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东方日报》在筹办英文版时，最初曾定名Oriental Express，幸好后来迷途知返改为Eastern Express，避免了一场公关危机。盖因Oriental一词先天带有殖民主义烙印，尽管字面意思是“东方”，却富有猎奇色彩，令人联想到“待开发、待征服之地”的隐喻。

在8月18日结束的2015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中，“东方”这一逐渐在学术界词汇销声匿迹的词汇作为议题核心再次出现。

这场分为上下两场、共计四个小时的讨论会汇集了二十多位嘉宾参与讨论，中国人熟知的陈丹青、陈洱、金宇澄、路内等名作家均到场，除了亚洲作家，还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作家学者。

作家任碧莲（Gish Jen）头一个对话题发表看法，她在小说《典型的美国人》里讲述过一户来自中国的移民家庭的故事，写得诙谐讥诮。在论坛上，任碧莲用英语发言——那才是她的母语。她对于华裔父母与子女的家庭关系与相处方式观察入微，是一流的跨文化现象讲述者。作为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从她的角度描绘当下的东方无疑是成功的。

但紧随其后的刘庆邦就不那么善于操纵话题了。刘庆邦出生在1950年代，是描绘中国底层老百姓的那一代传统作家，他头衔里的“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十分醒目。刘庆邦从他老家河南讲起，在那里，东方或西方的概念并非至关重要，人们最熟悉的方位是中。听到这句，台下的我不禁联想到他们最爱说的口头语也是“中”。

这个洞见不失有趣，他乘胜追击，“河南心里的东方是开封，它被叫做东京，西方可能是西安。”他引伸开来，南北极点除外，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是东方，议题立刻被虚无化了。

我一边摇头一边想这肯定不对，混淆地理上的东方（Eastern）和文化上的东方（Oriental）对听众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除非主持人是谭其骧先生，否则作家们讨论地理意义上的东南西北恐怕没法提出任何见解。

在我走神的刹那，刘庆邦的话题转入了听众期待已久的文化冲突，他指出东方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差别是文化、信仰、价值观上的不同。很难说他不对，但这种看法隐含了一种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消散过的偏见，至少，两个东方人——譬如一个贝都因人和一个日本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别不一定会比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差别更小。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传宗接代”，刘庆邦回忆里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妇女，在连续迎来两个孙女的降生后，他的奶奶嚎啕大哭。这位老人身体一直不好，但她一直坚持挺住病重的身体到刘庆邦出生后一个月才去世。

刘庆邦的发言谈不上多么扣题，他的故事来源自生活，无可取代，但又是老生常谈。倒退130年，组织幼童留洋工作的清朝人容闳可能想法也和刘庆邦大致一样。

真正让会议中心的观众感到骇然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诗人夏汉诺夫，他是一位不速之客，我相信会场里不会几个有人了解过他。夏汉诺夫体格强壮，说着肃杀有力的哈萨克语，他以希特勒的一则未经证实的轶事开启演讲：“戈培尔曾问希特勒，如何统治东方民族，希特勒告诉他很简单，让他们从早到晚唱歌跳舞，用肚皮思考一切。”

或许在夏汉诺夫眼里，物质生活丰富则意味着人们的理解交流堕落到了最低水平，当他喊出“在我国（哈萨克斯坦）当今最受欢迎的人正是最没品位的人！”会场掌声雷动。

他的发言开始激烈，“当代人精神价值颓废，对美和善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思考不再重要。”“人在退步。”夏汉诺夫在他的作品《文明的迷失》里提出了“电脑人”的说法。这很容易理解，台湾的罗大佑早在三十年前就唱过“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但提出“人们被科学技术污染”、“成为了科技的奴仆”则是另一回事。

显然，夏汉诺夫对于现代科技乃至生活方式的普及带有明显敌意，他对于本国民众对于“真理”和“正义”的淡漠感到愤怒。“哈萨克斯坦全国有800多位作家、诗人，但只有十多位才是真正的作家”。

民族情结和反抗意识让这个中亚人看上去像甘地和列宁的合体，他的言论也更适合作为革命者而非诗人。“UNESCO曾两次组织作家、诗人讨厌我的作品，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我的诗是世界第一流的诗人作品。”台下传来小声的低笑。

