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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厂》与工人命运:我们能否逃脱全球化“撒旦的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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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厂》与工人命运:我们能否逃脱全球化“撒旦的磨坊”

在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来保障这些被物化称之为“劳动力”的人,否则这个社会-市场的机制就如波兰尼称之为的“撒旦的磨坊”,将人一个个绞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马丽(社会学家)、李晋(思想史学者)

纪录片《美国工厂》最近在中美公共媒体上都引发出很多讨论。

位于美国老工业区“铁锈带”(Rust Belt)的代顿(Dayton),曾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重要基地。但在2008年,通用宣布关闭工厂,导致数千工人失业。多年之后,废弃厂房被中国企业福耀工厂购买,投资6亿美元,并带来百名中国工人,为训练当地美国工人,以建立起一个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生产的工业基地。

纪录片从通用关闭工厂的一幕开始,到新福耀工厂的揭幕仪式,从中美工人接触初期的美好预期,到两个群体之间在效益不达标的压力下,产生各种摩擦和冲突,向人们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个小镇的故事。

代顿是莱特兄弟的故乡,长久以来被誉为“创新的摇篮”。纪录片的两位制作人都是本地居民,他们把当地社区描绘成一个“熟人社会”。此前他们拍过一部纪录片,就是关于通用汽车工厂(General Motors)的,它曾养活了这里的几代人,塑造了人们的归属感,因此它的关闭对于本地工人社区,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变化。那所巨大的工厂厂房空置多年,很多人也失业多年,代顿陷入一种大萧条的氛围。直到2014年,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买下这间旧厂房,当地经济好像才出现复苏的转机。但是,尽管福耀雇佣的多是当地熟练工人,从汽车制造到玻璃工业的转换,也需要一次大转型。于是福耀调入几百位中国熟练工人,要在两年内培训美国工人,达到工厂盈利的目标。

工厂的关闭和兴建不单是成本-收益的市场行为,影片呈现的是全球资本-经济化的过程,对一个社区(特别是具体的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用很多小故事拼出来的复杂、多面的大故事。

当中国和美国工人被带到同一生产线上,在短暂的文化交融“蜜月期”之后,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都是被环境塑造的产物。美国工人惊奇地观看工厂流水线设备被快速地运入,原本废弃的厂房隔夜就恢复了生机。中国工人“舍家爱厂”的企业文化、军事化管理、有中国特色的工会,与美国工人闲散自由、看重休息空间、强势工会维权,都形成强烈对比。

为了让美国工人吸收福耀的企业文化,曹德旺让一群美国主管到中国参观福耀本部和年度庆典。福耀有自己的企业歌曲,每次开会之前,大家都会一起唱,歌词也很有流行风,诉诸于人的集体归属感。特别在企业年会上,工人代表精心排练的节目和舞蹈,不仅有很多高科技元素,还都充满强烈的企业集体荣誉感,甚至让一个美国主管情绪激动地走到外面擦眼泪,然后对着镜头说,“我们是一体的(We are one)。”他无疑被一种人类之间的共性所深深触动,感动于全球化将地球两端的两类人,借着福耀,联结在一起。这一感动是真实的,但放在整个片子中,也传递出一些讽刺意味。文化融合的魅力不言而喻,因为人类在内心中都有一种天下大同的愿望,可现实却没有那样美好。舞台上煽动情绪的歌曲,终究抵不过生产线上利益的较量。随着老板对产量的不满和不断增加的工伤事件,工人们的乐观很快变成不安,像生产线上完成但又一触即爆的玻璃一样。

在个人交往层面,一位美国工人看重他结识到的中国主管,称他为自己很珍惜的“兄弟”,但最终这样的交情也没有保住自己不被裁员。第一任工厂的美国副总裁对曹德旺可以“预定”庆典当天天气的能力表示臣服,竭力维护主席(Chairman)的命令,对庆典上一位当地议员提到工会表示愤愤不满。但两年之内,当管理层雇佣越来越多华裔美国籍人士,这位被辞退后的前副总裁也对福耀的中式企业文化换了眼光。

