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罗广彦

编辑 | 黄月

19世纪，在圣彼得堡以东约2500公里的一片林间空地上，矗立着一根高3.5米的普通柱子，它是俄国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之间的界标。对于路经此处的流放者队伍而言，它不仅标志着他们跨过了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也意味着与故乡痛苦的分离，意味着他们即将进入此行的目的地：西伯利亚，或者用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地狱”。

直到今天，西伯利亚以它的广阔寒冷、人烟稀少但又物产丰富为我们所熟知，而这正是从16世纪到1917年，它一直作为沙皇俄国的监狱殖民地存在的原因，仅1801年到1917年，就有超过100万人被放逐于此。它更因囚禁过那些赫赫有名的革命者、文学家与思想家们而闻名：十二月党人、巴枯宁、列宁、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曾经被迫在这黯淡又严寒的“大型开放式监狱”思考与写作，将他们爆炸性的思想留待将来引爆。

毫无疑问，这些知名的历史人物在流放地的生活支配了我们对西伯利亚的历史想象。而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则将目光转向那些平凡的流放者，在其著作《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中，他关注的是那条漫长得没有尽头的流放队伍中面目模糊的普通人。

由于这些流放者大部分是文盲又默默无闻，既无法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也不会有其他人感兴趣记录他们，因此，他们在历史上被消声了，他们在“死者之屋”的命运只能从尘封在档案馆多年、无人问津的警方报告、官方信件与法院记录中勉强拼凑出来。《死屋》一书正是试图通过梳理故纸堆，从中抽出那些普通罪犯低沉细微的声音。比尔指出，到19世纪末，政治犯仅占流放者1%，许多人被流放仅仅是因为微小的罪行，只有还原普通罪犯和那些与流放者一起来到西伯利亚的家属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勾勒出流放制度如何影响了那些平凡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如何塑造了西伯利亚的样态——最后又如何成为了埋葬沙皇帝国的实验室。

同样的，这些普通罪犯的经历也只有放在流放制度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被完整叙述。沙俄将西伯利亚建成一个大陆监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希望将罪犯像毒素一样从国家与社区中清除出去，正如书中引用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主教1708年时的言论：“为了避免身体垮掉，我们不得不清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在国民社区中也是如此：所有健康且无害的要素可以存留在这里，但是有害的要素必须清除出去。”虽然西伯利亚早在17世纪就已经在沙皇的控制范围内，但直到19世纪西伯利亚依然被视为落后的蛮荒之地，是超出帝国边界的世界，因此，将造成社会混乱与政治动荡的“毒素”驱逐到那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就能维持稳定与健康。

另一方面，西伯利亚作为沙俄在亚洲的殖民地，拥有广阔的土地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它进行殖民开发无疑能实现俄罗斯的帝国梦想，通过利用人数众多的流放者开发西伯利亚，既能让帝国的疆界继续向东扩张，发掘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也能让流放者“体会到自力更生、节俭克制和勤奋勤劳的美德”。

然而，西伯利亚作为流放地被赋予的双重目标从一开始就是紧张的，这种张力贯穿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始终。由于西伯利亚的荒凉以及沙俄管理能力的低下，流放之路与在当地的工作残酷而又痛苦，这让他们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意愿在流放地按照沙皇的设想“勤奋劳动”，因此许多人选择自伤与逃亡，甚至在逃跑路上袭扰移民于此的农民，反而阻止了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而为了让这些罪犯顺从，官员们采取了残酷的肉刑，以伸张帝国的权威与控制力，但这除了让罪犯更加残暴以外，更让许多流放者产生了对沙皇政权的刻骨仇恨。

流放地惊人的恶劣环境与当地官员们骇人听闻的专横暴力，在俄罗斯社会与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尤其是当许多流放者并没有犯下重罪时。例如比尔发现，许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东端、北太平洋上的萨哈林岛（库页岛）的女性罪犯，是因不堪被丈夫长期殴打后杀死对方的“激情犯罪”而被流放。在沙皇与帝国官员面对相互矛盾的双重目标束手无策之时，这些平凡而沉默的流放者们大批地在劳作、逃跑、被鞭打的过程中死去了。

由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暴，许多普通的流放者也变得愈发激进，尤其是在1905年的革命之后，大量民众被流放至此，成千上万的沙皇臣民在西伯利亚转变成了充满仇恨的革命者。1917年，他们成为革命家们麾下最英勇的士兵，一举将沙皇从宝座上掀翻，废除了流放制度——讽刺的是，尼古拉二世最终死于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

在革命之后，新政权又要如何处理西伯利亚呢？对此，丹尼尔·比尔意味深长地评论道：“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以自己的热情和严厉来迎接这些挑战。”

界面文化：你为什么选择了俄罗斯历史作为你的研究领域？

丹尼尔·比尔：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并在剑桥大学读本科时修习了俄语和俄罗斯文学。那时候我发现，比起文学分析，我更擅长历史分析，因此我渐渐地转向学习俄罗斯历史。

界面文化：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为什么吸引你？

丹尼尔·比尔：我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兴趣源于我早期的研究。我的第一本书是研究19世纪末的俄罗斯精神病学和犯罪学。我可能总是对与犯罪和痛苦有关的事物有种病态的关注，我对正义和权利的观念以及囚犯们实际经历之间的关系也有着同样的关注。我注意到，关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作品其实寥寥无几。在美国，有一些人做过一些学术研究，但是肯定没有出现面向更广大读者群体的作品。

