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超

责编|马蓉蓉

“中华文化最早最扎实的祖根在哪里?应该就在乡村，乡村里相当多的地方还保留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形态。”

“我们的乡村在现代的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损毁。所以我们要以文化振兴的方式，去修复和养护中华文化根基。”前不久，萧放在北京朝阳图书馆的《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讲座中如是说。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治理智库“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首席专家。近日，在北师大的办公楼里，他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的专访。身着传统中式对襟服装、脚穿中式黑布鞋的他，时刻不忘为传统文化“代言”。 

民俗不能被简单粗暴地划为封建迷信 

10月初，山西某村一则“整治大操大办 树立文明新风”的公告引来了不小的争议。

公告称：“10月1日起，不允许过满月、一周岁生日、六十岁生日、搬家宴请等，葬礼不准披麻戴孝、不准进行祭奠活动、不准送花圈纸扎等，一切从简，杜绝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凡有以上情况，全体村民不准前去参加，否则，道德银行的星级积分给予降级，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

不少人认为上述公告过于严苛，有“一刀切”之嫌。在萧放看来也是如此。

“虽说大操大办、燃烧迷信用品等丧葬陋习早该被摒弃，但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很多传统观念和习俗在经过一代又一代岁月的冲刷和积淀后，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想一朝转变、一刀根治，并不符合客观实际。”萧放说。

萧放认为，丧葬礼仪解决的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问题，切不可为了眼前的发展贪功冒进。

殡葬改革制度的制定需要结合多方力量群策群力，严谨论证，具体实施更是要谨慎小心，他说，粗暴地强行改革可能会对传统礼仪文化造成永远无法修复的遗憾。

“万不能将丧葬陋俗与丧葬礼仪文化传统画等号。有的地方各种陋俗乱象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文化传统的断裂造成的。民众找不到合适的仪式表达，从而被粗鄙的文化趁虚而入。”萧放进一步解释说。

在采访中，萧放提及的“马仙文化”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例子”。

今年农历七月初七，萧放作为指导学者参加了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鸬鹚乡举办的马仙文化旅游节。

马仙，在当地被奉为忠孝典范。其以农耕社会中辛勤耕作、侍母孝姑、和谐邻里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敬重，由此形成具有独特内涵的马仙民间传统文化。2017年，鸬鹚乡“马仙信俗”成功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近年来，鸬鹚乡依托地域文化优势，通过建设马仙忠孝文化园等举措，将马仙非遗文化中的“忠孝”精神与时代典型有机结合，活化马仙忠孝文化精神，为乡村振兴留人聚气。

萧放认为：“民间信仰是人们情感的寄托。拜马仙，不是因为马仙有什么神力，而是因为马仙是忠孝理念的化身。”

“乡村跟城市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情的问题。乡村的人情是文化资产，人情可以流动，可以遗传，可以继承。祖父帮了别人，孙子还可以得到回报。现代城市社会缺少人情，就连家住在对门的人们都不见得互相认识。人情的资源在现代城市社会是匮乏的。当然，目前乡村也面临精神衰落的问题，人情也受到很大挑战。”萧放说。

萧放在湖北荆州调查时，曾问当地一位农民过年是否还舞龙舞狮。对方回答说不舞了，因为“这是傻子舞给聪明人看的”。

由此可见，一些村落共享的庆祝活动如今已经变了味道，在萧放看来，这正说明了乡村的精神离散问题。 

古村落变身现代旅游胜地 

在朝阳图书馆的报告厅里，来听萧放讲座的既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座无虚席。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国的乡村问题受到许多城市居民的关注。

“乡村最重要的部分是生计资源，特别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村落，它都有自己生存的基础和生计方式。在今天的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去寻找这种地方的生计基础，寻回它的特色手工艺。”萧放说，乡村振兴不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化的东西，要根据每一村落的特点进行设计，做到一村一品。

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就是一个实例。

篁岭村本是一个坐落在山顶上的偏僻村落，很多村民外迁。但这个村落形态古朴、地貌特殊，民居呈台阶状分布，高低错落，具有很好的欣赏价值。

当地乡建公司在与村民商量，并征得90%的村民同意之后，在山下平地重新盖楼安置村民，同时对空出的村落民居进行修缮，移入与徽派风格一致的建筑，让这个村落有了私塾、祠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统村落形态。同时，村落内部的生活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造。

更难得的是，为了突破传统村落旅游局限，篁岭村将传统生活中的“秋晒”习俗演变为一大景观，让它成为了吸引游客的“卖点”。

在高低错落、层层叠加的民居晒台上，村民们晒出白萝卜、红辣椒、青白菜、黄菊花。层层晒台，五颜六色，看上去像是一幅挂在山坡上的精美油画。“秋晒”成了“晒秋”，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萧放介绍说，目前，篁岭村已经成为江西传统村落的旅游品牌，外迁的村民可以在村里售卖饮食、演奏乐器、展示手工技艺等，相当于拿工资的员工。