通用汽车公司的关闭只是全球化阵痛的一个缩影,美国中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已经不再拥有上世纪中期那样的辉煌,相反这些产业集群的衰落,导致失业率和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使得大量人口的外迁,也使得所在城市繁荣不再,反而陷入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例如,根据统计,在1960年代,代顿处在制造业繁荣时期的城市人口大约26万人,而在2010年人口下降了大约46%,大约14万人左右。在这个统计数据的背后,是许多产业工人的失业,因为无法还清贷款而被银行强行收回的房产,产生出更多社会问题,如无家可归者群体的增加、家庭解体等。

在纪录片中,就有一位妇女因为失业最后不得不住在自己姐妹的地下室中,她表达了对于工作的珍惜和渴望,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的改善,更是一个人尊严和价值的体现。但也有工人记得通用工厂每小时29美元的薪资水平,是现在福耀开出的两倍。殊不知,通用工人也是在几十年的工会斗争后,才获得那样的工资水平的。通用和福耀是处于产业链不同阶段的企业,但对于个体的个人来说,仍有一种挥不去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此时,全球化不再是平的,而是具有多样的面孔,一些人因为资本-市场的扩展而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另外一些人却不得不承担着转型中的代价。然而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代资本的世界体系。

对此,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曾经描述过,在现代资本-理性化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就是现代社会中理性的人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那就是人们都被卷入到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从理性的角度应当用于享受的所得,却不得不继续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中。在韦伯笔下,现代人生活在这种铁笼中,却无法逃脱,充满孤独和无奈:“现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宇宙,个人呱呱坠地在其中,对他而言,至少作为个体,这是个他必须生活在里头的既存的、事实上如铜墙铁壁般的牢笼。一旦个人卷入市场关系,这个宇宙就强迫个人奉行其经济行为的规范。制造业者要是长期违背规范而行,注定会被市场经济淘汰,就像劳动者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个规范时,就会失业流落街头。”

《美国工厂》没有平面化地向人们可以展现黑白的对立,而是将一些现代性的问题呈现出来。在企业-工会的冲突中,与其说凸显了公平-效率的现实之争,不如说这部纪录片打破了全球化自由市场的神话和工会的神话。这两种幻象都被证明是这个世界不完美的存在——全球化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并不只是社会的繁荣,也有可能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工会所承诺的是保障工人权益,但当工会权力扩大或自身腐败,也会导致产业衰落。

在福耀的玻璃厂中,美国的工人显然比在中国的工人拥有更多的工资和休息时间,也不奇怪美方的管理人员来到福耀总部看到工人在破碎的玻璃山上进行玻璃分类时发出的惊讶,另外,军事化的管理产生的效率也是在美国无法实现的。而中方的管理人员在美国工厂中,也曾告诉美国的同事,应该做出对得起自己工资的事情。尽管工资和福利远高中国同行,但是一些代顿的工人仍旧感概每小时12-14美元的工资远不如在通用时的29美元时薪。这些福利是工会所争取来的,但是人们却不得不在工会和拒绝工会进入福耀工厂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美国工厂》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早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圈地运动中就已经出现的一个老问题。在市场扩展、追求效率时,如何能够确保人的尊严和制度的公正性?

在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眼中,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存在着两种相反方向的支配力:一是市场不停的扩张,另一种是对于市场无限扩展的对抗和限制。市场的扩张并非只是人与人交易范围或交易场所的扩大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将人作为劳动的形态,自然资源进行物化和资本化的过程。经济自由主义相信通过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就能实现一个自律的市场,但波兰尼却认为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言,自由放任的市场并不是米塞斯或哈耶克所说的那样一种自发秩序。例如,在英国,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工业之一纺织业的崛起并不是源于自由市场的自发扩张,而是通过保护性的关税、出口补贴或额外工资补助等来保障自由市场的扩张,从而实现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相反,一方面是政府通过官僚体制等国家机器保证了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扩张的同时,也推动着自由市场在本土和第三世界的扩展。

波兰尼想要超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因为这两者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却仍旧是一种单向度的思考。在市场中,人作为劳动力已经被视为是一种商品,反对和支持最低工资通常都仍旧以劳动力作为商品为共同的前提。

