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该书1978年首次出版以来，“东方主义”成了自由派校园里具有终结对话力量的词汇之一：没有人想要被指责为“东方主义者”，就像人们不想被称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歧视同性恋或者变性者一样。“东方主义者”（Orientalist）如今成了一个经常被使用的名词，这证明了萨义德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同时也表明这个词被庸俗化了。

萨义德写作《东方主义》，是想要就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被⻄方想象的方式这一点开启讨论，而不是为了阻止人们去头脑清晰地审视该地区的问题。

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会像所有历史著作一样，注定也会成为一份历史文件，折射其在被创作之时的种种压力和焦虑。《东方主义》发表于近四十年前，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签订了《戴维营协议》，黎巴嫩内战正在进行；伊朗即将爆发伊斯兰革命，四年后沙龙入侵黎巴嫩，萨布拉和沙提拉两地难⺠营的巴勒斯坦难⺠遭到屠杀。作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福柯作品的热情读者，萨义德想让《东方主义》成为一本记录“当下的历史”的作品——萨义德的“当下”已经成为历史，与我们的当下非常不同。

《东方主义》是一部思想史作品，是萨义德基于对大量文学和学术文本的阅读写作而成。但是，从本质上讲，它的论点可以被提炼为这样一个命题，用萨义德的话说即是：东方主义是“基于对‘东方’和‘⻄方’（大多数时候用的‘the Occident’）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进行区分的一种思想方式”。他没有说东方主义者对“⻄方的他者”的描述完全是虚构。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些描述也就更容易被解构。恰恰相反，古典东方主义借鉴了实证知识以及学术作品中的部分内容，而这些学术作品经常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持一种仰慕，甚至是痴迷的态度。东方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在一些粗略的经验意义上是错误的，而是在于它是“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的话语系统的一部分——这是萨义德从福柯借来的概念。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表征系统的目的——有时是明确的，更经常是隐含的——是为了制造出一个“他者”，从而更好地确保⻄方自我的稳定和至高无上。

因此，东方主义没有远去，它仍是西方政治生活无意识的一部分。它的表现方式可能会有很多种：有时直接表现为偏见，有时表达隐晦，如一段音乐中音色的微妙变化那样；有时会在争论中爆发，如同被压抑的复仇。但是，今天的东方主义，无论是其感知力，还是其生产方式，都与40年前萨义德所讨论的东方主义不完全相同。

毕竟，《东方主义》主要是越南时代的产物，当时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让美国陷入到东南亚丛林的泥潭之中。在萨义德看来，毕业于常春藤盟校的新一代专家在合法化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不断加深的对抗，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东方主义》的核心是对“专家”的批评：从福楼拜和孟德斯鸠到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和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这些生产有关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知识的人。阵容有变化，后来者的品性较之以前也有不同，然而，他们的目标仍然非常一致。

东方主义看似不变的特性让萨义德的理论招致了许多批评，至今未歇。比较起变化，萨义德显然对解释连续性更有兴趣，因为他试图确立一种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充满活力和灵活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风格，它有着广泛的表达方式，并且与时俱进。这种根据具体的政治环境调整表达方式的能力，让其得以很好适应，保持活力。

2001年9月11日之后，布什政府带着一种东方主义的狂热，宣称解放穆斯林妇女是其入侵阿富汗的理由之一，将所谓阿拉伯心灵的专家拉斐尔·帕塔伊（Raphael Patai）的见解运用于制定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酷刑策略。伯纳德·刘易斯受邀在《大⻄洋》武断地谈着“穆斯林愤怒的根源”，记者前往约旦河⻄岸，调查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愤怒；将穆斯林妇女从暴力、非理性、霸道的穆斯林男人——又是一个经典的东方主义陈词滥调——控制下解救出来的必要性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在布什时代，东方主义的语言并不总是公然的种族主义的语言，但是它常常表现出基于某些假定的文化差异之上的种族主义——在一些“专家”看来，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所以军事行动是正当的，另外，以“推进⺠主”的形式进行的文明监护（civilizational tutelage）也是适当的做法。

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东方主义的狂热似乎有所减弱。奥巴马首先明确表示，他并不打算决定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发号施令，而是与其合作；他对伊朗表示出友好姿态，结束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及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但即使是2009年他在开罗所作的著名演讲中，东方主义的视角也依然存在，虽然那是一个更自由主义，更多元文化的东方主义视角。听他演讲的人们大多希望自己被称作各自国家的公民，而不是被称作穆斯林，不仅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基督徒或无神论者，也是因为宗教只是身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并不总是最重要的。