通常这类语带偏激的体制反抗者，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高压没有给恳谈留下余地，恐吓式的语言才能提醒别人注意到自己。但同时我得承认，他的发言很难让人把发言者和塔利班、布尔什维克区别开来，虽是在野，夏汉诺夫的发言里蕴含的不容争辩的能量让我想起孙仲旭翻译的那句“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将变成恶龙”。

夏汉诺夫气势非凡的演讲结束后，论坛重新回到冗长散乱的经历交流中。不过并不意味着论坛的其他嘉宾没有提出自己的洞见。作家路内发言后，对于议题的探讨才重新激发起人们的聆听欲。

路内是当代备受重视的青年小说家，在读者眼里，他的作品是“描写九十年代技校青年生活”的最佳读物。直到自己的第五部作品，路内才表现出了东方意识，那是一个讲述领养中国孤儿的荒诞故事。在会场，他对东方话题展开一段文学性的叙述，“东方是个概念庞大的孤儿，人们穿着民族国家的脏衣服，穿着它显得无知，脱去它则无耻。”

路内的意思不难理解，东方的形象本身就是欧洲文明无比强势时向外部投射影响的反馈，西方人带着自己的叙事方式来到东方。从诞生起，这个词就缺乏独立性，代表着非主流的一面。“我们的小说是给中国人看的，还是给西方人看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乎这件事，有人要争论。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错误地翻译小说中的某一句话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这恰恰可能是屠杀的起因。”

路内接着描述：“当我们绝对占有某物（对东方的阐述）时，它就不存在了”。

茶点休息时间，我在嘉宾休息区的过道里找到了路内，他正在和几个跟出来的听众探讨关于民族主义和中西差异的话题。我向他再次询问了对于“在东方”这一议题是否值得讨论的看法，他给出了正面的回应。并且他认为东西之辨是确确实实存在并演变于中国读者群体里的，路内引用如今炙手可热的非虚构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的例子：“何伟的《江城》写的很好，但《寻路中国》就是很烂，中国读者已经能够进行分辨了。”

论坛活动的高潮来自金宇澄与陈丹青的发言。他俩都是上海作家，刚刚被授予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一直在《上海文学》杂志担任编辑。他的写作语言极富地方化，评论者认为金宇澄的小说令人想起韩邦庆和张爱玲，而章回体上的复古写作则有张恨水的影子。

金宇澄是一位文字上的地方主义者和多元论者，他以多年编辑的经历感慨说翻译腔的横行让目前的写作者们缺乏识别度，这也是他使用上海话进行文学叙事的部分出发点。现场有观众提问到金宇澄是否希望复兴章回文学，金宇澄解释说他在《繁花》中使用文体的复古仅仅是一次独立行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复古是创新。

但是金宇澄对于东西方文学的看法令人心生疑窦，他在发言里坚称中国文学被低估的缘由多在于文字语言的隔阂。“法国人会西班牙语，可能就类似上海人会杭州话”，在他眼里，中西文学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分，“西方叙事看中探究内心，和忏悔传统有关，中国叙事则是简洁、玄妙地处理复杂问题”。

中国的文学传统里与西方截然不同，小说在西方被奉为国民文学，在传统中国则是市井下等。两者的历史积淀、发展脉络以及如今的创作水准，果真是没有差距吗？在现今的文学领域里，全球上只有欧洲文学一个主流，也只有一个挑战者是美国文学，其他的创作均属非主流的存在。

金宇澄的话很容易被理解成出于自尊对“西方中心论”的反击，而以语种差异为文字辩护则易抹杀掉创作水准的评鉴标准。也许应该回顾下鲁迅的文学经历，他是爱国者，也是思想上的“崇优者”。鲁迅从不讳言对于西方文学的敬仰与谦卑。

另一位演讲者陈丹青是画家出身，但近年在公共知识领域及出版领域频繁出手，他是这次活动嘉宾里知名度最高的。在演说技巧上陈丹青是当之无愧的高手，他对节奏的把控、他的妙语连珠都让听众每隔数十秒就给出强烈回应。

陈丹青属于对论题不以为意的演说者，他感兴趣的是东西方认知的错位，他甚至有时在想，人们对全世界的想象都是错误的。“我年轻时读了好多俄罗斯文学，我好像了解托尔斯泰所有家里人和小说人物，但当我到了俄罗斯，我觉得这完全是个陌生的国家，就像在英国机场里看到的全部是印度人。”

