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70年，虽说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细细回顾那白纸黑字的记忆，只能说，这场“惨胜”即便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都会显得无比悲壮与沉重。

全面抗战是8年，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算的话实际是14年，这期间究竟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各方的统计数据和观点并不一致，不过基本都没有低于5000亿美元。

比如光明日报8月26日刊发的文章说是造成“6000亿美元直接间接经济损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曾表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历史专家们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对当时刚刚从军阀混战中走出来的中国来说，甚至延缓了现代化进程达半个世纪之久。

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经济史》中将1937年至1949年称为经济的崩溃时期，即将1937年的全民族抗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转折点：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而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的地位在战时和战后都得到强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山河沦陷 工业经济发展陡然陷入停滞

实际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民国政府的经济还是过了几年可谓的好日子的。史料显示，1936年成为民国史上各项经济指标最好的一年。可惜这个成就随着日本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中断了。

日本侵华首先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而最终日本在对东北14年的统治中，仅1932～1944年，就从东北掠夺了2．23多亿吨煤、1100多万吨生铁、580多万吨钢。1942～1944年的3年间，征收的粮食970万吨被直接运往日本。据统计，1944年末，日本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公顷，占东北全部耕地的1／10。

据统计，为时八年的全面战争中，日本侵占了中国2753254平方公里的国土，970余座城市(全国城市为1200个)，沦陷区人口2.57亿，而当时全国人口为4.5亿。

占领大片国土和资源后，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纸币，抢占沦陷区市场，以适应其政治、军事侵略的需要。如在东北，伪满洲中央银行币迅速占领了东北的货币市场，取得了侵华战争中较巩固的货币阵地。日本以伪币和货币战的方式大规模收拢沦陷区法币，一方面以此垄断沦陷区经济，另一方面也通过法币大规模兑换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等地苦心经营的外汇储备。

据《历史教学》于2013年5月发表一篇署名王同起的文章介绍，旧中国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平衡，工商业重心偏集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自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大片国土沦陷，北平、天津、上海等沿海城市相继落入敌手。

日军占领江苏后，对这个经济大省的工业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在无锡，日军纵火十个昼夜，烧毁了厂房18537间，店房50628间，直接损失达上亿元，不计其数的工厂企业的机器设备毁于焚烧。南京拥有100万元资本的大同面粉厂被日军全部炸毁，下关发电厂遭反复轰炸，机器和线路严重受损，南京工业的破坏损失率达80%以上。在苏州，被誉为“中国纱业之先进，亦有工业之前导”的苏纶纱厂沦为了日军的养马厂和兵营。

以上海为例，战前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年工业产值可达全国的1/3。遭日军炮火轰炸后，工业建筑大都被毁，“无数店铺工厂，仅剩灰烬”。据统计，被毁商店有十余万家，工商业损失总额超过30亿元（注：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6月翻印，第91～93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在港银行，战争一旦波及香港：“法币应赶运，必要时销毁，在港订印的券钞和券版寄内地或销毁；重要文件和人员尽量内迁。”由于日军进攻凶猛，英军抵抗不力，18天后香港沦陷。战火一起，许多银行的员工，因为炮火连天，交通阻断，无法及时赶到银行上班。赶去上班的银行职员，接到上级命令，开始连夜销毁钞票，但数量实在太大，处理了部分钞票后，银行即已经被日军占据。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沿海发达地区尽陷敌手，财政经济也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例如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是关税、盐税和统税。但是1936年与1939年比较，关税由36900万元减至8600万元，减少77%；盐税由22860万元减至10110万元，减少56%；统税由17560万元减至1900万元，减少89%。军费却由1937年占总支出的66.4%跃升为1940年占总支出的74%（注：《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4页。）。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年到1937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从数据上看，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8000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正当中国向着现代化文明迈进的时候，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步伐。

濒临绝境 国民政府紧急调整战时体制

由于国民政府对全面爆发战争准备不足，以致原有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战时之需，财政税收骤减而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军需和民用物资普遍匮缺。因此，战争伊始便出现了严重困难的经济局面。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紧急调整，调动全国资源转入战争机制。

