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毕业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国立大学（University of Dnipropetrovsk），成为了一位历史学家。同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预言，基督会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回到地球。“这是邪教经常犯的错误，”他说，“当世界末日没有发生时，人们就会开始质疑你。”
浦洛基目睹了苏联的缓慢解体，并在1991年见证了乌克兰的独立。1994年，浦洛基移居加拿大，现为哈佛大学乌克兰历史教授。他写了13本书，包括《切尔诺贝利：历史的悲剧》（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并凭借对核灾难令人难忘的描写获得了去年的贝里·吉福德文学奖（Baillie Gifford prize，贝里·吉福德文学奖前身为塞缪尔·约翰逊奖，是全球最负盛名的非虚构写作奖之一——译注）。浦洛基的最新著作《被遗忘的东线杂种》（Forgotten Bastards of the Eastern Front）讲述了鲜为人知的“疯狂行动”（Operation Frantic）——100多架美国轰炸机从乌克兰的三个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任务，这也是二战期间美苏唯一的一次联合行动。
《卫报》：是什么促使你开始讲述“疯狂行动”的故事?
沙希利·浦洛基：因为我是在铁幕后长大的一代。“伟大的卫国战争”在苏联的集体记忆和宣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却几乎没有给其他盟国相应的位置。当我意识到后院的空军基地里有美国人时，那真是一个惊讶时刻。
当我听说有这么多克格勃和施密尔舒（苏联红军的反间谍中央情报机构）的秘密监视时，我就想：“我最好去看看！”一方面，看着这些文件，我会对这么多间谍活动感到厌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却很高兴有人写下了这些报告。
《卫报》：那里的空军基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沙希利·浦洛基：其中有军事逻辑，但更多的是期望。二战期间，美国期望与日本长期作战，所以他们想向斯大林展示他们是“好盟友”，便说服斯大林让他们在远东建立空军基地。苏联虽然并没有在空军基地上看到太多的军事优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另一方面也想吸引英国和美国对德国开辟第二条战线。但等到美国和英国进行了诺曼底登陆，斯大林就失去了兴趣，空军基地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炸弹袭击。而且东部战线迅速转移，空军基地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效果。但从象征意义上讲，空军基地很重要——尤其是可以向德国发出盟军团结一致的信号。
《卫报》：美苏双方又是如何看待彼此的?
沙希利·浦洛基：美国人带着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敬意来到这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这一代美国人经历了大萧条，他们知道资本主义有问题，所以很多人都是左倾的。
而美苏同盟的破裂，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这场冲突实际上是关于自由和暴政的原则。美国人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斯大林主义：保密，监视，不能说出你想说的话，以及随之相伴的谎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我原本以为是文化上的误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人后来写道：“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只是冷战的开始。”我认为他是对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和空军基地指挥官罗伯特·L·沃尔什（Robert L Walsh）少将，因为在苏联内部目睹的种种状况，他们成为了首批、也是最执着的“冷战战士”。
《卫报》：苏联解体如何改变了你的看法?
沙希利·浦洛基：苏联在经历了十年的严重危机后解体，有经济危机，但也有意识形态危机，它失去了真正的信徒。因此，当这个体系崩溃时，人们最初有一种宽慰的感觉。当时的社会相当混乱，也没有人看我们读的东西。经济也出现了混乱——根本没有人发工资。但在历史学家中间，我们觉得自己或许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俄罗斯可以走向民主，乌克兰可以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 但是很显然，历史并不会以你希望的方式发展，试图翻过这一页，忘记历史是不可能的。
[美] 沙希利·浦洛基 著 宋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2017-05
《卫报》：俄罗斯最近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预示着西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工业崩溃、不平等、虚假信息、威权主义。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沙希利·浦洛基：我们正见证着民主政权变得不那么民主的趋势。当然，在普京之前，在特朗普之前，这种趋势已经出现，我们也在匈牙利、在波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同一性的丧失，领土的丧失，大国地位的丧失，俄罗斯发现自己比其他国家更早到达那里。但俄罗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普京和他周围的人做出了他们所做的选择。我们都在经历历史上的同一时刻，但我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基因不会允许这一时刻仅仅如此，这与那些国家的传统格格不入。在俄罗斯，这实际上只是过去的延续。
《卫报》：你目前在读什么书？
沙希利·浦洛基：我读的书大部分都与我的下一个项目有关。在写完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之后，我对与核能有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对气候也很感兴趣。现在，我正读的是马克·玛斯林（Mark Maslin）和西蒙·刘易斯（Simon Lewis）合著的《人类星球：我们如何创造了人类世》（Human Planet: How We Created the Anthropocene）。
《卫报》：你小时候读了哪些书?
沙希利·浦洛基：与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也向西方学习，但只能阅读官方允许翻译的书籍。这些书指出了西方社会的问题，所以“愤怒的一代”确实很符合要求。席德·卓别林（Sid Chaplin）《沙丁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Sardine）讲述了一个在英国北部长大的少年的故事，还有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的《坡顶上的房间》，这两本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都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但直到15或20年后才进入苏联。
《卫报》：你会推荐哪些乌克兰作家?
沙希利·浦洛基：安德烈·库尔科夫（Andrey Kurkov）的任何作品，尤其是《企鹅的忧郁》。
[乌克兰] 安德烈·库尔科夫 著 穆卓芸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10
我觉得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也很有趣，因为我和他来自乌克兰的同一地区。乌克兰女诗人利娜·科斯坚科（Lena Kostenko）的作品相当有影响力，她写的是沙皇俄国的历史。如果你已经看腻了周围种种，不妨把目光转到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回到无产阶级出现之前的时代，或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读利娜·科斯坚科的诗是一种保持理智的方法。
（翻译：张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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