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娜·塔特（Donna Tartt）的处女作《校园秘史》中，只有两名女性角色获得了真正的描写：卡米拉·麦考利（Camilla Macaulay），小说核心交际圈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一个优雅又坚强的人；还有朱迪·普维（Judy Poovey），一个粗俗无礼的加州人，迷恋小说的叙述者理查德·帕彭（Richard Papen）。这两人差别大到似乎来自不同的星球。卡米拉很酷，很聪明，不可捉摸，而且很漂亮；朱迪则“穿着狂野的衣服，头发无甚光泽，开一辆红色的克尔维特，车牌上印着服装品牌JUDY P”，她的声音“就像某种可怕的热带鸟类，一开口就响彻整个屋子”。

有一段时间，我把塔特笔下的女性角色做了一个归类游戏：卡米拉还是朱迪？《金翅雀》中的叙述者西奥·戴克（Theodore Decker）的单相思对象皮帕（Pippa）是卡米拉，他的母亲奥黛丽（Audrey）也是卡米拉；而他的女朋友桑德拉（Xandra）和科特（Kotku）则是朱迪。奇怪的是，塔特笔下的女性都很容易归入这两类，好像女人只有这两种存在方式。

塔特小说中女性角色的缺乏和克制令人沮丧，即使对像我这样的铁杆粉丝来说也是如此。《金翅雀》描述了西奥的成长，《校园秘史》中的理查德焦虑地游走于大学生活和谋杀情节之间，塔特笔下唯一的女主角——《小友》（The Little Friend）中12岁的哈丽特·迪弗雷纳（Harriet Dufresnes）——永远停滞在时间中，恐惧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成年。

哈丽特的年纪让她得以免于卡米拉-朱迪的分类体系，我们也很难想象她长大后会成为其中之一。她太严肃，不能做卡米拉；又太好奇，太聪明，不能做朱迪。但是，哈丽特微妙的女性气质很快就被归入了对成年女性的厌恶之中；哈丽特害怕青春期，尤其是“被归类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是一种可怕的新侮辱：一种没有头脑、没有身材，也没有生理期的生物”。

《小友》中的其他女性角色被严格定义为与哈丽特相反的人物。哈丽特的姐姐艾莉森（Allison）是一个“温和、温柔的女孩”，不像“眼睛明亮的小老虎”哈丽特。“学校里有许多女孩比哈丽特更漂亮，也比她好，” 哈丽特最好的朋友赫利（Hely，一个男孩）认为，“但是她们没有一个像哈丽特那样聪明，那样勇敢。” 夏令营里的十几岁女孩身体脏兮兮的，而且很蠢，她们的交谈（海湾城的摇滚歌手；婚礼；一个叫杰伊·杰克逊的男孩去了他们的学校）无聊且激怒了哈丽特。哈丽特唯一希望的就是，即使在她十几岁的时候，也要坚持自己的内敛和自我意识，但我们并不知道她是否成功了。她还没来得及尝试，小说就结束了。

虽然塔特描写友谊的技巧炉火纯青，但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三部小说中没有一部是关于女性之间真正的友谊。卡米拉是《校园秘史》中秘密小团体中唯一的女孩；《金翅雀》中的基西（Kitsey）与其他女性角色的友谊是暗指的，并没有直接描写；在《小友》中，哈丽特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几乎跟不上她的男孩。

人们很容易谴责塔特的作品中缺少真正的女性角色。虽然她的作品可以通过贝克德尔测验——《金翅雀》中有这样一段母女对话，但贝克德尔测验的目的是实现文艺作品中实质性的性别平等，而塔特的小说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点。她笔下的女性很少说话，很少出谋划策，也很少一起工作，甚至很少打架或相爱。但这种特殊的女权主义冲动，可能会让我们在谈到塔特时误入歧途，因为事实上，她笔下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丰富、危险而复杂的，但问题是她们不能被触碰。

塔特作品常用第一人称视角，其最大乐趣在于全方位的沉浸感——值得注意的是，塔特第一本由女性角色主导的书《小友》是以第三人称讲述的——但这种沉浸感的部分原因是对女性内在性的故意视而不见。在《校园秘史》理查德与卡米拉的一段对话中，理查德“看着她的脸，听着她甜美、沙哑的语调，突然一声尖锐的惊叫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很有趣：理查德根本没听她说话！卡米拉就像一个虚幻的、不甚令人满意的幽灵，因为理查德对潜藏在她身体诱惑之下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她是“真正的谜，我永远无法打开的保险箱”。

西奥·戴克则更加有自知之明。他对皮帕的迷恋“就好像——对我母亲的孤独感到厌倦——我就像一个孤儿一样在皮帕身上刻下了印记”，他的浪漫更多来自于舒适和安全。而当谈到未婚妻基西时，西奥就不那么有自知之明了，因为他担心基西没有他需要的那种情感深度，“所以有时候，我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像在齐膝高的水里涉水而行，希望踏入一个落差，到一个足以游泳的地方。”几页之后，西奥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中偶然发现了基西，“她在轻声细语，细语柔情，”塔特向我们展示了她真实的情感深度，只是西奥无法看到。

只有抗拒这些不可靠的叙述者所散发的心理吸引力，我们才能看到塔特其实从骨子里了解这些奇怪而复杂的女性。朱迪虽然说话像鹦鹉学舌，但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她会照顾理查德，提供建议，在小说尾声，她成为了学院中比较成功的毕业生之一。皮帕的生活充满创伤，但西奥极力避免去想这一点，而他的继母桑德拉显然是愚蠢的，虽然她是《金翅雀》中少数几个谁知道西奥在做什么的人，却并没有兴趣介入其中。

显然，只是塔特笔下的叙述者对他们遇到的女性的认识肤浅，而不是女性本身肤浅。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涉水而过。我们只能从悬崖顶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瞥一眼，却不能进去。在这种背景下，哈丽特在女性群体中不再是一个坚定的局外人，而是一个即将发生的悲剧，她那独特的观点也即将被献祭。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卡米拉是《校园秘史》中的主角，或者皮帕是《金翅雀》中的英雄，那么小说将会大不相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女性的活动方式与男性并不相同。西奥跌跌撞撞地闯入了地下黑帮的世界，理查德度过了一个几乎能把人冻死的冬天。他们的经历困难重重，也要同时与创伤、阶级、失去和悲伤斗争。但如果他们是女性，就会有额外的一层不利因素，而他们必须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才能把故事讲完。作为补偿，也许他们会像理查德担心卡米拉那样，变得“强硬或好斗”。塔特笔下的人物常常与那种古老的命运观念背道而驰，这是一种让他们无法割舍的念头。毫无疑问，如果你把厌女倾向的结构和神圣强加在塔特的作品上，她那干净利落、精湛绝伦的小说很快就会变得杂乱无章。

尽管如此，有时我还是想知道我们本可以读到哪些塔特笔下的角色。如果《校园秘史》是关于五个狂野的女孩和作为附加的男孩，她们喝着杜松子酒，身穿白亚麻，戴着夹鼻眼镜，向联邦调查局撒谎，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追逐神秘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会怎样呢？如果有一个女性版的西奥·戴克年少时就失去了母亲，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少女般的说谎者，有毒瘾，有恐慌症发作的倾向，还与她的犯罪好友有一种性感而复杂的关系，又该怎么办？

不过，考虑到唐娜·塔特作品中对女性的深切关注和叙事的可能性，我们可能毋须担心。塔特每十年写一本小说，我对女主角依然满怀希望。

本文作者Mikaella Clements是一位作家，现居柏林。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