民办教育专家信力建2009年曾撰文指出，抗战是在中国不愿打也打不起的情况下爆发的战争，因为是打不起的战争，所以国统区经济只能是一种叫花子打狗，过一天算一天的境况。

到1940年，国民政府可以充分或部分掌握的大约为1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工厂数目在战前仅占全国的13%，以民生必需品布料为例，这14个省所有织布厂织出来的布事实上只占全国总产量的5%，可谓少得可怜，但据估计，到了民国29年，从战区、沦陷区涌入后方的老百姓、军人已达5千万之多，使后方人口从战前的1亿8千万骤增到2亿3千万，约当全国总人口的50%。换句话说，5%的民生工业生产能力要提供50%民众的民生需求，其经济的捉襟见肘，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同起发表于2013年5月《历史教学》的文章介绍，战前，国民政府金融与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建制重叠，政出多门，职责不清，很难适应战时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战争紧迫的情况下，加强了中央尤其是军事委员会对经济的干预，对金融和经济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为了适应战争的发展，国民党中央决定调整党政决策和管理系统，同时改组经济决策机构。1937年8月11日，中执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将原中政会所属财政、经济、交通等专门委员会统由国防最高会议节制，从而使国防最高会议成为抗战期间最高的经济决策组织。

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还通过《总动员计划大纲》并颁布粮食管理办法，禁止面粉出口。12月12日，又颁发《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决定对战时经济实行全面统制。统制的范围从生产到流通多环节，涉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物价等各方面，包括许多民用必需品，如棉、丝、麻、羊毛及制品，粮食、油、茶、糖、盐、火柴等和矿产品、日用品。王同起指出，上述条例强调必须由国家资本控制重工业和基本工业，从而加强了国家资本对工农业的垄断。

在扶持企业层面，比如在1937年7月27日，财政部授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组成联合贴放委员会，负责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等业务，以救济银行和工商各业。对于民营工矿业，国民政府采取鼓励海内外投资和奖助等政策。

多项政策的实施保护和促发了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和职工的爱国热情，不仅使沿海厂矿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内迁，也带来大后方民营经济的繁荣。1936年，大后方有大小工厂427家，新设68家，1938年新设218家，1940年新设575家，1941年新设862家，生产范围逐渐改变了以军火为主的限定，大批转向非军工生产。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共同抗战。当时大后方除了政府层面的全力应对，民间的捐赠与动员也不可忽视。根据《长江商报》梳理资料提供的一个细节：在江津白沙镇，献金大会上当地商会首先就拿出60万元。此时在场的一万多名学生，齐刷刷跪下，放声哀求：“叔叔伯伯，救救我们！救救国家！”全场放声齐哭，在场只要有人手带金戒指、金手镯的都全部脱下，捐给抗战之用。会场上的冯玉祥十分激动，当晚就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丘八诗》：“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家，不做亡国奴……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不为寒与饥，雪耻最为主！”

抗战进入长期对峙阶段后，为满足军粮、以及公务员、教师的“平价粮”需求，国民政府决定实施“田赋征实”制度。据计算，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市石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粮食供应，还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而且“田赋征实”的实施，使得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而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政府运转机制的紧急调整有效保障了战争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权贵资本、国家垄断带来的弊端也非常多。比如盐业专营制度，由于国民党政府贪污成风，专卖物品常常流入黑市，更带动了物价上升，这既严重打击了生产者，又残酷剥削了消费者。

历史学家黎东方在他的著作《细说抗战》中就感叹：“抗战是十分花钱的事，要把中国挤干。一年接一年的赤字，加上又没有外债可借，与配得上称为‘援助’的外援，使得国民政府只能依靠印钞机。于是纸币的膨胀越出控制之外，在胜利之日的前夕，重庆的零售物价高达战前的1763倍。”

投降日本的汪精卫政权的日子也没好过起来。由于汪伪政府实施的是配合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卖国政策，其财政赤字愈来愈大。为了弥补赤字，汪伪只好借助于滥发纸币。1943年4月军票停发后，中储券发行量迅速膨胀，至1945年8月，其发行额已达4l，993亿元。通货数量的剧增，引起物价不断上涨，进而刺激通货更加膨胀。这种恶性循环使汪伪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

