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弘（东方历史评论）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从慈禧太后回銮进京的1902年一直到中华民国最终确立的1912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在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和西方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并被基于西方宪政模式的共和政体所取代。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变革时期，各种新的思潮和时尚不断地涌现，与腐朽没落的旧习俗和传统观念短兵相接，在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上上演了一个个戏剧性的场面。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工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型客轮的出现使得洲际间旅行日益变得越来越舒适、便捷和便宜。对于西方社会中的广大中产阶级成员来说，周游世界的梦想开始逐步成为了现实。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前来中国旅行、考察和探险的西方人，以及他们所撰写的游记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例如美国旅行家盖洛（W. E. Geil）就是在1902、1907和1910年间连续三次来华，对扬子江、长城和清朝的十八省府进行考察并写出三本相关游记的。英国水彩画家李通和（T. H. Liddell）也在1907年来到中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各地游历，并画了大量的写生，回国后不仅举办了画展，还出版了一部游记，题为《中国：它的奇景和神秘》（1910）。另一位英国职业画家门皮斯（Mortimer Menpes）也于大约同一时期来华，在中国画了各种人物速写、水彩画和油画。他回国后跟另一位作家合作，也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1909）的书。
本文所要介绍的是另一位英国人，即于1907年5月和1912年1月先后两次来中国旅行，并出版了《我眼中的中国》（1910）和《中国：机遇和变革》（1920）这两部游记的英国女作家罗安逸（A. S. Roe）。
虽然罗安逸的上述这两本游记自从出版以来就一直很畅销，直到现在仍有巴恩斯与诺布尔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等不少单位在重印和销售，但是从因特网上和一般的传记词典中我们却很难查到这位神秘作者的生平和背景。在亚马逊公司的网站上，居然还把她跟另一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美国男性作者（Alfred Seelye Roe）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两部游记的叙述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一位中年女性，她所描写的时代跟美国内战相差有半个世纪，而且她是来自英国——刚到达上海时，作者有一种做梦般的不真实感觉，当她看到上海街头身穿卡其布制服的英国警察时，恍惚间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英国。
目前我们对于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了解全部都来自于她的上述这两部游记。例如她在《我眼中的中国》的开头部分就告诉读者，她之所以能够来中国旅行，全都倚仗于她在中国上海传教的嫂子，后者名叫凯（Kay），是中国内地会的女传教士。跟她一起来中国的还有一位比她更年轻的未婚女伴，名为德博拉（Deborah）。这第一本游记是以书信体形式写成的，书中的十九封信均从不同的地点发出，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07年5月27日，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为1909年2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她首次访华，跑了近二十个城市，在中国前后总共呆了快两年的时间。每到一处，她都是按照凯的指示，去找当地的内地会传教士，并由后者负责接待的。从上海启程回国之前的一站是杭州，她在杭州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她又按凯的建议，坐船溯钱塘江而上，去兰溪玩了一星期左右的时间，认识了一位在那儿做医师传教士的内地会女传教士，“巴教士”（Miss E. J. Palmer），后者因献身于救死扶伤的事业，而在当地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次短暂的访问为罗安逸的第二本书埋下了伏笔，因为她第二次来中国时，专门到兰溪去住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而且第二本游记《中国：机遇和变革》中，几乎有一半的内容都是跟兰溪有关。
