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深圳市区50公里的车程，国家基因库向海而建。这是我国唯一一个获批筹建的国家基因库，由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组建运营。

华大集团董事长汪建近日在此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外界的舆论称汪建为“斗战胜佛”，但真正见到本人之时，汪建表现出来的温和却让人有点出乎意料。

比如，这场采访的主题是“创业”，即便这个词对于他来说非常不适，也能感受到他的内心在跟大众的议题抗争，但他心态却显得非常平和。

汪建说话声音很小，“我做华大不是创业，那是工业时代的东西，我不属于那个时代。”

1999年，汪建等人代表中国向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交了注册申请，使中国成为继美、英、日、德、法后的第六个加入该计划的国家。

同一年，为承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汪建等人建立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按照汪建的说法，刚开始建立华大时候的心境是“四十不惑，学有所成，家中殷实，再创辉煌”。

因此他认为建立华大不是为了物质而奋斗的创业，而是为人类的未来努力的一项事业，原因在于农业和工业时代之后，生命会成为下一个人类探讨的议题。

在汪建的世界观中，过往时代兴衰的洪流皆因“科技”带来，未来也将遵循这一定律。在下一代科技趋势中，他认为：“幸福很难量化，美丽也是见仁见智，但健康和长寿是可以量化的”，这也是基因研究的价值所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汪建和华大都是经常被舆论误解的对象。汪建总是告诉大家“要多活几十岁”。但基因的探索离大众太过遥远，而他所遵从的生命导向价值观却也跟当下有些格格不入。

任正非也曾经公开表示 “汪建是个有争议的神人，不知他说的话会不会有下一个突破呢？我们不妨宽容一些”。

2007年，华大南下深圳，组织开展“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项目。在深圳沿海的角落里，他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来到深圳，是为了到一个不争论的地方”，汪建说。

同在深圳的另外一家企业华为，在通信等领域也进入技术无人区，但因为跟大众充分接轨，因此华为比华大享有数倍的技术光环。

汪建认为，虽然都是技术企业，华大和华为是从不同角度进入了无人区，华大是从学术研究到应用，而华为则从应用到学术研究。

而就在最近，华大正跟美国基因测序巨头illumina掀起一场又一场激烈的基因测序仪的专利战争，在基因测序领域，华大已经成为了世界技术方的第二极。

以下是界面新闻整理的部分采访实录，汪建阐述了他的科技观、华大过往的历程，与队友与对手的关系，以及未来的畅想。

关于回国

界面新闻：当时为什么会有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项目？

汪建：核物理从战争武器到和平利用花了二十年时间。登月外太空计划从德国人的V8到美苏冷战登月竞争，到GPS到北斗花了好几十年时间才实现。

人类基因组其实当时也是他们（美国）起头的，也是冷战的产物。肯尼迪和尼克松竞争的时候，肯尼迪提出来的是登月计划，尼克松提出来的是肿瘤大战。第一次是肯尼迪赢了，后来尼克松上台，又重提了肿瘤大战。

为什么美国要在冷战时期研究人类基因组呢？因为核武器对人类最大的损伤是基因的损伤，是DNA的损伤，所以对DNA的认知和损伤修复是核备战一个重要环节。1985年，科学家提出，必须把人的基因搞清楚。

界面新闻：为什么你们这个团队当时在美国跳出来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

汪建：最初跳出来的不是我，是于军（华大联合创始人之一）。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公布以后，我们在西雅图有很多讨论，特别是1993年以后，基本上很多人都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于军说，我是公费出国的，如果不给国家做点事情，这一辈子会在自责中。所以他提出把人类基因组计划搬回国来。我们就积极响应这个事情，就想着这是一个国家的计划。

界面新闻：你当时参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为什么决定回国创业？

汪建：这个不叫创业。我是学医的，西医、中医都学过。临床90%以上的疾病都和基因相关，所以美国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和启发，这可能是解决生老病死的一个核心基础问题。

经过几年的观察、讨论，到了1993年、1994年，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一套东西搬回国。

我们感觉有点像当年的两弹一星，希望得到国内的支持。因为这么宏大的计划，应该是人类发展的科学必然，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

我们带着很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做这个事情，没有想把它做成一个个人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民营的东西。最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争论、阻力、障碍的时候，不得不寻求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子，所以创业这个词不一定能恰当地表述这个东西。

界面新闻：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汪建：认知。当时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国家确定的方针是跟踪，所以当我们提出来参与和同步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议。美国人把它当作是三大创举，包括原子弹计划、登月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大家有争议，所以没有办法才走出一条路子来：政治上的考虑是不跟美国人后面做，经济上的考虑是没有那个钱，科学上考虑是没有那个必要（当时在学术上认为，人和人的差别只有千分之一，没有必要做），技术上考虑是没有那个技术，人才上的考虑是没有那个人才，就干脆看着吧。所以我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当然就很难了。

关于南下

界面新闻：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南下深圳？

汪建：核心的问题还是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可以给社会发展，给科学发现提供的服务和成果越来越多了。所以党和政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了，社会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了。

十多年前，深圳市长要我们五年出五十篇有世界影响力的文章，一篇文章给100万的科学支持。我说100万怎么能做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高质量论文来呢？这么困难成功了有没有奖励嘛，他说给你做红烧肉啊。后来，我们两年多就完成任务了。

其实我心里有底，技术进步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时候是我们产出最好的时候，也是技术刚刚突破，别人都没有认知的时候，特别是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大家想做都做不了，这给了我们重大的机遇。