因此,波兰尼曾设想过一个有机性的成熟社会,市场是内嵌在(embedded)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社会呈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消费社会,而是一个多维度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中,尽管管制和市场都仍旧存在,二者但却能够有机地结合,彼此有自身的界限和责任。而个人不再是一个原子化、单一的个体被赤裸地以“人力资源”呈现在市场之上。那样人就不至于牺牲个人的自由、尊严、对他人的同情和社群融合,来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铁律。波兰尼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在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来保障这些被物化称之为“劳动力”的人,否则这个社会-市场的机制就如波兰尼称之为的“撒旦的磨坊”,将人一个个绞入,“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的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表示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 ‘人’。如若被剥脱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中暴露、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遭受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破坏殆尽……”

总之,当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后,可能给一个社会组织带来的致命的后果是,社会的运转逐渐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在了经济体系中,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粗陋虚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在影片最后的时候,即便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曹德旺也不得不追问,当自己开了越来越多的工厂,为家乡人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然的青山绿水,自己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一个罪人?曹在说到这里时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自信,而是流露着很多无奈和反思。

福耀工厂嵌入的美国社会,对市场的无情扩张有多层抵御机制,包括工会和媒体。在福耀入驻代顿的初期,本地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当地政府甚至将工厂前的马路改为“福耀路”。但两年后,媒体对福耀工厂的负面报道也越来越多。然而最终许多问题还是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效率低下的工人逐渐被自动化的智能机器所代替,这是所有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最终的选择,但是机器真的能消除人的不满,将人还原成本身而不是作为人力资源的客体吗?不管是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工人,当他们还没有从文化碰撞中回过神来,就已经面临要被机械手臂代替的共同命运了。

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不满和带来的利益成为了两种对抗的力量,同时塑造着每一个社会、文化和人类的未来。导演把两种无法跨越的文化和制度差异,也含蓄地表现出来。例如,大多是进城务工者的中国工人,受户籍制度所限,以及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离开家人,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很多是迫于无奈,而不是他们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但对于美国工人来说,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是可以选择的,甚至不要更多的工资补贴,离开家人,来美国就是为了培训他们。纪录片中有一幕比较好笑,就是当一位讲中文的美国主管对一位中国主管说“美国人太懒了”的时候,他的发音却说成了第四声:“烂”。中国主管也以为他说的是“烂”的意思,就顺着说了下去。要跨越中美文化、制度的差异,其难度不亚于重建一座人类大同的巴别塔。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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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厂》与工人命运:我们能否逃脱全球化“撒旦的磨坊”

在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来保障这些被物化称之为“劳动力”的人,否则这个社会-市场的机制就如波兰尼称之为的“撒旦的磨坊”,将人一个个绞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马丽(社会学家)、李晋(思想史学者)

纪录片《美国工厂》最近在中美公共媒体上都引发出很多讨论。

位于美国老工业区“铁锈带”(Rust Belt)的代顿(Dayton),曾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重要基地。但在2008年,通用宣布关闭工厂,导致数千工人失业。多年之后,废弃厂房被中国企业福耀工厂购买,投资6亿美元,并带来百名中国工人,为训练当地美国工人,以建立起一个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生产的工业基地。

纪录片从通用关闭工厂的一幕开始,到新福耀工厂的揭幕仪式,从中美工人接触初期的美好预期,到两个群体之间在效益不达标的压力下,产生各种摩擦和冲突,向人们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个小镇的故事。

代顿是莱特兄弟的故乡,长久以来被誉为“创新的摇篮”。纪录片的两位制作人都是本地居民,他们把当地社区描绘成一个“熟人社会”。此前他们拍过一部纪录片,就是关于通用汽车工厂(General Motors)的,它曾养活了这里的几代人,塑造了人们的归属感,因此它的关闭对于本地工人社区,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变化。那所巨大的工厂厂房空置多年,很多人也失业多年,代顿陷入一种大萧条的氛围。直到2014年,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买下这间旧厂房,当地经济好像才出现复苏的转机。但是,尽管福耀雇佣的多是当地熟练工人,从汽车制造到玻璃工业的转换,也需要一次大转型。于是福耀调入几百位中国熟练工人,要在两年内培训美国工人,达到工厂盈利的目标。

工厂的关闭和兴建不单是成本-收益的市场行为,影片呈现的是全球资本-经济化的过程,对一个社区(特别是具体的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用很多小故事拼出来的复杂、多面的大故事。