作为一位女作家，罗安逸的文笔细腻、流畅，而且富于感性，相当真实地记录下了她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她自己的相关感受和评论。刚来中国的时候，她对于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英中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她看来有时简直是不可思议。例如她在芝罘逛街的时候，注意到每个店铺的门口都挂着鸟笼，便猜想这大概是店主为图吉利。逛街之后，她们一行六人去当地一家饭馆里去撮了一顿，品尝了大碗面、竹笋、糖醋里脊、蘑菇等美味，酒足饭饱之后，结账时仔细一算，总的花费摊到每个人身上竟然还不到一个便士！在旅行途中，罗安逸开始努力学中文，其中文名字就是当时的中文老师给她起的。有一次去一个大户人家做客，她想跟那家的女眷们练习一下自己刚学到的中文，结果费了半天劲，却尴尬地发现别人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她的传教士东道主们带她参观了登州、武昌、成都、杭州等地的教会学校和医院，使她意识到中国正处于重大变革的前夜。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中式的婚礼，见识了婚前算新郎新娘的生辰八字和坐轿子过门等传统结婚礼仪。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上，她领略到了湖北新军欢迎当天从北京去汉口上任新旅长的一支仪仗队的宏大排场。在宜昌，由于天气寒冷，她学当地人的样子，使用炭盆烤脚，结果一不小心烤糊了鞋底。在扬子江的轮船上她遇见了两位从四川前往汉口去购买铁轨的中国工程师，得知四川省准备要自建铁路。在从天津去石家庄的火车上，她目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姨太太一个人包下了整节头等车厢，感到愤愤不平，便试图跟列车长理论，想要进入头等车厢；但各种努力都归于失败，结果只好在二等车厢里将就。在平遥城里，她得知了光绪皇帝一命归天的消息，还听说了袁世凯也死于非命的谣言，感受到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战争压力。所有这些细节的描写，都使读者较为真切地感受到了清末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然而，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在本文中只能集中介绍这位英国女作家在兰溪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种不同场景的细节所反映出来辛亥革命前后浙江社会中的流行思潮和变革。
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杭州是处于浙江省政治漩涡中心的话，那么被漫山遍野清翠若滴的毛竹所包围的兰溪乡村在罗安逸的眼中便是一个相对平静的世外桃源。她在书中很多地方都特意强调了兰溪的这一特点：
中国那些肆意横行的士兵和政党，它的抱负和悲剧，都被留在了平原地区。而生活在竹林后面的农民们依然遵循着平静的生活节奏，后者并未被外部世界的动荡所搅乱。
一个灼热的下午，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一步一滑的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这村里没有商店，甚至没有寺庙。据说曾经仅有的一座庙，现在也已住进了人。山间冲下一道急流，两边盖着一间间房子，房子周围的植物长得就像热带植物一般茂盛，有阔叶的玉米、棕榈树、香蕉、桃树和柚子树等。果园的后面便是农田，田里谷穗随风摇摆。再往后，则是茂密的竹林和青翠的山峦。
我第一次进兰溪城是在十一月初。那时大河两岸的乌桕树已披上了鲜红的秋装。一两天之后，农民就要采摘它雪白的果实，再将它们卖给做蜡烛的工匠。在当地，谁的地里要是长了一株这种树，那么他每年可以靠它赚不少零用钱。大樟树就更值钱了。它们临江而立，像是树林中的巨人，其叶子光洁漂亮，四季常青。
城前的兰江江面有三分之一英里宽，河上的货船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墙上刷了石灰浆的房屋在泛白的城墙后探出头来，城墙下就是泥泞的河岸，岸边停靠着一排排乌篷船，很多家庭常年就住在船上。这些船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没有见不着船的时候。
这儿的主要街道很狭窄，宽仅六英尺，街中心铺的石板有时候一踩上去就会晃动。透过众多的缝隙，人们可以瞥见石板下面的臭水——这就是城里的下水道！街边的巷子里通常都是住家，在高墙的遮掩下，几乎看不见房子，偶而能看到一些不太显眼的门廊。这些巷子最多也就三英尺宽，蜿蜒曲折，走在里面就仿佛是在镜园里的爱丽丝，本以为走到了尽头，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入口。
若说巷子里相对冷清，那主街就过于拥挤了，通常只能成单列走，碰上有人扛着大物件，路就会堵塞。扛东西的不得不边走边喊：“小心！小心！我这儿扛着油呢！”才能让前面的人让出路来，因为没人想让好好的袍子蹭一身油。就算扛的不是什么脏东西，口里也得吆喝油或鱼，这样前面的人群才会应声散开。
从兰溪沿钱塘江而下航行三天，就能到达省会杭州。浙江的铁路将来某一天还会贯通全省。到那时，乘火车很快就能到上海，后者可是孕育洋货的温床，“几乎跟外国人的一模一样”。无怪乎兰溪也渐渐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兰溪城的大街上，有六个店铺都在卖便宜的洋货：柏林毛线、粉色或蓝色的搪瓷脸盆、眼镜、小女孩用的发梳等。梳子目前供不应求，因为船夫和其他人最近刚剪掉了辫子，都需要用梳子来梳理他们又黑又长的头发。
煤油灯也很受欢迎，美孚石油公司的生意很红火。西药特许商店的顾客最多，不过也未到供不应求的地步。我们自己也去这些货架整洁，货品充足的药店里去买过药，这也可以说明这些店受欢迎的程度。
年轻的店主热情地招呼我们，并不失时机地向我们询问他所销售这些药品的相关知识。他一瓶接一瓶地将药品摆在柜台上，请我们翻译标签，请教药的功效和每次用量等。
在一些新式的商店里在出售男女老少戴的洋帽、阳伞和内衣，后者是在当外衣卖。在这个充满变革的年代，对西方时尚的奇怪模仿不时出现。在更往南的一座城市里，我还偶尔见到过一个公子哥儿将法式紧身褡当外套穿在身上，招摇过市。