界面新闻：你觉得来到深圳之后给华大带来了什么？

汪建：我们当时要离开北京，不要跟大家发生太大的冲突，也需要去一个能发展的地方。

所以我的口号是找一个“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四季花开”的地方，那中国只有北纬23度回归线以南，也就是只有广东广西海南了。这样避免冲突，在有争议的时候，天天和人吵来吵去，把时间都耽误了，我们又不在主流里面，争议不管用。

关于上一个时代与下一个时代

界面新闻：你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自己不属于工业时代？

汪建：从90年代到这个世纪初的十年，我们叫“把国事当家事”，在深圳十年我们叫“把家事当国事”，我们为未来的十年编了一个顺口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是事，空港、海港、香江港，港港是港，横批是天下为公。

因为基因这个事情确实是自显微镜发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场科技革命，怎么说它都不为过，这既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结果，也不是华大能怎么样，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曾经引领了农业革命两千年，最高峰的时候是19世纪初，就是一八一几年、二几年，我们的GDP曾经达到世界三分之一，康乾盛世以后，人口翻了两三倍，所以在农业革命时代，我们曾经绝对领先，才有了秦汉唐、康乾盛世那么多辉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但是怎么落后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英国人就领先了。工业革命走到今天，物质的生产、信息的产生，基本上可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了。工业给大家带来了富足、舒适，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工业对农业的取代使农业的就业率低于20%，现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机械化，3D打印等等，工业生产的就业估计很快就会低于20%，这必然意味着工业时代的结束。

不是说农业不重要，也不是说工业不重要，而是效率足够了，所以必然移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最后人都不学习了，机器都取代你了，这将带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人活着干什么？

我认为从百姓来说，一定是八个字，健康、幸福、美丽、长寿。幸福很难量化，美丽也是见仁见智，健康和长寿是可以量化的。在健康长寿的同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总得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东西吧。

界面新闻：你从创立华大开始就不为物质奋斗吗?

汪建：创立华大的时候不是很富裕，但基本满足了吧。我们在加入中国科学院的时候有张照片，是1997年11月在张家界开会的时候，我们提出来，叫做：四十不惑，学有所成，家中殷实，再创辉煌。

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已经不惑了，家里也不缺什么了，读、学也到那个程度了，是不是该给社会做点实事了？

生老病死，为什么要听天由命呢？大家都说是自然规律，什么样的规律呢？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不能说一句生老病死、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就过去了。

我心中想的是为什么奋斗呢？肯定是无聋、无哑、无残、无盲、无傻，无病、健康、美丽、长寿。这和我过去的经历多少有一些关系，我基本上属于吃饱了撑的，但我的这些目标呢，很多人不理解。

我们有点穿越感，工作中穿越到下一个时代，生活中又回到现在这个时代。所以大家经常来回跑，也有很多不同意见，这些都是来自于穿越感。引领性的发展必然有孤独性、痛苦性和不理解性，这是必然。

界面新闻：两个时代的群体碰撞的时候怎么解决？

汪建：不用解决啊，大路朝天，总有交汇点。

关于队友和对手

界面新闻：你如何看待华大和华为的区别？

汪建：我之前跟任正非聊了4个多小时，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人类的进步需要不停的科技探索。

不同点是，我们是从基础科学，从无人区往下走的，是从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的角度出发的。他们从应用的角度、市场的角度，最后进入到无人区。中间有一个交汇点，现在我们在交汇点谈谈他过去的痛苦，谈谈我过去的孤独。然后哈哈一笑。

界面新闻：华为是否会比华大更重视商业？

汪建：我们也重商啊，但是在这个领域，那么多残疾人，你是重商还是重什么？预防疾病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责任。

界面新闻：你如何看待华大跟illumina的专利战？

汪建：：Illumina，我现在叫做ex-girlfriend，叫前女友。我们有过5年的蜜月。

我们提出过是不是成立一个合资公司，这样有了孩子就不会分手了，要不天天谈恋爱不结婚。去年在达沃斯会上，我和他们董事会主席还有一个对话，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我跟他讲，大家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实际上这种竞争思想来源于物质不足的工业时代，上一个时代。生命时代的竞争不是恶性的，因为我们是关系到人类的健康，生老病死，是一种服务性的，不是我做这个东西赚多少钱。

关于过去与未来

界面新闻：过去这么长时间你有后悔过什么事情吗？

汪建：没有。我们下乡的时候叫青春无悔，那么多年我都无悔，这二十年有什么后悔的，下乡的时候我当农民，今天把这个山砍掉了种上树，明天把那个水沟挖宽了修成一个小水库，在那个生产力水平上，在那个认知上，只能做那个事情，来回折腾，这就是生命嘛。

我们在这个生命过程中，走弯路也好，摔跤也好，始终在往前走，方向没有变。

界面新闻：你怎么看癌症治愈的问题？

汪建：肺癌和肝癌，如果小于0.5厘米就能发现并及时治疗的话，5年存活率都95%以上了。如果到癌症晚期，那治疗太难了，所以，必须要早期预测和预防它。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你把看病当做一个产业，还是当作一个服务人类的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公共安全问题。这个体系建设是一个公共设施和公共基础能力建设。所以医疗不能作为产业，它是一个公共事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

界面新闻：总结这二十年，您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觉得是哪三个词？

汪建：愿景、使命、坚持。我的愿景和我个人是联合起来的，我希望健康长寿，所以我做的事儿是自私自利的，和我没关系的不去做，所以这是我的愿景，是我的人生观，是我要坚持的使命。

从我做起，任何宏大的愿景都是从我做起的，这是我们和工业时代不一样的，他们做东西是为了卖出去，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