对流放制度的研究总是容易被纳入对西伯利亚的更宽泛的研究中，我认为它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你对大多数英国、美国、德国与法国的读者们说“西伯利亚”一词，它仍然会引起人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惩罚和苦难观念有关的、非常强烈的共鸣，它在西方文学的想象中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我认为，对于西伯利亚，还没有人真正做过以历史档案为基础的、以更广泛读者为受众的研究。

界面文化：你受过的语言学训练以及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对你的研究有怎么样的帮助？

丹尼尔·比尔：我是通过文学接触俄国历史的，我大学本科的专业就是现代语言。如果你的俄语很好而不仅仅是过得去，那么无论是获取资源，还是梳理具有微妙差别的材料，都会容易得多。此外，由于当时的俄罗斯存在审查制度，文学成为讨论当时重大问题——例如流放制度和俄罗斯在远东的殖民野心——的空间。因此，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杰作对于系统了解19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和管理它的政府至关重要。

界面文化：流放制度并非只在沙俄一国存在，它与同时代其他国家——更现代的英国，或更传统的帝制国家如清朝——的区别在哪？

丹尼尔·比尔：它们有很多共同点，有些国家执行得比其他国家更成功，但所有流放制度都面临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无法调和对犯人的惩罚与殖民化这两个目的。一个地区变得越发达，就越不适合作为流放地，它就越吸引自由的移民而不是流放者。当地居民也会开始抗议母国这种将本地当成容纳罪犯的垃圾场的行为。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谈到流放制度对俄罗斯与欧美国家的关系造成的影响，那么流放制度对沙俄在中亚与远东的扩张有造成影响吗？

丹尼尔·比尔：最初是这样的：沙皇政府认为，在19世纪初，流放制度可以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沙皇将他的臣民重新安置在远东这个资源丰富的“空旷”空间。然而，到19世纪末，这种计划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流放制度已成为俄国殖民利益发展的障碍，因为它催生了庞大的赤贫者和罪犯阶层，他们从“真正的”殖民者——成千上万在1880年代之前向东移民的俄罗斯农民——那里偷东西或向他们乞讨。

界面文化：流放制度对现代社会与现代刑罚制度有什么遗留的影响吗？

丹尼尔·比尔：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西伯利亚，对流放者的待遇体现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沙皇臣民并不享有什么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或财产，这显然是一种极为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整个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

界面文化：你曾经认为西伯利亚是“革命的实验室与工作坊”，你认为它在哪个层面上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它是促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的重要因素吗？

丹尼尔·比尔：是的，绝对是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流放的经历让异议份子激进化，加剧了他们与沙皇之间的对立。许多因传播非法读物而被流放的人，在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决心在必要时采取暴力手段推翻独裁专制。其次，国家对激进分子的冷酷无情让沙俄在国内外失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国家使用法外流放作为一种清除民众的方式感到震惊，这些城镇中的民众通常仅仅是表达或分享对君主制的批评就被判有罪。

更具体地说，在1917年流放制度崩溃后，成千上万在1905年革命后被放逐的愤怒又激进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开始返回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城镇，他们成为了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革命政党的成员。

界面文化：布尔什维克的流放经历可能是大部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历史，但这本书里并未着墨太多。能谈谈这样安排章节的原因吗？

丹尼尔·比尔：到19世纪末，政治犯仅占西伯利亚流放者的1％。他们在政治上显然很重要，但是我不想让我的书忽略成千上万列队行进到西伯利亚、并从历史记录中消失的普通罪犯。另外，直到这本书的末尾，也就是1914年，布尔什维克还是政治犯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我的确有指出，西伯利亚流放者的身份——像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样——无论是在地下革命活动时期，还是1917年之后，一直都是其政治威望的来源。

界面文化：有些人认为沙皇的流放制度似乎太过仁慈，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袖在流放地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曾多次成功逃亡，你如何评论这种看法？

丹尼尔·比尔：流放是一种非常无效的控制煽动叛乱的方法，但是沙俄要努力捍卫自己在国内外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因此，如果国家奉行另一种战略，例如处决革命者，而不是将其驱逐出境，那么这可能导致国内人民与其他国家对沙俄的支持彻底崩溃。

界面文化：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历史会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或劣势吗？你认为你的视角会与俄罗斯本土的历史学家有区别吗？

丹尼尔·比尔：比起苏联时代的历史学家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巨大分歧，现在的分歧要少得多。我很难说现在还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但俄罗斯有其不一样的学术传统，我在《死屋》中使用的论点主导、按主题写作的方法在俄罗斯学者中很少见。

界面文化：在完成这个研究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丹尼尔·比尔：你需要大量的耐心和黑色幽默感，才能在俄罗斯档案馆中工作，因为有些档案馆非常混乱。通常，我是第一个将这些文件从档案中签名取出的人，而它们已经存放在此150年了，它们就一直闲置在那里，直到我偶然发现，那种发现的感觉真是令人兴奋。这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但收获也是巨大的。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你即将发表的新论文的主题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治下的刑罚剧场，你未来的研究会继续专注于沙俄时代犯罪与刑罚制度吗？还是会发掘新的方向？

丹尼尔·比尔：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革命运动的书，特别是关于恐怖组织“人民意志”暗杀沙皇的行动。我对那个时期的革命暴力和国家镇压如何支配了沙皇帝国的政治文化，又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于主权、自然权利和合法政府的新观念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