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刺猬公社 沈丹阳

2015年，国内掀起一拨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潮，印度是他们的主战场之一，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出现在中国互联网大厂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印度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且或多或少与互联网公司有关。

凌晨4点，印度人Sharma往微信群丢了份调研报告。他是一家中国初创公司合伙人，从大公司出来创业后，经常熬夜到凌晨。

清晨6点，刚醒来的Arun在昌平区租来的公寓里练瑜伽。两个小时后，他吃过妻子准备的早餐，花一个多小时坐地铁，抵达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互联网大厂上班。

上午，清华大学印度籍在读博士生恩迪，经常在微信收到一些印度洋漂妻子的信息，“你吃早饭了吗？”这是孤独的信号，除了同情以外，她并没有时间去陪伴对方。

一个周二的下午4点，我和德伟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后来得知，来华六年后，他才积攒足学费，等到时机，准备在北京电影学院好好上学，“以前是追逐美国梦，而今是中国梦。”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印度来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向前，向后，围观，彷徨，或多或少与互联网公司有关。

2015年，国内掀起一拨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潮，印度是他们的主战场之一，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出现在中国互联网大厂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看准时机，创立公司承接出海公司的业务。

一方面，互联网出海公司需要招聘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人，加速业务推进和拓展；另一方面，出海潮衍生出一个新的职业淘金潮，很多印度年轻人希望能在业务蓬勃发展期挣到钱。

这些年轻人不满足于仅在印度发展，带着冒险精神，他们奔赴陌生国度，在北京不断打拼。有的人从一份苦工做起、不断跳槽、一漂再漂；有的人在北京求学，追寻中国梦，默默地在这片土地上财富累积，并试图实现人生转变；有的人站在大浪边，观察着印度洋漂的一切；有的人却准备随浪潮一起退却。

“微信好友里有很多印度洋漂，但我们从不见面”

Arun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到中国北京，辗转飞了16个小时。那是2014年的冬天，他只身一人来投奔在北京工作的朋友。那天，冷。即便穿了夹克外套，头还是无法适应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冻到他发晕发疼。

他在印度就拿到入职offer了，在北京落地的第二天，就要在北京开始他的第一份“洋漂”工作。

Arun在一家外包公司为诺基亚手机做初级硬件测试，不需要过多的专业技能，基本英语交流无障碍就可以胜任。那时微软完成对诺基亚手机业务的收购也不过半年。六个月之后，他被调去了微软办公软件项目做美国市场专员。这是2015年的第二个季度，微软亏损了近32亿美元。

2016年，他来中国工作两年了。期间，他把身居印度的妻子接到北京，并介绍她也入职了同家公司。此时，Arun的职业诉求出现变化。

他把个人简历放到招聘平台，乐视手机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就在前一年，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浪潮，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元年。乐视也有海外业务，他们需要国际化人才，Arun的履历与之契合。没过多久，Arun就走上了新岗位。

“这个团队给了我快乐和归属感，同事是美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我们经常一起聚餐、度假，关系亲密且融洽。也是从这份工作开始，我才打开了在中国的社交面。” Arun毫不掩饰地传递出对那份工作的怀念，“乐视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也设立了办公室，可还是有很多印度人特意来到北京应聘。”

好景不长，2017年夏天，作为基础性平台的乐视云服务关停，乐视手机的海外业务也受到影响。业务线开始裁员，不少拿着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失业之后必须在两个月内找到新工作。

Arun也被裁了，但他是幸运的，一家中国人开的创业公司愿意聘用他做市场经理。但他也是不幸的，“我很快就辞职了。”

这次，与工作内容无关，与公司发展状态无关，只与人际交流有关。

“这家不到50人的小公司，只有创始人跟我用英语交流，但是他不经常在公司。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7点，期间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很孤独很自闭。” 访谈过程中，他提及这段经历时，草草带过。

“我真的很想知道，如何跟中国人成为知心朋友，不是那种没有工作交集就再也不联系了的朋友。” 时至今日，Arun还因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Arun的家乡在印度东南部一座叫金奈的城市。那是印度第四大都市，人口超千万，与郑州、西安等国内城市同挤入“千万级人口俱乐部”。他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到北京工作的第五年，拿到了第四份工作的offer。