不到两年之后，突尼斯和埃及的街道对此给了非常好的说明。阿拉伯各国起义者提出了许多要求：民主，法治，平等的公⺠身份，面包和自由，但宗教相关的要求并不在其中。

如果“阿拉伯之春”摧毁了宗教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一个独特的决定性力量这一东方主义神话的话，那么它也强化了另一个东方主义幻想：中东人想成为“我们”，英美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天然的最终目标；在脸书和谷歌的帮助下，中东与我们的“差异”只是一种反常现象，最终会消失。

然后到来了所谓的“阿拉伯之冬”。从那以后，ISIS崛起，萨拉菲主义（译注：Salafism，逊尼派穆斯林中的一种以萨拉菲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极端保守正统运动，该学说可以概括为伊斯兰信仰中的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复古主义）复兴，那种认为东西文明之间存在不可改变差异的旧式东方主义又因之复活，旧政权也随之复辟。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也为这种东方主义添砖加瓦。如埃及塞⻄政府这样的专制政权显然有兴趣宣传阿拉伯公民需要且更喜欢严厉、父权制政府，人权就见鬼去吧。至于ISIS，它甚至比基地组织更加热情地拥抱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论点，认为穆斯林世界（umma）与异教徒不共戴天。长期以来，东方主义一直是“联合制作产品”，尽管并非所有制作者都拥有同等的权力。

特朗普就任之后，这种趋势仍在继续，但也出现了破裂。作为一种“权力知识”系统，东方主义一直建立在一种对知识的渴望上，而不仅仅是建构，甚至是诋毁“他者”。在拿破仑1798年派往埃及的远征军里，包括122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其中有少数专业的东方学家。东方主义的历史中充满了西方人扮作东方人的故事，他们似乎想成为“他者”，而不是简单地掌握知识。想想T.E.劳伦斯那身浪漫的沙漠行装；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阿尔及利亚的瑞士探险家伊莎贝尔·埃伯哈特（Isabelle Eberhardt）身着男装，之后皈依伊斯兰教，然后在20世纪之交摇身一变，成了Si Mahmoud Saadi。

西方探险家和间谍很少会完全没有私心地去收集知识，这些知识为殖民活动，征服战争和“人道主义”干预提供支持。然而，这种东方主义倾向于将西方的暴力征服重新塑造为双方之间“知情同意”的互动：诱惑，而非强奸。从政治上讲，往往是拥抱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的人们主张要去赢得人心和思想，让“他者”接受⻄方⺠主价值观，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如皮埃尔—让·卢瓦格尔（Pierre-Jean Luizard）在他的新书《共和国与伊斯兰》(The Republic and Islam)中所论证的那样，殖⺠活动是“在共和主义的精英领导下进行的，而宗教右翼则对殖民扩张更加谨慎。”（而这，在他看来，是反对法国统治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开始怀疑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为入侵伊拉克辩护的东方主义也有其寻求和解的一面：9月11日之后，乔治·W·布什明确表示自己反对伊斯兰恐惧症。

到了特朗普时代，东方主义的人性面孔几乎消失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虚伪的面孔被戳穿。但是也不止于此，一种更黑暗的东西随之而来。2008年，我为《伦敦书评》撰写了一篇文章，评论的是一部名为“Obsession”的纪录片。该纪录片以DVD形式附加在74份报纸的增刊中，寄给2800万美国人。该片由美国房地产大亨、利库德集团支持者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出资制作，最初在福克斯新闻播出。这部60分钟的片子所主要表达的是，2008年就像是1938年，而且还要更糟，因为与德国人比起来，穆斯林在地理上更加分散，既是内部的敌人，又是敌对的外国势力：“他们不在我们的国界之外，他们就在这里。”我在文章里刻薄了一番，也觉得好笑，因为我完全没有把它当回事，它实在太过耸人听闻，属于非常边缘群体的意见。

回想起来，我当时太过天真。甚至可以说，这部纪录片预示了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特朗普的种种言行，令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恐惧和仇恨成为了主流，相应的政策也被制定出来——特朗普签署的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只是其中最公然的一个。特朗普时代的东方主义对促进民主或其他“西方价值观”毫无兴趣，因为没人真的相信这些价值观，或者是因为这些价值观被视作行使权力的障碍。这种新的东方主义谈的是交易，更常见的是使用武力和镇压手段。它让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独裁者握紧权力，把愤怒的阿拉伯裔年轻人关进牢房。