当中国和美国工人被带到同一生产线上,在短暂的文化交融“蜜月期”之后,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都是被环境塑造的产物。美国工人惊奇地观看工厂流水线设备被快速地运入,原本废弃的厂房隔夜就恢复了生机。中国工人“舍家爱厂”的企业文化、军事化管理、有中国特色的工会,与美国工人闲散自由、看重休息空间、强势工会维权,都形成强烈对比。

为了让美国工人吸收福耀的企业文化,曹德旺让一群美国主管到中国参观福耀本部和年度庆典。福耀有自己的企业歌曲,每次开会之前,大家都会一起唱,歌词也很有流行风,诉诸于人的集体归属感。特别在企业年会上,工人代表精心排练的节目和舞蹈,不仅有很多高科技元素,还都充满强烈的企业集体荣誉感,甚至让一个美国主管情绪激动地走到外面擦眼泪,然后对着镜头说,“我们是一体的(We are one)。”他无疑被一种人类之间的共性所深深触动,感动于全球化将地球两端的两类人,借着福耀,联结在一起。这一感动是真实的,但放在整个片子中,也传递出一些讽刺意味。文化融合的魅力不言而喻,因为人类在内心中都有一种天下大同的愿望,可现实却没有那样美好。舞台上煽动情绪的歌曲,终究抵不过生产线上利益的较量。随着老板对产量的不满和不断增加的工伤事件,工人们的乐观很快变成不安,像生产线上完成但又一触即爆的玻璃一样。

在个人交往层面,一位美国工人看重他结识到的中国主管,称他为自己很珍惜的“兄弟”,但最终这样的交情也没有保住自己不被裁员。第一任工厂的美国副总裁对曹德旺可以“预定”庆典当天天气的能力表示臣服,竭力维护主席(Chairman)的命令,对庆典上一位当地议员提到工会表示愤愤不满。但两年之内,当管理层雇佣越来越多华裔美国籍人士,这位被辞退后的前副总裁也对福耀的中式企业文化换了眼光。

通用汽车公司的关闭只是全球化阵痛的一个缩影,美国中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已经不再拥有上世纪中期那样的辉煌,相反这些产业集群的衰落,导致失业率和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使得大量人口的外迁,也使得所在城市繁荣不再,反而陷入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例如,根据统计,在1960年代,代顿处在制造业繁荣时期的城市人口大约26万人,而在2010年人口下降了大约46%,大约14万人左右。在这个统计数据的背后,是许多产业工人的失业,因为无法还清贷款而被银行强行收回的房产,产生出更多社会问题,如无家可归者群体的增加、家庭解体等。

在纪录片中,就有一位妇女因为失业最后不得不住在自己姐妹的地下室中,她表达了对于工作的珍惜和渴望,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的改善,更是一个人尊严和价值的体现。但也有工人记得通用工厂每小时29美元的薪资水平,是现在福耀开出的两倍。殊不知,通用工人也是在几十年的工会斗争后,才获得那样的工资水平的。通用和福耀是处于产业链不同阶段的企业,但对于个体的个人来说,仍有一种挥不去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此时,全球化不再是平的,而是具有多样的面孔,一些人因为资本-市场的扩展而生活得到了改善,而另外一些人却不得不承担着转型中的代价。然而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代资本的世界体系。

对此,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曾经描述过,在现代资本-理性化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就是现代社会中理性的人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那就是人们都被卷入到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从理性的角度应当用于享受的所得,却不得不继续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中。在韦伯笔下,现代人生活在这种铁笼中,却无法逃脱,充满孤独和无奈:“现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宇宙,个人呱呱坠地在其中,对他而言,至少作为个体,这是个他必须生活在里头的既存的、事实上如铜墙铁壁般的牢笼。一旦个人卷入市场关系,这个宇宙就强迫个人奉行其经济行为的规范。制造业者要是长期违背规范而行,注定会被市场经济淘汰,就像劳动者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个规范时,就会失业流落街头。”

《美国工厂》没有平面化地向人们可以展现黑白的对立,而是将一些现代性的问题呈现出来。在企业-工会的冲突中,与其说凸显了公平-效率的现实之争,不如说这部纪录片打破了全球化自由市场的神话和工会的神话。这两种幻象都被证明是这个世界不完美的存在——全球化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并不只是社会的繁荣,也有可能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工会所承诺的是保障工人权益,但当工会权力扩大或自身腐败,也会导致产业衰落。