那家公司是国内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5万多名员工在高效运转状态中前行。Arun在公司出海产品部门工作，统领一支在印度当地的小团队，频繁地在中国和印度两地奔波。

“People here is more international, more workholic（这里更国际化，更疯狂）。”但Arun没有把自己陷入到高强度的工作机制中，平时他会利用业余时间结交同在北京打拼的他国洋漂。

他不太喜欢与印度老乡见面，一旦与印度老乡见面，他们就会向Arun扑面抛来一堆问题，“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你的工资是多少？你怎么处理这个或那个问题？你能不能帮我怎样怎样？”

这些问题会让他感到烦闷。这里面存在的一个不确定性，他无法确认对方是单纯想和他交朋友，还是带着功利性目的来询问他的。他对此心生抗拒，担心自己多年打拼下来的资源和经验，会被他人一掏而空。

Arun更喜欢与其他国家的人交朋友，也更希望融入到中国的主流社会。

他曾受邀去参加一位中国朋友的婚礼，远在苏州。朋友帮他安排了整个行程，面面俱到，每个细节都让他感到很贴心。

Arun知道在中国参加婚礼有送红包的习俗，于是包了点金子。他说这是印度的习俗。他祝朋友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而他与妻子洋漂多年，至今还没有孩子。

“以前是美国梦，现在是中国梦”

穿着申通快递工作服、梳着男式马尾，德伟拉着快递箱风风火火地奔跑在义乌街头，几个肩扛摄像机的工作人员随他一起狂奔。这是职业体验类真人秀《功夫学徒》的拍摄现场。

七位学徒均来自不同国家，身份职业背景各异，参加节目的目标一致：到中国科技互联网公司去观察和体验。这一期，在义乌，看到了申通领先国际的物流体系。

德伟此刻需要在指定时间内，将快递准确地送到客户手中。他汉语说得很溜，却读不懂汉字。还好他善于与各类人打交道。拍摄现场有位10多岁的小男孩一直在看热闹，德伟很快和他打成一片，在男孩的帮助下迅速完成任务。

在申通感受国际化的物流体系、在科大讯飞体验智能语音、在大疆操作机甲大赛，德伟一再刷新着自己对于中国科技水平的认知，也再次庆幸多年前自己的决定。

200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在华打工两年的哥哥鼓励德伟也到中国发展。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那时，他心里藏着美国梦。这种心结源于历史影响。曾有一段时间，在硅谷工作的印度人快速实现了财富积累和社会阶层转变。这一消息在印度圈子放大，美国梦成了一种“蜜汁信仰”。

从印度前往中国工作的人被当地一些舆论认为，要么能力不够，不能去美国；要么家庭过于贫困，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去美国。德伟最终拒绝了哥哥的建议，在当地找了家媒体干起了记者行当。

大学时，德伟辅修表演课，他心里一直埋藏着一颗关于演艺事业的种子。2012年，那粒种子被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则招生启事拨动，很多优惠政策成了德伟动心前往中国的驱动力之一。德伟说，北京电影学院在印度的知名度很高。

但直到2014年8月，他才来到北京。

北京电影学院承诺给优秀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但要求留学生拥有一年的中文学习证明。德伟来时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划，拿着录取通知书抵达北京后不久，他发现生活与住宿成本远超出自己的预算。留学生在华也不允许打工赚钱。

现实所迫，他只能暂时放弃学业，在一家印度人开的餐饮公司上班，从服务员做起。庆幸的是，手里的签证是短期工作签，还没来得及转为学生签。

但仅仅是服务员工作得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德伟在北京上学的开销。德伟试图挖掘自己所有的潜力和资源。凭借之前在印度媒体工作的人脉，他拿到了那家印度媒体驻北京记者的一个岗位；餐饮公司新开的酒店瑜伽项目没有印度瑜伽师，他跑去中国人的瑜伽会馆偷师，学会了，再去教给来酒店上课的中国人。

