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The Friendship Files栏目都会推出一篇访谈，由《大西洋月刊》的朱莉·贝克（Julie Beck）采访两位及以上的朋友，共同探讨她们友谊的历史和重要性。

本周，她邀请了两位来自纽约伦理文化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的女性朋友。她们深入地探讨了团队成员的年老和死亡。她们讨论了在生命的尽头，友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如何加强各个年龄段成员之间的关系。

这两位朋友分别是：

安妮（Anne Klaeysen）,68岁，刚刚退休。之前曾担任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牧师领导者，也曾担任纽约大学的人文主义牧师。她如今居住在布鲁克林。

丽兹（Liz Singer），71岁，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老年医学关怀负责人兼主席。她如今居住在新泽西州的李堡（Fort Lee）。

以下是此次访谈的内容：

贝克：二位是如何认识的？又是怎样开始一起为临死之人服务的呢？

安妮：丽兹是在7年前加入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我总会参加每个月一次的新人见面会，所以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她很快就融入我们了，不久就成为了协会的主席。丽兹，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点担心这个速度会有点过快。我当时就在想，哦，天啊，她应付得来吗？但事实证明她做得非常好，得心应手。丽兹来的时候，我们刚好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她丝毫不担心去应付那几个老男孩。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确实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纽带。我们是共犯，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丽兹：我们的协会当中有很多年老的成员。我觉得，我们成员中有30%的人都超过了70岁。而且还会出现老年痴呆等病症。我和安妮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年老的话题，并不断调整我们和成员之间的角色。

安妮：丽兹是老年疾病关怀的负责人。她在这个领域拥有很多经验，这一点非常宝贵。但我有点担心，因为我并不想利用她。成员之间有时候并不是故意要互相利用的，但是有时候确实是在利用。

另外，我们的成员都是人文主义者。我们是一种无神论的伦理宗教。因此，我们大多数成员都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也不相信来世。而且他们非常独立。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让他们在遭受痛苦的时候，能够放心地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直到他们住院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一些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信任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真的害怕失去尊严。

另一位协会成员芭芭拉·辛普森（Barbara Simpson）经营着一家“死亡咖啡厅”。在这里，人们能够真正地谈论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是凡人，而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更加完整地生活，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关爱。对于我们的成员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芭芭拉说过，人们通常会很乐意谈论死亡，但他们的孩子却并非如此。他们会说：“不，妈妈，你永远不会死的，你以后也不会死的。”人们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和文件安排的井井有条，但子女却会拒绝死亡。

贝克：你们从同事关系逐渐发展成了友谊，其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转折点？

丽兹：这个转折点可能是我们五六年前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案例。一位女性和自己的女儿非常疏远。她很固执。而我们则努力让她的女儿回来，让两人能够进行交流。这个事情非常困难，所以我和安妮总是不断地讨论这件事情，分工合作。安妮会和这位女性共进午餐，赢得她的信任。而我则负责在不引起她反感的情绪下进行观察。

安妮：因为与其他人相处不和谐，那位女性曾一度离开了我们协会，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她的标准。当她回来的时候，我在想：我们能够怎样帮助她融入进去呢？我们如何能帮助她不要这么妄下判断呢？我们协会中有许多孩子，所以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帮助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深厚的友谊。我建议她经常见一见这些孩子，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她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曾通过“儿童列车（kindertransport train）”被从德国送到了英国。我希望她与孩子们保持联系，因为她与自己的女儿疏远了。虽然她与周围的成年人相处不太融洽，但孩子们却非常喜欢她。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孩子们会给她写信，还会给她画肖像。这就是社团当中拥有几代人的好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互相关爱。

贝克：与生命尽头的人相处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你会经常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生活，或者很少见到的生活。你觉得这会对您整体的人际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对友谊产生什么影响？

安妮：总的来说，我非常感激自己能够看到老年人的经历。我们的成员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善终服务和医护人员缺乏对人文主义者的理解。人文主义者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来世。当周围的其他人都对他说“哦，别害怕，上帝爱你”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很难受。

我曾在不同的小组中待过，我努力让人们不要以为他们照顾的人都对上帝存有敬畏之心。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聆听。即使临终者患有痴呆症，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可能不记得事情了，但是你必须要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丽兹：这会如何影响我的个人生活？第一，它使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之情。第二，我去参加晚宴的时候会很有名。不要提任何有关年老的问题，不然我就会登上演讲台，大讲一番。

贝克：你提到，有时候你会为朋友提供临终关怀服务，我觉得这很特别，但我也觉得，这会让你很难保持平衡。

安妮：确实如此。将工作与个人生活区分开来，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如果你要以专业的能力为一位朋友服务，那这条区分线应该画在哪里呢？但是我也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能够结合起来，不想将其分开，但是同时又不想过度融合，这样会让人失去视野。我和丽兹会努力帮助彼此保持平衡。

贝克：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你有观察到一些特别之处吗？

利兹：在生命的尽头，人们会感到恐惧。有时候，我会看到他们随着病情的发展而远离朋友。一旦人们不再害怕即将来临的事情时，他们就可以再次成为朋友。

安妮：失落感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我父亲去世时101岁。在去世之前，他的生命仍然很旺盛，理智也很清醒。我记得他说过，他曾亲手送走了所有的朋友。但是因为他听力不好，所以他很难结交到新朋友。我觉得，许多年老体弱的人都很难结交新朋友。在我们的纽约协会当中，很多成员都是在伴侣去世之后加入我们的，他们很高兴遇到一群可以结交的人。

我不太想重复那些刻板印象，但是，女性的社交能力确实比较强。男性经常依靠女性来帮助他们进行社交。我们发现，在老年人当中，女性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交问题。那些依靠配偶或女朋友的男人则会缺乏这些技能。他们更喜欢生活中有一个可以为他们做这件事的女人。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

贝克：由于这项工作的原因，你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内容是会更沉重一些？

莉兹：针对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我和安妮有着独特的技巧。很多人都不太想去讨论这些内容。

安妮：当然，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在和观点不一致的人交谈时，如何去聆听他的声音？我们看到，很多成员与家人或朋友即使关系冷淡，也会去聆听他们。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尊重人的价值，将他人视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与他的年龄无关。

丽兹，当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彼此时，你和我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丽兹：这与协会的组织问题有关。这是非常政治性的。

安妮：我想，这是一种误会。我们真的需要仔细聆听。我对丽兹的欣赏在于，她不仅会聆听我的话，还会与协会的其他牧师进行沟通。我要感谢的，不止是她的深入聆听，而且还有她的再次核实，还有什么更大的事情？我觉得更大的事情就是回到协会当中继续工作。友谊拥有着巨大的力量。很多人都不愿意这样做。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