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两个故事：华裔工程师之死和卡德尔·米亚的鲜血

2019年9月，一位华裔工程师在脸书（Facebook）总部大楼跳楼自杀。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死者是因为受到工作绩效考核和上司威胁辞退的双重压力，不堪重负而做出了这一选择。还有一些网友猜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位工程师持有的是H1的工作签证而不是绿卡，这种签证意味着一旦失去工作，在没有找到其他能够提供合法身份的工作时，全家人就必须被迫离开美国。在后来到脸书总部抗议的华人和各大华人论坛中，很多持有H1签证的人对此都感同身受——很多人因为害怕失去合法工作身份签证焦虑，还有很多人因签证身份带来对雇主企业的依赖，在工作中不得不面对上司的霸凌，甚至必须接受同工不同酬等等不平等的条件。目前，即便是在绿卡的申请过程中，高等学位人才（EB2）和技术人才（EB3）从申请到批准也需要近5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申请人通常不允许变换公司，这些都强化了公司和外籍职员之间权力结构的不平等。

对于美国本土普通劳工来说，这些制度不平等同样也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在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 一书中，尽管作者将不平等的根源归咎为脸书、辉瑞制药等跨国大公司对外籍和本地技术劳工的双重剥夺，但最终作者却还是认为，正是这些外来劳工利用H1签证，侵蚀了美国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近100万个工作岗位。这本书忽视了不平等的另一面，即很多持有H1签证的技术人才不得不忍受技术公司巨头在精神和权利上的剥夺，甚至无法自由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技能的更好的环境。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自己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 和《身份与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 多本书中都讲过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例子。他十岁那年，在家中玩耍时，一个满身鲜血的人闯了进来。这个人背后被人刺了一刀，痛苦地呻吟着寻求人们的帮助。当时正处于印巴分治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使得社会骚乱不断、暴力冲突加剧。森回忆说，“那个被刺伤的人叫卡德尔·米亚，是位穆斯林，以打短工为生。为了一点点钱，他到我们附近一家人家打工，路上要穿过绝大多数是印度教徒的社区，结果被街上的暴徒刺了一刀。我给他水喝、哭喊家中大人来帮助，稍后我父亲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去。”在这个过程中，卡德尔·米亚告诉森，原本他的妻子担心他的安全劝阻他不要到这些危险的地区打工，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过来，因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需要他出来挣钱养活家人。然而，这次外出打工的代价就是卡德尔死在了医院中。

这件事深深触动 了阿马蒂亚·森，由于极端贫困而造成的经济不自由，会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弱小的牺牲品，并且社会机会的不平等和身份的束缚等等其他的不自由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们经济上的不自由，这些都会导致个体生命的悲剧。

这两个悲剧故事的主人公，一位是在中国和美国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优秀现代技术工程师，另一位是生活在印度底层饱受社会动荡和种族冲突的打工者，看似无关的两个普通人的命运，却都因为身份和经济权利的不平等而导致他们的生命以悲剧而结束。

超越左右神话：世界是“平”的，但却是“不公的”

上个世纪末，左翼的福利国家逐渐被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这种乐观主义将自由市场的功能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盲目地认为它是一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市场和国家管制之间会随着市场的扩大而获得更多的福利空间，欠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劳动力和商品都能够在这个“平”的世界中不受更多的贸易壁垒而流动。总之，人类社会随着国际金融和贸易市场的扩展会变得更为公平。

然而，事实却不是那么简单。随着左翼不断强调和依靠自由市场来强化自身的力量，右翼原本强调的市场却不断需要借助政府的规制，依靠强力政府来推行自由市场。后者的一个反讽例子就是芝加哥经济学和智利比诺切特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的合力推动。正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在为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一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一方面经济发达国家要求欠发达国家抛弃地方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开放自己的市场；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自己却并不乐意给予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这一分析视角比较适中，但斯蒂格利茨的左翼观点仍没有考虑到更为深层的社会-资本结构问题。

经济学上讲到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其意思是，在不损坏其他人的福利的前提下，能够改进一方的福利。但这种改进，除非源于技术和创新的因素，很少出现在一个静态停滞的社会中。相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拥有更多资本和选择支配的人获益，而更多的人却反而具有了剥夺感。一个现象就是无论是在美国、法国，还是欠发达国家，很多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都感受到了生活质量的下降，都认为是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以更为低廉的价格甚至卑劣的手段取代了自己，因此以排外情绪或民族主义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我们也不难看见在现代城市中的本地社交网络中，常常也会出现下层的原住居民憎恶外来人口，认为这些外来工人才是侵犯他们利益的罪魁祸首。然而这些外来者也许就是那些被认为可能因为持有H1签证而威胁到中产美国梦的外国工程师们，就是为着家庭生计不得不穿越危险区的卡德尔·米亚。

回到发展之目的：人类走向何方？

回到脸书工程师的自杀和卡德尔·米亚之死。这些悲剧的产生不仅仅是个体的因素，而是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为什么不选择不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换一个更好的环境，或者退而求其次换一种生活的方式？然而，恰恰是卡德尔·米亚和脸书工程师这两类人，他们同时构成了对全球化-资本-平等神话的挑战。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巴纳吉（Banerjee）和迪弗洛（Duflo）在他们的书《贫穷经济学》（英文名：Poor Economics）中，曾经提到一个数据：在全球贫困化人口最多的五十多个国家中，约有8.56亿的贫穷人口日常生活的开支大约为36美分，如果按照美国的物价水平，则需要花更多的钱，大约99美分，仍旧不足1美元。他们中有一些是如卡德尔·米亚的人，然而，即便是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成为一名脸书的工程师，他们仍旧逃脱不了身份政治和权力的支配。

全球化的资本-结构发展到今天，确实呈现出一个相对的“马太效应”，尽管全球人均收入普遍因为技术进步而提高，但是拥有资本的人、企业或国家不仅仅获得更多的资本支配，连他们的社会资本和权力支配也更扩大，并且这个支配的范围也随着全球化的扩大而扩大。

“全球化”向本国的人和第三世界的人许诺了太多的未来，却忘记了兑现。这个理想世界是资本所需要的世界，却不是普通人所需要的世界。如齐泽克在《易碎的绝对》中指出的，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常常暗示彼此，是第三世界的国家造成了危险，因此他们诉求于种族和暴力，来寻求责任的推脱。齐泽克的这个提醒非常重要，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发展的目的，什么支配了人们的幸福？那些针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和理论研究，起到何种作用？

或许，是时候多用讲述故事（story-telling）的方法，把真实的人性呈现出来，以抵制全球化的荒谬和“去人格化”。往往像《无身份地活着》或《巴别塔》（Babel）那样的纪录片和电影，更能让我们深刻反思：在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联结和繁荣背后，人类正走向何方？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