近些年，他通过中国朋友得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拓展印度海外市场中，缺乏本地市场营销渠道。没有考虑太多，他立刻跟朋友一拍即合注册了一家线上市场营销公司，专门对接互联网公司在印度的推广需求。上一个完成的推广项目，是爆红全球的短视频产品TikTok。

在中国拼搏了六年，攒够学费后，他重新申请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外籍本科入学名额。9月底，他顺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此前，他在工作中与校友黄晓明见过面，也和成龙聊过天。最近在与一位叫李健的中国演员拍一部电视剧。

“过去六年，我睡着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一直在工作。钱赚得足够读书用了。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可能我就抽不出来了。” 入学之后，德伟辞去了一些职务，转为幕后。

但是，“其他的几份工作（驻北京记者，市场营销公司印度负责人）我还处理得过来，并没有放弃。”

德伟的心态在这六年间发生了巨变，“刚来中国的时候看不见未来，现在可以。”另外一种认知观念正在驱使他向前，“以前是追逐美国梦，而今是中国梦。”

德伟在努力学习中文，但他目前对英文更熟悉一些，他说，“Land of opportunity，China is for everybody（这个大陆充满了机遇，每个人在中国都有戏）。”

“她们的痛苦鲜为人知”

手机提示有一条新微信在催促恩迪。她解锁屏幕，开始读取。

“早上好，你吃早饭了吗？”

透过这条微信，恩迪能感受到发送者的小心翼翼和无从排遣的孤独。她是印度女孩，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研究生。身为女性，她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这种心情，但是除了同情以外，并没有时间去陪伴对方。

像这样的人，恩迪还认识很多，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印度洋漂妻子”（下文简称“洋漂妻子”），那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印度男员工的家属。

洋漂妻子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印度结婚，丈夫到中国打拼，站稳脚后，将妻子接来中国一同生活。另一种是印度单身男青年在中国打拼，有一份收入不低、身份体面的工作，在印度老家的父母帮忙张罗娶妻，二人在印度结婚后，妻子随丈夫来到中国。

第一种类型的洋漂妻子们，与丈夫在印度有一定的相处基础，并且双方背景相近，来华后，也多有能力在中国找到一份工作。而第二种洋漂妻子则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

一般，一个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印度籍研发人员，工资可拿到3万元左右。这对大多印度老百姓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在印度，不少父母会把自己适婚子女的星座信息送到婚介机构，婚介机构通过星座信息进行运算和匹配，若发现某一对男女匹配值较高，机构会把男女资料告知双方。子女父母综合其他原因，最后做出抉择。近年来，一个新的因素在影响他们的决断。

“如果家里有女儿，父母得知谁的儿子在中国做研发，且单身，都会抢着把女儿嫁过去的。”恩迪说，很多女孩因此被牵线认识了在中国做研发的印度男生，婚前他们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等远程通信方式来维系这段感情。

“多数女孩子对这段恋情充满向往和期待。只是，当她们来到中国才发现，3万月薪在北京的生活，与在印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在印度，月收入3万元可以过上“富人的生活”，但这3万在北京不仅要用于房租开支、生活日常开销，大多数印度洋漂还要给家里寄钱。

不仅如此，不少嫁过来的洋漂妻子，并不会说英语和汉语，她们更习惯用印度小语种交流。沟通障碍让她们“困兽围城”，鲜少出门，丈夫是她们生活的全部。但Arun不希望他是妻子生活的全部，他鼓励妻子走出去与人交流，有一次，他还邀请妻子看了他的舞台剧。

不是所有洋漂丈夫都鼓励妻子出去工作，有些人要求妻子不能跟其他男人讲话。恩迪有一个陪丈夫来北京工作的女性朋友，她在印度已经拿到了数学硕士学位，英语也很流利。恩迪曾经多次鼓励她去外面工作，与人交流，但都没有结果。

