里滴着肮脏的血」这种指控。

阿里是带着股东靠后站的价值观赴美上市的，并受到了与它设计的「合伙人制度」相似的待遇，一度被视作是扭曲商业权力的做法。

结果到了今年，反倒是包括摩根大通、苹果、通用汽车、美国银行在内的近两百名CEO，在一个圆桌会议上签署共识，共同声明股东价值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投资员工、为客户服务、支持供应商和社区成为了公司经营的重中之重。」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掉头，也应证了全球风向的变化：企业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止是停留在创造利润上面，它提供的就业岗位、提升的生活品质、改善的社会环境，都得老调重弹，反复聚焦。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过一首很有传播力度的作品：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一座庄园，

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海明威后来以「丧钟为谁而鸣」作为标题，写了一本战地记者视角的小说，在他看来，人类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为了追求政治动机而手持枪炮相互残杀，空有共同体的向往，却无共同体的实意。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企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同样是一个双输的系统，无数资源消耗于此，时而图穷匕见，时而阴奉阳为，长期拉锯下来，谁都精疲力尽。

如果阿里的「反常规」可以为商业生态提供一份参照——哪怕未必见得适用于所有企业——都是很好的结果了，毕竟解题者永远不嫌多，企业盈利天经地义，但是应当恪守的准则，也一个都少不了。

就像之前还谈过阿里对于「败将」的处理方式要好过同行，也是体现企业价值观的案例。

像是阿里这种在其社交产品来往彻底失败之后还能支持和重用原有团队去开发钉钉的事情，在腾讯是想都不敢想的。

钉钉的负责人陈航之前所在的项目是那款被称作是阿里史上最失败的社交产品来往，阿里在其中砸了不计成本的预算，最后还是失败了。

陈航后来坚持带着来往的团队转型企业办公应用领域，阿里还把最初“创业圣地”湖畔花园给了他，这个连在阿里内部都鲜为人知的新项目在那里悄然开工。

阿里分管人力资源的VP王民明讲过一个工作协调的案例：

有两个Leader争一项业务的主导权，其中一个是在阿里工作了五年的老员工，另一个是刚进一年的新员工，王民明对前者说，这个业务给后者拿走，当然会影响你的业绩，但是无关生死，然而后者进公司后脚跟不稳，如果没有这项业务支撑，他活不下去。

后来这个剧情，以老员工的痛快放手得以结束。阿里这家公司，价值观培训非常严格，其中会有很多让外面觉得「恶心」、「洗脑」的文化灌输，这是事实，没什么可洗的，但是凭借这种甄别漏斗，阿里留下来的人，或者说能够在阿里待下去的人，都如其所愿的变成了「自己人」。

而「自己人」在和系统相处的时候，是不需要去走「证明自己值得信任」这种流程的，你要做什么、而公司又可以满足条件，那就可以放手去做，失败也是可以被容忍的。

美团的王慧文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上阿里几句，但就是这么一个天然的「阿里黑」，也曾说出「在所有的新经济公司里，只有阿里的组织能力是过关的」这样的话。

曾有人统计过在那本著名的「基业长青」里作为正面标的出现过的企业是否真的基业长青了——在时隔25年之后——事实证明，有着接近一半的企业都是衰落了，无论它们当年是多么光彩夺目。

除了变化本身是不变的之外，一切都在变化着。

马云说阿里要存活超过102年，因为这将使它成为横跨三个世纪的伟大企业，现在进度条过去了1/5，后面的路，还长得很，而阿里的价值观，也还没有结束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