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被誉为法国国民作家的埃里克-埃马纽埃尔· 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说，他准备手写一封信，告诉远在法国的爱人，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吃了什么样的米饭、遇到什么样的趣事。“过去一封情书要十天抵达，那样的场景迫使我们把爱拉得很长。可是如今，爱却有了新的语境。”

2010年凭借短篇小说《纪念天使协奏曲》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施米特是巴黎高师哲学博士，曾经是哲学教授，如今则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和导演活跃于文坛和戏剧界。今年，中信大方推出了施米特系列作品中文版。其中，短篇小说集《看不见的爱》讲述的是“隐秘的情感”，一对同性爱人在教堂外伪造了一场婚姻，一位医生在狗被车撞死之后选择自杀，一个女人的第二段婚姻里总是晃动着第一个丈夫的影子……这些故事讲述了种种人与人（以及人与动物，或者艺术）之间切实存在、却可能无法一眼看穿的感情。在刚刚完成这些作品时，施米特自己并没有在文本之间找到什么一致性，直到有读者向他指出这些故事无一例外不是在说爱，施米特才恍然大悟：“我有哪一天写的小说是在讲述别的事？”

除了对爱的持续关注，施米特写作的另一大特色是把逸闻趣事和哲学混在一起，用轻松的口吻来谈论深刻而沉重的话题，这也让他获得了从哲学教授到普通读者的不同群体的喜爱。他在《奥斯卡和玫瑰奶奶》一书中讲述了10岁小男孩奥斯卡的故事，他得了很严重的白血病，玫瑰奶奶向奥斯卡提议玩一个哲学的游戏：把接下来的每一天当作十年来过。于是，奥斯卡展开想象度过了这段“很长”的人生，并从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智慧——在某一天，人的生命终会终止，每个瞬间都很珍贵。

“我的读者有哲学家也有普通人，其中一些作品也可以被12岁的男孩女孩阅读，这是我的目标。”施米特解释说，知识分子读者可以明白他想要表达的哲学理念，而即使是看不出其中理念的普通读者，也完全可以弄明白故事是怎么回事。

爱的敌人：自我、即时性与脆弱的权利

虽然施米特写作的中心议题是爱，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爱一直以来都是很艰难的，因为爱有一个最大的敌人：自我。“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可是爱是利己的相反面，”他说。爱在今天变得更艰难了吗？哲学家韩炳哲甚至在《爱欲之死》一书中指出了爱的死亡。他认为，纯粹意义上的爱在当下受到了威胁，甚至已经死亡。因为爱欲的对象是他者，但是由于当代人个体自恋情结加深，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难以产生爱欲的经验。“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在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中漂流，直至溺亡。”

施米特所探讨的“爱”究竟是什么呢？他认为我们可以用自私和无私来区分纯粹的激情和爱。他访华期间正值网红博主@宇芽遭遇家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前妻Kim公开原谅“家暴男”的新闻发酵，针对引起广泛讨论的亲密关系中的暴力问题，施米特说，爱是利他的、无私的，爱是我们对某一个人的依恋，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要让这个人幸福；而激情是一种病，是自私的，有排他性的，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走，激情离开之后一地灰烬。“爱和激情是两回事。当男女关系有暴力的存在，通常来自于激情，而不是爱。”

除了利己与激情的威胁，施米特认为，在当今社会，爱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大的敌人——即时性。今天人人都是消费者，用手机预订、付款、接收，一切都有目的性，一切都可以即时满足。人人都想快速成功、快速赚钱，快速陷入爱情。可是，快速来去的是欲望，真正的爱需要时间培养。施米特说，“手机划动就认识了，过两天就分手，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内里空无一物。对某物某人产生欲望是消费心理，可是爱情不完全是性或欲望。”这位常年以爱为写作主题的作家说道，爱这种情感不是即时的，而是绵长的，它应当像大海一样深沉宽广。

当代爱情难道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吗？施米特想了很久，最终摇了摇头。他说，即便今天同性婚姻合法化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超出常规的爱并不为世俗所容。“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当代人，男女就平等了，同性恋可以自由结婚了，一切都更美好，一切都在进步，历史终结了。其实历史一直是像波浪线一样起起伏伏，现在争取到的权利不是终极的，它很脆弱，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新的思潮出现来摧毁它。”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爱，而是恨

美国学者、德勒兹专家迈克尔·哈特在《走向“爱”的政治概念》一文中提醒读者警惕自恋式的爱——即对共性或者对成为共性的爱，他看到这种爱的政治形式可能导致最为反动的政治筹划，如作为白人至上主义基础的种族之爱、作为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之爱、支撑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与民族之爱。