“我们了解东方吗？我对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印象派，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人很少关注亚洲邻居，波斯、高棉的艺术，我们国家的人并不关心，所以东方人没什么资格说我们很了解东方。”既然如此，对“在东方”的讨论意义是否重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与陈丹青持相似看法的是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他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是玄学问题，阿克曼告诉听众，拉丁民谚“太阳从东方出来”是罗马人的一种说法。意指从西方出来的是法律，东方指希腊。这句拉丁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希腊给我们哲学，我们给希腊法律。”

阿克曼说，启蒙运动特别爱用“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东方（特别是中国）在很多方面代表启蒙运动的幻想和梦想，代表一个理性智慧的大国，一个没有上帝的道德之地。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和东方变成非理性智慧的帝国，一种神秘主义的故乡，因为西方正越来越变成一个唯物主义的理性系统。

这段颇为精彩的论述，由于听众们对于阿克曼知识体系的不熟悉略微有点被现场有意无意漠视了。

东方（Oriental）一词本就是是“西方”（Occidental）的投射，大航海时代兴起后，通往东方大门洞开，西方人关于东方的想象，承载的是寇松、戈登、荣赫鹏、斯坦因、皇家地理学会的伟大经历，同时也是严复、梁启超、奈保尔们这些东方人做出文学回应的起点。

在我原本的设想中，一场名为“在东方”的议题讨论，自然应当由介入东西之辨较深的作家学者们参与，倘若是在作品中描写过殖民话题的陶杰、陈丹燕或者黄章晋们莅临论坛，或许碰撞会更加精彩。

主持人从一开场便提到萨义德的学术发明“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为论坛定下后殖民主义基调，这四字词后来反复出现在嘉宾口中。东方主义在1990年代传入中国思想界，掀起过一阵热潮，然而，萨义德的不够坚实的论证基础及他对待“东方主义”的摇摆立场，早已让其作为学术理论漏洞百出。要讨论上世纪学术上的牙慧，岂不是付之一社会学家予以解答即可？

况且，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地域性极强的学术产物，脱胎于1970年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大转向。非西方人士希图借助后殖民理论里五花八门的发明为历史重现注解，反倒是再一次跳进了西方学界的话语体系。中国作家在上海讨论这样一个在学术界已属过时的术语，让人怀疑是否有重复发明车轮之嫌。

今年3月，大象公会创始人黄章晋在一篇名为《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广大》的专栏文章中隆重推介了殖民时代东方探险家们的文字成就，他眼中的西方探险者，兼具雄心与勇气，拥有博学专业的技能，甚至文字能力也是一流的。

黄章晋描述了斯文·赫定1895年5月6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断水七天后的处境：“终于在月色中找到和田河干涸的河床中的一个水坑，但他没有急着喝水，而是先摸脉搏，当时他的血液已粘稠到近似糖浆，摸不到脉搏，他边喝水边数脉搏……几分钟后脉搏变为56，像羊皮纸一样硬化干脆的皮肤逐渐变软。”

这类欧洲冒险者的作品记叙了东方事业的开拓过程，是理性和浪漫的杂糅，最能满足黄章晋对阅读的审美体验。正是这些人里面的，诞生了发现阿姆河（Oxus）源头的寇松，他后来以印度总督名垂历史；而斯文·赫定前无古人地攀上了达马万德峰和喀喇昆仑山，这些群山甚至连当地人都不曾想过登上。

关于这些缔造了东方概念的西方人的生平叙述与文学探讨，不管有意无意，在这次论坛上集体缺席了。

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里，丘吉尔回忆他24岁那年加入镇压帕坦人起义的英印部队前，广受尊敬的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在马尔波罗俱乐部里款待了这位爱冒险的后辈，他告诉比丘吉尔年长很多的俱乐部朋友，说这个小伙子“今晚要去东方，上战场了”。

多年后，丘吉尔仍会因为贝雷斯福德形容他“去东方”替代了“去印度”而心怀感激。这场战争催生了丘吉尔讲述印度军旅生活的文学作品《马拉坎德野战军》。在那一代英国人眼里，东方代表冒险之旅，也代表臣服于英国的地方。

散场之后，对“在东方”话题仍旧不失兴趣的听众们，理应登上图书网站，订购一本莫理循或丘吉尔的书，在那写作品里可以看到一个世纪前的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杰出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