与萨义德所分析的东方主义不同，这种新的东方主义不需要像伯纳德·刘易斯和已故的黎巴嫩学者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这样的专家——后者是迪克·切尼最喜欢的“本土情报员”。无论对阿贾米和刘易斯作何评价，他们最终还是作家和知识分子。今天的东方主义者更可能是一个统计员，通过研究警方对恐怖主义嫌疑人做的报告，计算嫌疑人的激进程度。

旧式的东方主义——尽管它还没有完全消亡——对当权者来说没那么有用，因为它建立在深入的历史、文学修养基础之上；对于一个没有耐心读书籍、随性而为的美国总统来说，旧式的东方主义无疑是面目可憎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剥夺了那些曾经被视为其专家者的权威，反过来赋予那些非专家者权力，这些人将反智主义作为一种美德，甚至作为一种力量。这种对专业知识的批评所造成的结果往好的说是暧昧不明，因为它助长无知、不宽容和非理性，无法为萨义德所设想的反霸权的知识（counter-hegemonic knowledge）的生产提供基础。

今天的东方主义，福克斯新闻台、吉赛尔·利特曼的“欧拉比亚”和史蒂夫·班农的东方主义不是建立在有争议的学术研究之上，恰恰相反，它们完全没有任何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它的欧洲中心主义是毫不掩饰的阴谋论，其生命力来自那种认为欧洲受到穆斯林社会和其他“粪坑国家”威胁的观点。它的传播不再通过书店和图书馆，而是通过脸书、推特和暗网。特朗普政府比照以色列的战略重新制定了外交政策，也就是在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打交道时越来越依赖军事力量，而这个过程少不了保守派犹太人的以及福音派更强力的支持。

就历任美国总统来看，特朗普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但是与其他地方比起来，却并非独一无二。你可以在法国找到类似的表达，一种源自法属阿尔及利亚时期的殖民话语被用来针对父母或者祖父母是穆斯林的群体：他们依然被称作移⺠，依然被认为不能被“同化”，接受不了法国共和主义价值观中世俗主义的部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在所有开始流行“欧洲堡垒”（译者注：“fortress Europe”，认为应当加强边境控制，建立非法移⺠拘留营，进一步要求废除申根协议，恢复欧洲各国之间的边境管制）这种观念的国家，都可以听到种族主义表达。

这是⻄方自由主义陷入深刻危机时代的东方主义，人们对叙利亚难民、边境、恐怖主义当然还有经济衰退的焦虑，更是让情况变得更糟糕。这种危机中的东方主义具有煽动性和报复性，往往冷酷无情，由仇恨而非迷恋驱动，是一种主张建墙而非穿越边境的东方主义。这种反对融合、伊斯兰恐惧症的东方主义足以使人们怀念那个抒情、浪漫的旧式东方主义。马蒂亚斯·埃纳尔（Mathias Énard）在他2015年获龚古尔奖的小说《罗盘》(Compass）中，有些一厢情愿地哀悼起在他看来作为东西方之间桥梁的旧式东方主义。

如果说当下的东方主义表现得越发“仇穆”，那是因为“东方”越来越多地在“西方”之中。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同时发生的现象之间的碰撞：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令人们在身份认同和公民身份问题上的矛盾加剧；中东一些国家在战争中崩溃，难民危机因之加剧。结果是两种形式的身份政治，一边是右翼民粹主义，另一边是圣战伊斯兰主义；我们能从两边看到那种被东方主义歪曲夸大的对穆斯林世界的理解，二者互相强化。

萨义德描述的那种东方主义关心的是地缘政治，是西方在帝国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所需要的“知识”。当下的东方主义的攻击对象是国内政治，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国内政治脆弱的多元文化结构以及不同群体共存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将当下的东方主义所塑造的西方自我比作一个人，那么他/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衡量自身自由或理性的方式是去论述，东方缺失了这些理念或者在某些理念上存在弱点；他是一个愤怒的、被围困的白人男子，坚守阵地，把枪口对准那些破门而入的野蛮人。他不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甚至不是“沉默的美国人”（这一说法来自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他是“肮脏的哈里”（译注：Dirty Harry，《肮脏的哈里》是一部1971年美国动作犯罪惊悚片，剧情描述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主演的旧金山警察局重案组督察“肮脏哈里”追查一名连环杀手的故事）。

