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雪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女王（queen）。她的母亲是现代女权主义建立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父亲是激进思想家威廉·戈德温。玛丽写下了史上第一本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哥特惊悚小说《弗兰肯斯坦》，小说出版于1818年，当时玛丽才20岁。凭借其中对人性之恶以及人类为了追求知识无所不用其极的描述，即便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弗兰肯斯坦》依然是一部天才之作，让人读来直起鸡皮疙瘩。但这也是一本描绘爱以及对爱求而不得的作品，因此——以及许多其他原因——玛丽就成了那些在黑暗时期寻求归属的孤单灵魂的偶像。

她是我心目中最酷的人。毕竟，据说她和雪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西风颂》——译注）的第一次发生在母亲的墓边，后来他们二人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后，雪莱在1822年的一场风暴中淹死，她将雪莱钙化的心脏——火化后唯一遗留的东西——包裹在丝绸裹尸布里，一直携带着，直到她1851年去世（它是在玛丽的书桌里被找到的，用写着雪莱最后诗歌的纸张包裹着）。但是在本周，《寻找玛丽·雪莱》的作者菲奥娜·桑普森告诉了我一些新东西：玛丽是双性恋。

1835年，给密友爱德华·特雷拉尼写信时，玛丽回忆了雪莱死后数年的孤独和渴望，她写道：“我多么想要放弃自我一了百了——而且害怕男人，变得对女人心痒难耐（tousy-mousy）。”作为一个性文化历史学者，读到这封信时，我认出这是一个性俚语——但是这是否暗示了自慰，还是实际的关系呢？

当我在推特上发表了上面的引文后，揭秘蜂拥而至，又多又快。我们最重要的历史词典编纂者之一乔纳森·格林告诉我，“心痒难耐”（tuzzy-muzzy）作为有关阴道的俚语，可以追溯到1642年。此外还有雪莱亡故不久后玛丽与简·威廉姆斯（与雪莱夫妇相熟的一位女性——译注）产生恋情的故事。她还帮助两个朋友——伊莎贝尔·罗宾逊和玛丽·戴安娜·多兹——获得假护照，逃到巴黎伪装成夫妻生活在那里。

当时，对女性来说，一起生活或旅行并非罕见，所以她们无需伪装自己。相反，在19世纪的历史中，关于性和性别身份的讨论罕见到可能远远超出你的预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玛丽自己承认她是双性恋是如此重要。

我发表完推文，在与他人共享庆祝和振奋的过程中，持续的反驳之声就已层出不穷。有些人认为，承认玛丽的双性恋生活是粗鲁且不必要的，这有损于她作为作家的成就。

我们知道，同性恋、酷儿、跨性别者、双性恋或者其他的非异性恋群体在历史上被视作邪恶和错误，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承受着根植于社会偏见的、深刻而具有破坏性的自我厌恶。我在档案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几个世纪以来酷儿生活之难以置信的证据。

在19世纪80年代，科学和医学完善了性行为的病理学，将异性恋以外的任何性向都定义为精神疾病。但是，在那以前，性、爱以及身份都是非常个人的选择。玛丽承认自己转向女性来获得性满足，这恰恰向我们表明了，对她以及许多像她这样的人来说，性取向并不是二元的，而我们却要将这种二元性投射到过去的人们以及今天的自己身上。对双性恋可见性的问题来说，承认玛丽的性取向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仍为之奋斗的东西。双性恋的故事俯拾皆是，而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标识。愿她长存。

本文作者Fern Riddell博士是一位历史学者，专攻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性别、选举权和文化研究。

（翻译：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