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瑞典青年活动家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就应对气候危机的一再失败对世界各国领导人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你们用空洞的辞令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她在联合国演讲时说。大约一年前，桑伯格因罢课而引起广泛关注，随后一路赢得了公众对气候行动的支持，其近期言论也不例外。它们在互联网上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评论——还有数量不相上下的有力见解。她在演说后收获的赞誉和抨击既凸显了道德语言的力量和复杂性，也彰显了它在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上——借助于令人信服的论证——改变公众意见的能力。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媒介神经科学实验室”硕士生弗里德里克·霍普（Frederic Hopp）注意到了桑伯格演讲引起的一系列反响，决定与实验室负责人勒内·韦伯（René Weber）一同利用实验室开发的集算法、文本挖掘和人类评价为一体的工具，对其来一次深度解读。“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道德直觉，这些直觉可划分为五大范畴，”韦伯说，“环境和文化语境影响着这些能力的相关性。”这五大范畴或曰道德基础分别是关怀/伤害（对痛苦和脆弱感同身受）、公正/舞弊（保证人们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忠诚/背叛（明确谁是“我们”以及谁是“他们”）、权威/服从（价值序列、传统和等级制）和圣洁/堕落（相信某些东西是高尚而纯洁的，不应有污点）。霍普告诉我说，“有很好的经验证据表明，你在气候变迁以及其它一些问题上能否成功地说服人们，取决于你如何以道德术语来构造论证以及你依赖于哪些基础。”

许多研究显示，突出关怀/伤害和公正/舞弊等问题的人在政治上更可能是自由派。另一方面，强调全部五项基础的则可能成为政治上的保守派。这些趋势并非哲学猜想的素材，而是会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行为。一项研究发现，透过考察人们道德直觉的构成，可以预测他们在2016年总统初选里的支持对象。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如果改变支持某立场时所使用的道德语言，就可能让自由派支持一些保守派的立场，譬如增加军费，反过来也成立，例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大概最不意外的是，鉴于环保主义者一般都是自由派，霍普和韦伯发现桑伯格的语言里有许多与关怀/伤害（如“成长”“未来”和“痛苦”）以及公正/舞弊（“权利”“解决方案”和“后果”）相关的词汇。

桑伯格似乎击中了要害。前述两大范畴虽然对自由派更中听，但其对持有不同立场的人都管用。期货研究学会研究员艾琳娜·瓦尔塔诺娃（Irina Vartanova）认为，这说明能打动人的道德论证含有“普遍性的论证（universal arguments），所有人都接受这些论证”。

瓦尔塔诺娃最近与同事合作的一篇论文就表明了普遍性论证的强大力量。二人运用来自1972年至2016年间美国74个各不相同的道德问题的民意调查数据，测量了与关怀和公正基础相关的一般性论证（如“鉴于人们正在受苦，我们应当限制碳排放”）与相反的论证（如“鉴于有损经济增长，我们不应限制碳排放”）比较起来究竟强度如何。如果某个论证较其对手而言更突出关怀和公正，那么它就具有这两名学者所称的“伤害-公正关联优势（harm-fairness connection advantage）“。

二人建立了一套民意变化模型，它不仅再度表明民意在许多问题上都变得更加自由化，且揭示出变化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伤害-公正关联优势的力量：某个论证里的这种优势越大，自由派的左倾也就越快，对保守派也类似。两名学者认为，这套模型“解释了同性恋权利、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赢得支持的速度为什么要快于那些支持堕胎权、肯定性行动和自杀的观点，后者里面的伤害与公正考量远没有那么鲜明”。瓦尔塔诺娃和同事似乎证明了一点，正确的论证不但有望改变个人的看法，还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信念体系：如二人所言，“我们的模型凸显出心理是可以造就文化的。”

当然，这预设了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换观点。若要借助伤害-公正关联优势来改变民意，“你需要构建有效的论证，还要确保各种问题都能得到讨论，”期货研究学会经济学教授、研究的主要作者庞图斯·斯崔姆林（Pontus Strimling）说，“这一整体运动的另一原因在于我们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以此观之，在某些专制体制下——甚至于在美国这样的言论较为自由的国家——强有力的道德论证并不总是能胜出。

这项研究还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社会变迁不会自行生根发芽。对马丁·路德·金的名言“道德宇宙的弧线是漫长的，但它会偏向正义”的广泛信奉也招来了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错误地视变迁为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无所偏向，那任何东西都不会偏向正义。”政治评论家克里斯·哈耶斯（Chris Hayes）说。至少对倾向于自由派的人而言，道德论证乃是这一偏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由谁来迈出这第一步？道德论证的重要性，意味着社会变迁的最大催化剂——或阻碍者——或许就是那些决定着何种论证可以得到传播的人。“我们无法回避道德基础在社会中的角色，”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政治科学教授马特·迈尔斯（Matt Miles）说，“问题在于谁来把道德基础和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到头来就是社会里的掌权者。”

桑伯格有广大的平台，其建立上述联系的努力似乎也有能力改变人们的看法。但基于伤害和公正的语言能否成为推动气候政策的最有效途径，还有待观察。在其它问题上行之有效的论证，未必可以构成支持环保主义的道德论证的最优集合。“各种立场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决定着什么适合自己，”斯崔姆林说，“你可以稍微延伸一下，但程度总归有限。某种意义上你已经深陷在符合自身立场的论证里。”例如，有一些研究就提出环保主义者或可受益于以圣洁/堕落为基础的论证。

不管诉诸哪种方式，指针都正在摆动。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2015年的34%上升到了如今的44%——开始相信政府应将处理气候危机列入优先考量。桑伯格取得的成果显然也已经超出了她的本分。不过，鉴于气候危机愈发不止停留在假设层面，活动家们可能会想要动用一切可得的修辞工具。就桑伯格而言，其论调固然更侧重关怀和公正，但也没有忽视忠诚。“你们正在毁掉我们，”她说，“但年轻人也开始认清你们的背叛了。”

本文作者Scott Koenig系纽约城市大学神经科学博士生，主攻道德、情感和变态心理。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