在福耀的玻璃厂中,美国的工人显然比在中国的工人拥有更多的工资和休息时间,也不奇怪美方的管理人员来到福耀总部看到工人在破碎的玻璃山上进行玻璃分类时发出的惊讶,另外,军事化的管理产生的效率也是在美国无法实现的。而中方的管理人员在美国工厂中,也曾告诉美国的同事,应该做出对得起自己工资的事情。尽管工资和福利远高中国同行,但是一些代顿的工人仍旧感概每小时12-14美元的工资远不如在通用时的29美元时薪。这些福利是工会所争取来的,但是人们却不得不在工会和拒绝工会进入福耀工厂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美国工厂》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早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圈地运动中就已经出现的一个老问题。在市场扩展、追求效率时,如何能够确保人的尊严和制度的公正性?

在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眼中,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存在着两种相反方向的支配力:一是市场不停的扩张,另一种是对于市场无限扩展的对抗和限制。市场的扩张并非只是人与人交易范围或交易场所的扩大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将人作为劳动的形态,自然资源进行物化和资本化的过程。经济自由主义相信通过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就能实现一个自律的市场,但波兰尼却认为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言,自由放任的市场并不是米塞斯或哈耶克所说的那样一种自发秩序。例如,在英国,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工业之一纺织业的崛起并不是源于自由市场的自发扩张,而是通过保护性的关税、出口补贴或额外工资补助等来保障自由市场的扩张,从而实现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相反,一方面是政府通过官僚体制等国家机器保证了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扩张的同时,也推动着自由市场在本土和第三世界的扩展。

波兰尼想要超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因为这两者尽管都有一定的道理,却仍旧是一种单向度的思考。在市场中,人作为劳动力已经被视为是一种商品,反对和支持最低工资通常都仍旧以劳动力作为商品为共同的前提。

因此,波兰尼曾设想过一个有机性的成熟社会,市场是内嵌在(embedded)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社会呈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消费社会,而是一个多维度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中,尽管管制和市场都仍旧存在,二者但却能够有机地结合,彼此有自身的界限和责任。而个人不再是一个原子化、单一的个体被赤裸地以“人力资源”呈现在市场之上。那样人就不至于牺牲个人的自由、尊严、对他人的同情和社群融合,来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铁律。波兰尼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在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来保障这些被物化称之为“劳动力”的人,否则这个社会-市场的机制就如波兰尼称之为的“撒旦的磨坊”,将人一个个绞入,“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的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表示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 ‘人’。如若被剥脱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中暴露、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遭受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破坏殆尽……”

总之,当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后,可能给一个社会组织带来的致命的后果是,社会的运转逐渐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在了经济体系中,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粗陋虚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在影片最后的时候,即便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曹德旺也不得不追问,当自己开了越来越多的工厂,为家乡人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然的青山绿水,自己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一个罪人?曹在说到这里时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自信,而是流露着很多无奈和反思。

福耀工厂嵌入的美国社会,对市场的无情扩张有多层抵御机制,包括工会和媒体。在福耀入驻代顿的初期,本地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当地政府甚至将工厂前的马路改为“福耀路”。但两年后,媒体对福耀工厂的负面报道也越来越多。然而最终许多问题还是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效率低下的工人逐渐被自动化的智能机器所代替,这是所有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最终的选择,但是机器真的能消除人的不满,将人还原成本身而不是作为人力资源的客体吗?不管是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工人,当他们还没有从文化碰撞中回过神来,就已经面临要被机械手臂代替的共同命运了。

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不满和带来的利益成为了两种对抗的力量,同时塑造着每一个社会、文化和人类的未来。导演把两种无法跨越的文化和制度差异,也含蓄地表现出来。例如,大多是进城务工者的中国工人,受户籍制度所限,以及为了谋生,不得不长年离开家人,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很多是迫于无奈,而不是他们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但对于美国工人来说,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是可以选择的,甚至不要更多的工资补贴,离开家人,来美国就是为了培训他们。纪录片中有一幕比较好笑,就是当一位讲中文的美国主管对一位中国主管说“美国人太懒了”的时候,他的发音却说成了第四声:“烂”。中国主管也以为他说的是“烂”的意思,就顺着说了下去。要跨越中美文化、制度的差异,其难度不亚于重建一座人类大同的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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