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国葬上，其中一位护柩者便是克莱门特·艾德礼，他是丘吉尔的战时副手。英国许多电视观众目睹了身体虚弱的艾德礼蹒跚而行，把丘吉尔的棺材抬上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也正是两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深厚友谊，让丘吉尔生前邀请艾德礼担任他的护柩者，而尽管艾德礼当时身体状况不佳，也仍坚持履行了这一荣誉。

在1940年的“至暗时刻”，丘吉尔和艾德礼两人联手组建了跨党派联盟，将他们的国家从纳粹主义的威胁中拯救了出来。莱奥·麦金斯特（Leo McKinstry）在他的新书《艾德礼和丘吉尔：战争中的盟友，和平中的对手》（Attlee and Churchill: Allies in War, Adversaries in Peace）中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英国政治史册上是前所未有的”。 丘吉尔和艾德礼这两位领导人之间战时五年的伙伴关系，以及随后和平时期十年的竞争，可能不再有人能重演。

麦金斯特在书中最简单的写法就是对比描述。丘吉尔富有个人魅力，喜欢打打闹闹，幽默风趣，感情冲动，爱哭爱闹，在政府的管理上常常飘忽不定。但他会运用自己在英语方面的语言天赋，在英国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唤醒这个国家。不论出现在哪个房间，丘吉尔都是最耀眼的那个人。而艾德礼则害羞、冷漠、沉默、谨慎、平和、有条理、不多愁善感，也从来不是一个有魅力的演说家，经常被当作无足轻重的人而被忽视。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汀·丘吉尔还把艾德礼称为“一只有趣的小老鼠”。

谦逊的社会主义者艾德礼是一个政治激进但爱好传统的人。夸夸其谈的保守党人丘吉尔性情浪漫，但在政治上很保守。丘吉尔的朋友F.E.史密斯伯爵（F. E. Smith）曾经说过：“温斯顿很容易满足于最好的东西。”丘吉尔的挥霍无度常常使他处于破产的边缘，他还很喜欢去法国的蓝色海岸度假。而对于简朴的艾德礼来说，他一般去的是英格兰的海滨小镇弗林顿。丘吉尔还喜欢和他的亲信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直到深夜；艾德礼最喜欢的晚间饮料是睡前和妻子维尔勒一起喝的可可。丘吉尔从很小的时候就相信，他“与命运同行”，自己当上了首相并不奇怪，只是等了太久。而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相信艾德礼有能力带领工党在1945年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然后领导一个彻底改革的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改变英国。

丘吉尔和艾德礼两者之间的对比鲜明，但这些差异都不及二人之间更深层次的共同之处更加重要。他们都对自己的国家怀有伟大的爱，这种爱表达出深刻的爱国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只能猜测艾德礼会如何看待当今的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但你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能给艾德礼留下深刻印象。两人都有社会改革家的背景，丘吉尔是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时期的自由党内阁大臣，艾德礼是伦敦东区的福利工作者。两人都有稳固的婚姻，这也支撑着他们度过了职业生涯的暗淡时期。两人都是相当偶然的领导者：艾德礼之所以能保住工党的领导权，主要是由于那些有号召力对手的种种劣行；丘吉尔当上了首相，尽管许多保守党人依然持极大的保留意见，但在他们的议员中，其他有声望的人都因为绥靖政策而名誉扫地。

丘吉尔和艾德礼二人还有能欣赏对方的高贵品质。艾德礼在确保尼维尔·张伯伦下台、英国政府由理想的战时首相丘吉尔掌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作为工党领袖，艾德礼之所以面临着党内的抵制，支持反对社会主义的丘吉尔，他后来是这么解释的：“曾经让丘吉尔获得反动分子和战争贩子骂名的，正是这种品质，使他能够把英国从它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中拯救出来。” 即使在英国败战连连，保守党的阴谋者计划取代丘吉尔的最悲惨的篇章里，艾德礼仍然是忠诚的。

也正是丘吉尔赢得了这种忠诚。为了在尽可能多的支持下组建联合政府，丘吉尔赋予了艾德礼相当大的权力，让他担任宪法赋予的新职位——副首相，并慷慨地将内阁职位分配给工党。工党部长们掌管着负责经济、劳动力和战后重建的关键部门，也帮助了工党在选民心中树立起良好的执政形象。

丘吉尔和艾德礼二人的伙伴关系经受住了战争的沧桑，“部分反映了丘吉尔的伟大，部分反映了艾德礼的耐心。”他们有时确实吵架。有一次，丘吉尔在内阁发表演讲，然后宣布：“好吧，先生们，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这项议题了。”艾德礼则尖刻地插话道：“你知道，首相，你的一段独白并不一定意味着全体同意。”

在1945年的英国大选中，丘吉尔乘坐专列和豪华轿车进行了豪华的全国巡游。艾德礼则在他简陋的希尔曼轿车里，由他的妻子负责开车接送。伟大的保守党贵族和谦逊的工党人之间的对比，让艾德礼占得了优势，因为英国民众想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那次竞选很激烈，但丘吉尔和艾德礼之间从来没有像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或H.H.阿斯奎斯（H. H. Asquith）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之间那样的个人恩怨。当艾德礼政府建立了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并扩大了国家福利时，丘吉尔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谴责。然而，当保守党在1951年重新掌权时，艾德礼的成就和丘吉尔的良好判断力都得到了体现，即他的“一国保守主义”保守党政府并未试图废除工党的战后解决方案。

双人传记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但麦金斯特出色地应对了挑战。他的叙述结构优美，文笔清晰，对复杂事件的解释也清晰明了。书中记述的轶事生动有趣，他的判断也很有说服力，把主角和其他角色带入扣人心弦的生活的写法也非常出彩。麦金斯特从未对丘吉尔和艾德礼二人的缺点视而不见，他也发现两人都有很多值得钦佩之处。如果说丘吉尔是战争的巨人，那么艾德礼就是和平的英雄。

我想有人会说我们不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什么名人巨头，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为什么。在战争与和平中，丘吉尔和艾德礼都有能力把精力从无益的党派纷争中移开，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地方——为国家利益服务。在二人退休前不久举行的丘吉尔纪念仪式上，艾德礼盛赞了丘吉尔，并把他称为英国“英勇的飞行员”。当一名保守党议员当着丘吉尔的面，称这位工党领袖为“愚蠢的艾德礼”时，丘吉尔爆发出雷鸣般的回应：“艾德礼……在赢得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艾德礼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回看一下摧残当代英国的政治领袖，我们会感到些许安慰，因为在那个时代，是巨人们指引着这个国家的命运。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