上面所提及兰溪西药店的出现，说明了当地人对于西医的看法也正在逐渐改变。跟杭州由英国圣公会医师传教士梅藤更所主持的广济医院一样，兰溪的内地会女医师传教士巴教士也经过多年的努力，靠自己的妙手圣心为成千上万名病人解除病痛折磨，从而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敬。罗安逸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则轶事：
巴教士的医术高明，在兰溪城里有口皆碑，就连附近寺庙里的菩萨也会指引病人去向她求助。有位患者受内科病折磨，看过一位又一位的郎中，但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庙里求签。他抽到的签上只写了两个字：“东北”。这位病人虽然不明究里，还是立即动身前往东北方。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后者帮他解了签。“东北！”解签人说，“那就是白教士的家啦，她医术高明。你无论晚上还是白天去，她都会手到病除。”
由于兰溪一带的城镇乡村曾一度天花肆虐，巴教士便引入了种牛痘的新技术，义务为当地的儿童和其他人服务，以预防传染病的传播。清末中国各地受鸦片的余毒甚深，巴教士又帮助当地政府在衙门的监牢内办起了一个鸦片戒毒所。根据罗安逸的说法，在以往二十年当中，巴教士已经帮助许多人彻底戒掉了毒瘾。光是在1912年这一年当中，她就治疗了上千名有毒瘾的鸦片鬼。而且她还引入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马来疗法”，病人只需交纳几元钱的成本费，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戒除毒瘾。
禁烟是慈禧太后清末“新政”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清廷还专门设立了禁烟大臣管辖此事。民国成立之后，对于禁烟的打击力度有增无减。不仅通过禁烟据发布告示，而且还采取了实际行动，收缴鸦片和烟枪、鸦片灯等烟具。罗安逸在兰溪城里成为了这场轰轰烈烈禁烟运动的目击见证人，既留下了确凿的文字记载，还有照片为证：
毫无疑问，至少在兰溪这儿，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铲除鸦片交易。烟管、烟灯、烧壶等吸鸦片的用具，一经发现即刻没收。仅在几个小时内，兰江边上所有的鸦片馆就都被抄查一清。民国二年一月，政府公开销毁大烟，将收缴来的烟具和一包包的鸦片都付之一炬。
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都开展了类似的禁烟运动，但有谣言说，烧的根本不是鸦片，而是经过加料处理，烧起来气味和鸦片相近的红糖。
不过，在兰溪城里的禁烟绝无半点虚假。大半个晌午，苦力们都在一趟趟地将准备焚烧的东西搬运到公立学堂前向阳的那个平台上。将被销毁的东西里，有吃洋烟土专用的雕花银烟枪，镶嵌着翡翠象牙和其他奢侈物品，价值不菲。不过最值钱的还是那一袋袋鸦片，价值数百，不，可能数千英镑。当地民国政府的“知事”也亲莅销烟现场。若在从前，他来时肯定要坐八抬大轿，轿前开道的衙役身着红绸黑绒，高举着红色的万民伞和其他的官方招牌。但现在的“知事”不能再摆那些排场，连丝绸也不能穿了，只是头戴一顶西式毡帽，身穿最普通的长袍，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他神色匆忙，似乎想掩盖自己因穿戴失体而感到局促不安。但实际上人们几乎根本没有察觉这些。在他们眼里，“官就是官。”
终于等到点火令下，浇了煤油的鸦片等瞬间就烧起来了。火苗越窜越高，炙烤着后面的白色“影壁”。
火光闪闪，热气撩人，逼得围观的人们直往后退。他们表情麻木，既不开心也不哀伤。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中了诅咒的中国已沉睡多年，但它现在正在觉醒，并开始慢慢恢复。
然而，兰溪城里最重要的变化乃是年轻人在观念上所发生的改变。罗安逸来到兰溪之后，城里有一位家境殷实的王公子突发奇想，要赶民国的时髦，跟这位英国女作家学习英语。于是乎罗安逸便在兰溪收了王、鲁、张这三个正式的学生。这也使她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当地的中国人，以及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方式。虽然从她的文字描述来判断，这前两位学生似乎只是游手好闲，附庸文雅的公子哥儿，但是从学生们送给她的照片来看，他们看上去都长得相当精神，像是典型的民国时尚青年。
在“花灯与学校”这一章节中，罗安逸专门介绍到了中国的女子教育，并且引用了袁世凯的一句名言：“中国当今的第一要务就是女子教育。”她提到了那些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里接受过良好教育，以及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归来的新女性们：
她们中有的剪短发，穿男装，在女子国民军里为国而战；有的当红十字会护士，只有一个女伴陪着，在全是士兵的房子里进进出出；有的在南京议会大厅里为妇女参政呼喊；还有的作女侦探，为政府效力。在婚嫁方面，她们也尽力采取所谓的“美国”方式，有的主动求爱，也有的像武昌一位女学生那样在一家当地报纸上登征婚广告。
综上所述，英国女作家罗安逸在《我眼中的中国》（1910）和《中国：机遇和变革》（1920）这两部游记中真实记录的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社会思潮和变革在地方史研究、民俗学、妇女研究和民国史等众多领域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挖掘和探究。
（本文原载于《东方历史评论》，有删节。）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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