当下的世界情形很不容乐观，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但是人们也对东方主义及其衍生物作出了非常强力的抵抗。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民众的起义中看到了这一点，在专制主义回潮的时代，这种反抗让人们看到民主价值观所具有的持久力量；另外，我们还看到反对以色列非法占领的运动逐渐高涨，这股运动背后的种族正义理想当年激励了美国黑人为自由而斗争。在文化领域，突尼斯厄乌德琴大师阿瑙尔·伯拉罕（Anouar Brahem）与爵士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家一起创作了许多杰作，我们可以从他的音乐中听到这种抗争；我们还能从纽约作曲家约翰·金（John King)的《自由巴勒斯坦四重奏》（Free Palestine Quartet）听到：这支献给1948年被以色列军队摧毁的巴勒斯坦村庄的曲子，是按照阿拉伯旋律和节奏谱写而成。

在努力超越东方主义压迫性遗产的当代小说中，埃纳尔的《罗盘》可能是最富有雄心的尝试，但是矛盾的是，它借由东方主义传统本身去做这种尝试。它没有能够成功，因为它掩饰了东方主义学术作品中存在的等级制和不平等，即使是最先进、最开明的学术作品里也有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的是，《罗盘》忽略了法国东方主义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历史。埃纳尔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很怪异，也很说明问题。虽然埃纳尔旨在超越东方主义，但是《罗盘》仍然是一个西方的故事。在近年拍摄的以“内部的他者”为主题的欧洲电影里，我们也能看到这方面的不足。

在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2017年执导的电影《快乐结局》(Happy End)中，加莱难民短暂地出现在画面中，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提醒人们西方世界的特权和虚伪，但他们没有名字，只是导演使用的一种拍摄手法，就像加缪的《异乡人》中那位无名的阿拉伯人一样。达登兄弟（Dardenne Brothers）在电影《无名女孩》（The Unknown Girl）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非洲妓女不幸被谋杀，一位比利时的年轻医生自认对此负有责任，于是受到自己良知的谴责。又一次，非洲人、穆斯林被塑造成被动的、没有行动力的受害者形象，要么被怜悯，要么被蔑视。

有一部电影是例外，值得我们关注。2017年，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äki）拍摄了《希望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Hope），电影讲述了一位生活在芬兰的年轻叙利亚难民哈立德的故事。为逃避当局抓捕，哈立德过着隐秘的生活，几位芬兰人出手相助，但他们不是为了做善事，而是出于友情。与此同时，他还被一个新法西斯团伙骚扰、殴打。哈立德决心要独立自强，他接受了芬兰朋友的帮助，但仅限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哈立德靠自己的智慧谋生，让自己和妹妹能在欧洲这个新的旧世界活下去。考里斯马基是个诚实的导演，自然不会给他的主人公一个“快乐结局”，如哈内克的电影名字所嘲讽的那样；但是，与哈内克不同的是，考里斯马基站在了欧洲穆斯林群体角度看问题，让我们暂时地得以一窥超越了东方主义的世界是怎样的面貌。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并非关于这一主题的最终定论，萨义德也没想去实现这个目标。默克尔决定安置100万叙利亚难民，普京与阿萨德政权联盟......这些事情凸显出了《东方主义》的不足：萨义德没有就德国或俄罗斯的东方主义做任何评论。针对这部分的不足的批评是对《东方主义》比较有说服力的批评之一。但萨义德关于“知识退化的诱惑”（seductive degradation of knowledge）的警告仍然言犹在耳。最近几周，特朗普政府加紧了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也调高了对其军事威胁的调⻔，我们又想起了萨义德所说的，“权力话语......太容易被制造，被使用，被守卫。”特朗普可能没有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想与伊朗开战的愿望，可他也在推特上威胁要“终结”（“end”）伊朗。如果美国不把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看作不同类型的社会所组成的复杂结构，而只是将其看成一个由伊朗毛拉、阿拉伯独裁者、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ISIS的圣战分子统治的“糟糕地区”，那么战争的诱惑将始终存在。

正如萨义德所论述的，东方主义的错谬“是人的错谬，也是智力上的错谬；在面对一个自认与自身格格不入的地区时，东方主义站到了一个不容动摇的反对立场上，因而也就脱离了人类经验，也未能将其视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从过去17年里进行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通向野蛮的道路始于这种错谬。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2019年5月20日“NYR Daily”栏目，《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亚当·沙茨(Adam Shatz) 是《伦敦书评》的特约编辑，常年为《纽约杂志》、《纽约书评》、《纽约客》等刊物撰稿。

2019年5月3日，贝鲁特圣约瑟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卡里姆·埃米尔·比塔 尔(Karim Emile Bitar)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格雷戈尔·杰科(Gregor Jaecke)组织了一场主题为“媒体与文化:报道伊斯兰教和全球反恐战争”的会议，本文是作者在该会议发表的演讲基础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