反而当时在边远的陕西，毛泽东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政经一体化试验：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至少保证了该地区平民的自给自足。

战略搬迁 民族工业艰难寻求生存机会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在一战期间才算迎来一段黄金发展时期，从而奠定了基础性的布局，但是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进而抗战的爆发，不得不中断。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民族工业企业一方面要躲避炮火的摧残，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国民政府国家资本主义的围堵，艰难寻求生存机会。

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6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为13.6亿美元，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且抗战前中国工业的布局极不合理，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内陆工业寥寥无几。

结果抗战爆发后，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沿江的大城市相继被日寇占领，大批工矿企业落入敌手，一些工矿企业也被迫西迁。据亲历当时工商业西迁重庆的人士回忆说：“大小火轮、柏木船等满载物资上运，期能脱离魔掌，不资敌用，殆行抵嘉鱼附近，惨遭敌机轮番轰炸，军民壮烈牺牲，轮船下沉，侥幸未遭惨死者逃走窘景，至今犹历历在记忆之中。”

为了搬迁到内陆，上海各大工厂的代表联合组建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从这一天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共动用木船299艘和若干轮船，迁出民营工厂148家，机件物资12400余吨，工人2100多名。

据资料显示，沿海工厂的内迁一直到1940年才算告一段落。往四川方向的大部队在长江上逆水航行，浩浩荡荡。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将此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据《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统计资料显示，1937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七省总共只有工厂237家，仅占全国工厂总量的6.03%。宁夏、青海、新疆的工业基本属于空白，作为西北重镇的西安，也不过只有“纱厂一家，面粉厂、机器厂数家而已”。川、康、滇、黔、陕、甘、宁、青、桂，以及重庆等9省1市，只有20家银行，分支行也只有232所。

到了抗战第6年时，转移到后方的工厂发展到5266家，资本达48亿元，工人36万；其中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厂3195家，占工厂总数60.67%；年产动力机7500台、电动机1万余台、小型发电机4000台，在大后方形成了月产手榴弹30万枚、炮弹7万发、机步枪上千套、炸弹千余枚的军工生产能力。

但成功撤到大后方的工厂只是极少数，更多的工厂无法逃离沦陷区，遭遇了日军肆意的焚烧抢夺、强行霸占。那时荣毅仁家族的荣氏纺织企业是设备最新最好的，生产的产品将丰田纱厂的日本纱打得落花流水。战争爆发后，荣氏纺织企业两厂设备被日本轰炸和打砸彻底损坏。日军占领上海后，荣氏家族厂房上挂上英国、美国的国旗，向英女王纳税，以英籍企业的牌子作护身符。可惜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4年后日本对美英宣战，荣氏的纱厂终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没收。

值得注意的是，民办教育专家信力建曾撰文表示，抗战打断了自1935年以来的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计划，也使中国民营资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战争促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为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提供了契机。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基本上沿袭了战前发展模式，对民营工业企业干预较少，因而产业转移内迁之后，内地各省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短暂发展的时期，工业蓬勃兴起，新设工厂如雨后春笋。许多产品的产量比战前超出了一到两倍，而且技术进步也相当明显，抗战前7年的专利发明比民国成立以来到抗战前的24年多了一倍。堪称我国民族工业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在1939年1月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国民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干涉，随着国民政府各种战时经济统制政策陆续实施，国有企业（即官僚资本）的四处扩张，从1942年起民族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据史料载，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仅存100家，而开工者只20家。

及至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在国内生产领域中已经占据相当优势，从产量计，国家资本控制着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占有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当然铁路和银行更是完全掌握，真正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于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局面正在来临：国民政府廉价地置换法币，攫夺民众的财产，这种由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不稳定造成对政府的不信任：1948年8月19日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抗战时期相比，则重庆与上海的物价分别上涨1777倍和13884倍，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物价上涨速度。最终，经济的危机引发了政治上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