“前几天我约她见面，她带了丈夫一起来。全程都是丈夫一直不停地在高谈阔论，她有几次说话都被他打断了，丈夫告诉她要保持安静。” 恩迪说。

恩迪自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洋漂，她家境优渥、祖父母辈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和弟弟是在父母无差别的关爱中成长的。可生活在印度大社会环境中的她，仍旧感受到了种种束缚。父母要求她晚上五点之前必须回家，不能单独和男性朋友出现在公众场合中，会被人误认为“有私情”。也不能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去医院看病，会被认为怀孕了。

“我不能说印度所有的城市、社会环境都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经历。”恩迪说。

2016年，恩迪拿到了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硕士奖学金，她孤注一掷，终于说服父母，来到中国。2018年，硕士毕业的她选择继续攻读博士。

“我现在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亲戚们也知道我在中国奋斗着。”但恩迪也意识到，“‘那又怎么样，还不是没结婚’ 是多数人对我的看法吧。”

清华大学对留学生开放了很多探索中国文化的项目，恩迪跟着这些项目去过14个省市、31个城市。她把所见所感分享在Instagram上，很多在印度的年轻人对中国产生了向往之意，也有很多刚来中国的洋漂妻子希望可以和恩迪成为朋友。

“我在冬天见过几个洋漂妻子，她们还穿着印度的传统服装。”恩迪说，“北京这样的天气，这种穿着太冷了。”

10月12日晚上6点，恩迪，往朋友圈发了个视频。视频里，她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说，“通过旅行，我了解了中国文化。”很多中国老师和同学留言点赞。

“绝不后悔，决不后退”

“你想怎么写我的故事呢？请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公司名也别提了，北京的洋漂圈很小的，大家一猜就猜到了。” 10月26日下午，Sharma穿着一件卫衣搭配牛仔裤、背着双肩包、戴着黑框眼镜，出现在五道口一家外国人偏爱的咖啡馆和我见面。

和多数印度人热情外放的目光不同，Sharma眼神沉着睿智，多了一丝冷静和审视。他来中国八年了，头几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形势还算不错，他凭借土木工程专业背景，和流利的中英文语言技能，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谋得一职，一度做到了公司中层管理岗。

2016年，互联网出海行业飞速发展，Sharma看中这一风口，毅然离开房地产行业，投身到一家中国出海公司，并以此为跳板，进入了一家以智能手机业务为主、在印度市场占了很大份额的头部互联网科技公司。2019年夏天，他离开大厂、加入了一家内容电商出海创业公司，担任合伙人。

“我已经5个月没有收入了。”但他说，“因为合伙创业，觉得值得。”

值得之外也有不适感，Sharma觉得“中国的创业者太激进了，在硅谷投资一块钱，十年之后回报一百块就很好了。这里追求3年内IPO。我常常睡不着觉，脑子里都是工作。”

Sharma创业之前，在互联网行业担任商务拓展员，提及对大厂出海产品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拍脑袋做决定的是中国高层，但这些人不懂印度市场，更不懂印度文化。印度人只能做一些很基础的执行性工作，基础管理岗可能就是职业天花板了，产品线总监级的职位是不会招印度人的。”

“出海印度的互联网公司在招聘方面也有问题，很多印度产品线上的中国员工，只要会说点英语，懂印度语的很少，了解印度文化的更少。这样的员工被派去常驻印度，拿着非常高的薪水，不少印度人内心不服气，更不会认同。”也这是Sharma毅然从大厂转身离开的原因。

在中国漂泊的八年时间里，经历了太多事情，但Sharma只对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他胖了60斤；二是有一次喝酒喝断片儿了。八年间认识了很多人，微信好友有3400人，但常联系的只有一两个。

“要不你这么写我的故事吧：一个来中国奋斗失败了又回去的印度人。” Sharma自嘲着给自己这八年下定义，“我的终点不会在这里，已经开始寻找合适的回国（印度）机会了。”

Sharma的状态很矛盾，一边在中国创业，一边心里想着退路在哪儿。

与Sharma的访谈结束后，我想去朋友圈看看他的日常，才发现朋友圈已被他设置为三天可见。空白一片的主页反而让签名显得分外瞩目：

“绝不后悔，决不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