“篁岭村可以说是江西古村落转变成现代旅游对象的一个成功案例。”萧放评价。 

让乡贤回归乡村 

乡贤是传统基层社会与当下民间社会的代表，是“民间的权威”。

在调查过程中，浙江绍兴的一位乡贤进入萧放等人的视野。他就是原任绍兴市柯桥区人大副主任的余茂法。退休以后，余茂法回到老家冢斜村。

冢斜村景物资源丰厚，山水清幽，旧时的古庙、祠堂仍在。

“这位乡贤做了一件大事，他通过与政府沟通将自然村变成行政村，并担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萧放认为，乡贤在乡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与地方政府支持下，他筹措了大笔资金，修复了寺庙、祠堂等公共空间以及一些老房子，整治了村落环境，后来该村成功申请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另外一位乡贤，是今年82岁的高演村人任启年。

高演村位于梧桐乡隶属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梧桐乡，距城六十里，是一个位于山顶上的盆地村落。村子历史悠久，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萧放坦言，目前历史风貌保持得比较好的村子，都在交通条件不好的地方。高演村大多数村民姓任，任氏家族以严格的家法推崇耕读精神，坚持“诗礼传家，书香继世”。

任启年，是景宁畲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2012年6月，任启年牵头发起梧桐籍“外出乡贤”常回家看看活动，筹建“梧桐乡崇学向善奖励基金会”。

基金会设立“崇学奖”和“向善奖”两个奖项。“崇学奖”奖励景宁梧桐籍品学兼优的学生;“向善奖”奖励尚义守信、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以及孝亲敬老的好儿子、好媳妇等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梧桐籍人员。

“他筹集到一些资金，把村里一些废弃的，将要倒塌的旧房子、戏台、庙宇以及三座风水桥都修起来了，自然景观非常好。”

任启年探索乡村振兴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萧放说：“他积极引导村子朝绍兴知名旅游村方向发展，但是效果不明显。目前，他又带动村民种植黄精这种中药材……”

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如何让乡贤回到乡村?萧放认为，如果是城乡间候鸟式的来回，不可能带动乡村发展。“他必须回到乡村长期生活，才能了解到村民的生活与生产实际情形，进而寻找帮助乡民的有效途径。”

“乡贤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服务了城里几十年，现在回报乡村合情合理。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提供优惠条件、配套措施，帮助解决乡贤落地安置问题，加大吸引乡贤返乡服务的力度。”萧放说。 

寻找发展机遇的小山村 

北京师范大学“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于2017年年初正式启动，覆盖多个省(市、自治区)。调研组围绕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理，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深入调查。

“深入农村的过程中，工作量很大，压力也大。我们做的是社会治理调查，有时候，村里人不愿意讲他们村存在的问题，只愿意讲好的方面。”萧放说，每次带领学生深入农村去调研并非易事，更不是一趟浪漫的乡村之旅。

“例如，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平卿村，为做调研我们去过多次。这个村条件非常艰苦，如厕的地方就是一根木杆。”萧放回忆说。

平卿村位于800多米海拔的群山之顶，由内村、外村两个自然村组成，距离县城40公里。和许多古村一样，它就在“公路走到头的地方”。

平卿村有着曲折的“天路”与层层叠叠、壮观的梯田。因村内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形态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平卿村入选了中国第三批传统古村落。

“我们的研究团队调查发现，平卿村周、张二姓都有自己的大祠堂与香火堂。但是在家族之上，两个家族共享了一个祭祀禹王的社庙，每年举办多次村落的集体祈福仪式，周张二姓世代和谐相处。”萧放介绍说，平卿村还传承着古老的“做福”仪式。仪式由4个男性青年主持，每年一轮换。村里的年轻人一辈子必须主持一次仪式。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提供一次公共服务。

“做福”因传统农业种植生活而生发，分别于小满、芒种、立秋、白露四个节气前后举行。仪式上要杀一头黑猪，并由村民自愿筹米，按照村内男丁人数均分猪肉和米饭。

村子要发展，靠年轻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平卿村里并没有乡贤出现，缺乏带动。萧放对记者说：“他们现在非常希望得到各方的关注和帮助。”

“村委会曾组织我们几位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帮助平卿村发展。我们也提出过一些建议，比如成立自然村落博物馆等，但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动起来。”

然而，建博物馆并不容易。对于平卿村而言，要把水引到高山上，还要完善排污系统。这一切，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包括萧放在内的学者们也深觉遗憾：很多偏远的山村，尽管自然景观很好，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因为不是“特别出彩”，以致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

现在中国的乡村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化过程中，萧放说，“应该关注变化中的乡村情况，关注传统文化怎么保留、怎么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所要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