在施米特的书中，爱总是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与共同体无关。他说，“创造共同体和爱没有关系，只要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价值观就可以了。”作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他已经受够了民族之爱与种族之爱。施米特的祖父一辈怀着对国家的爱战死在欧洲战场上，如今，当法国人说爱国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爱，而是恨。“种族主义不是对我种族的爱，而是对其他种族的恨。爱国主义是对自己国家的爱，但也是对他国的恨。我的作品要创造一种宽容，来阻止这些观念。”他补充说，这是非常欧洲式的看法，和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观点或许不一样。

施米特总是希望在他的作品当中超越种族和民族之爱，寻找维系人与人的共同的东西。在短篇小说集《看不见的爱》中，第一篇《布鲁塞尔的两位先生》的故事主角是两位相爱但无法合法结婚的同性恋男性。施米特说，在读这篇作品时，女性和异性恋男性读者也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爱、帮助、关切、支持，有着有共同的困惑和共同的欲求。“我总是试着把读者汇集到共同的地方，再通过我的故事呈现出人的不同的爱的方式。“施米特说。

在《布鲁塞尔的两位先生》中，这对恋人因为对一位女性的强烈兴趣，而体验到了某种虚拟的女性的感觉；又通过对一位少年的关切，体验到了一种虚拟的为人父母的感受。施米特看到，实际上，我们都在同时经历着事实上的生活和想象中的生活，这连体婴儿般的双重生活比我们以为的要更加相互交织，那个平行于现实的世界可以重塑甚至改变我们的现实世界。“我们每个人不能够亲身经历一千个爱情故事，这的确不幸，但是我们通过虚构的小说去拓展和经历爱。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加智慧。”施米特说，法国作家的小说得到中国读者的阅读，就说明我们有共同的困惑和共同的疑问。通过写作和阅读，人们可以理解人类心灵的复杂性，更加了解爱、更加了解我们自身，从而让大家走向团结而非分裂。

一本书一畅销质量就遭怀疑，这是愚蠢的

在与小说集《我们都是奥黛特》同名的短篇小说中，施米特讲述了一位女售货员和一位巴黎畅销书作家之间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也顺便抨击了文学评论界对畅销书和大众作家的诋毁和嘲笑。施米特告诉界面文化，他本人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经过了三个阶段。“一开始书很成功，评论界的赞美让很多人知道了我的书。但是由于书很畅销，就有人开始批评我，那是为了保持他们的话语权。现在，由于我抵挡住了这些批评，一天比一天成功，这些人已经无话可说了。”他认为，在美国这样的“新大陆”，大卖的作品通常会得到赞美，但是像在法国、德国和中国这些历史悠久的老国家，一旦书卖得很好，其质量就会遭到怀疑，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学界有批评的传统。“这是愚蠢的，有的时候畅销书可能写得很差，但是也有写得很好的畅销书。”

施米特说，由于他的教育背景是哲学，他的文学作品中总是蕴含着哲学的智慧。他意识到，哲学家总是试图去了解社会结构和事物本质，试着把事情弄简单。如果哲学家想要写小说，常常会在重现真实的过程当中带着冷漠，带着医学般的清晰，是对生动性的阉割，给一种“实验室的感觉”；而文学使人免做简单判断，因为小说家会展示事物间的联系，拓展边界，捍卫复杂性。在他看来，哲学和文学相互丰富、相互补充。“我身兼哲学家和小说家两种身份，所以我的作品很大一个特点是在哲学性和文学性之间来来回回。”

哲学家的训练有助于施米特把复杂的内容进行简单易懂的呈现。“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责是试着用简单的方式把复杂的东西说明白。”他说，如果说简陋是无知和拒绝复杂性，简洁则要经过很多思考，克服很多困难。把叙事精简到最主要，避免无用的枝节横生，讲描述引向暗示，笔墨简洁，摒除作者的一切沾沾自喜，这都需要时间。

或许正因其明白晓畅的特质，施米特的作品几乎部部畅销。施米特作品的中文译者徐晓雁看到，他是当代用法语写作的作家当中读者最多和被改编最多的作家之一。作为所谓“国民作家”，他说金钱和名誉并没有给他的写作带来负面影响。“人们往往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认为贫穷会让人写出好的作品。但这不是真的。狄更斯赚了很多钱，他也能够继续写很好的书。我倒希望每个作家都有足够的钱来写作。”他说，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一个作家依然是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