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普·里夫赛(Skip Lievsay)是好莱坞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与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美国导演）合作过很多音效作品，而且是唯一一个科恩兄弟亲自拜访的音效大师。但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过人的技巧，而是解读人心。

看上去只是一个凡人，却有着异常敏锐的双耳；年届花甲，却依然活力四射。斯基普·里夫赛站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小声地说着话，他的身边是一排话筒和一个巨大的电影屏幕。里夫赛无疑是当今影坛最杰出的混音大师，然而无论是日常讨论还是开玩笑抑或是给工作室里的雇员分配任务，他总是轻声细语，你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慢条斯理的人每天却要处理无数噪音。

一个隆冬的午后，里夫赛与音效编辑师拉里·齐普夫（Larry Zipf）正在讨论一部制作中的电影——《杀死小号演奏家》，这是一部讲述著名小号家迈尔斯·戴维斯故事的纪录片，由唐·钱德尔自导自演。 

两人叉手站着，头歪向同一个角度，正在回顾一个配错了音的场景。复古磁带放送机转动时竟然发出了科幻音，而不是爵士乐，1970年代的磁带发送机听起来就像是一台镭射仪。

电影中，钱德尔走进电梯，按下了前往一楼大厅的按钮。按钮发出一声柔和而单调的哔哔声。“这个哔哔声很好，拉里。”里夫赛喃喃道：“很舒服的声音。” 当里夫赛说这些话的时候，钱德尔饰演的迈尔斯靠着木制电梯墙，双眼紧闭。突然，电梯门打开了，镜头切换到了迈尔斯幻想中的场景：那是一间漆黑的房子，里面只有一台钢琴，一只喇叭和一束光。这个场景设计得十分超现实，让观众仿佛进入了迈尔斯的幻象场景中，但是电梯门开始摇晃，哗哗刷刷的声音不绝于耳，这种恼人的磁带转动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太空大战中。

里夫赛按下暂停键，把头转向拉里，一个劲猛摇头。不行。

为了做好电影的混音工作，里夫赛花数月时间来阅读关于迈尔斯的传记，听完了迈尔斯家中所有录音资料：访谈片段、录音室片段、演唱会片段、街头行走片段。他想要为迈尔斯录音生涯梳理出一条时间线，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部电影的时间背景设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迈尔斯特别喜欢进行即兴创作，也对电乐器更加情有独钟。“很多人都在嘲笑他。”里夫赛解释道。经过此番研究，里夫赛决定用迈尔斯钟情的乐器来进行混音。里夫赛认为这样的选择可能更适合一些展现抽象感情的内心戏。“他是录音室生物。”里夫赛摘下眼镜，用手揉了一下眼镜，说道：“因此，你用录音室里常见的音效来展现他的内心世界是再合适不过的，比如磁带音效和敲击乐器。” 

于是，里夫赛和拉里开始寻找70年代磁带音效，并花了一个下午时间反反复复地录制修缮这些声音。然而，当齐普夫完成剪辑并开始照着画面逐帧播放后，他们却发现这听起来更像是《太空堡垒卡拉狄加》里的音效，而不像是70年代乐器发出的声音。里夫赛叹了一口气。“或许是因为音效编辑师习惯于用磁带来模拟太空音。人们听到这样的声音只会联想到星球大战。”他只能擦去这些声音，重新开始。 

让观众听非所听却信以为真是混音工作的中心原则。电影里的雨声？那其实是煎培根的声音。汽车追逐场景中轰鸣的引擎声？一部分来自真正的引擎，但你不知道的是，为了加强音效，剪辑师在里面混入了雄狮的怒吼。更具体地来说，音效剪辑师不仅需要有一双敏锐的耳朵，更需要有一份天赋，知道特定的声音能够发挥出什么作用，并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

里夫赛是其中的佼佼者。2014年，他为《地心引力》混音并称雄奥斯卡。2015年，全美电影音效剪辑公会(Motion Picture Sound Editors)授予他终身成就奖。《盗亦有道》（Goodfellas ）、《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的音效录制都由他操刀。他也是科恩兄弟唯一指定的音效师。这也就意味着，里夫赛参与了《冰血暴》、《巴顿·芬克》、《谋杀绿脚趾》、《老无所依》等一系列名片的制作。科恩兄弟独特的影片叙事风格，里夫赛可谓功不可没。

杜比研究所所长兼天行者音效前负责人格伦·凯泽（Glenn Kiser）概括了里夫赛的独特之处：“判断一个音效师是否有才华归根结底在于他的品味。斯基普有一种敏锐的直觉，总是能够精准而直截了当地找到最合适的声音。”曾与里夫赛合作录制《沉默的羔羊》的乔纳森·戴米（Jonathan Demme）更是直白地指出：“他就是一个天才。”

尽管里夫赛对电影贡献奇伟，你却可能从未听说过他，而这也并不令人意外：里夫赛和他的工作团队占据了电影制作中最不起眼的一环，公众很少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辛苦工作，以及他们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公众眼中的陌生人，许多大导演都需敬他三分。他的专长不能被看到，却可以被听到。他通过建构电影的听觉语言来影响我们的思维：他让我们建立时空的联想，他让我们能够在语言失效时进行交流，他让我们感受到潜藏在暗室里的陌生人。他能够调动人的感官，这种感觉很多人或是无法检验或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注意到。他能够在你毫不留意的情况下让你感受到故事的变化。

里夫赛工作的复杂性在于要让电影中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现实生活中的声音，而这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一部电影完成拍摄，它就进入了复杂的后制阶段。最好的片段会被挑选出来拼接成卷。通常情况下，每卷时常在20分钟左右，并以卷为单位单独进行后期加工，在后制结束后，再把这些片段缀连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每一卷在交付给音效剪辑师之前都要经过图片剪辑（诸如视觉连续性或者着色）。音效剪辑师负责所有声音元素的设计、剪辑和混合。

这三者的区别十分微妙：设计和剪辑更多是对声音的创造和选择，以组成各个场景的声音语言，这是电影声音美学最基础阶段。混合则意味着将这些由设计师和剪辑师创造出来的声音进行重混合，从而使每个场景中的声音听上去“更接近自然”，换句话说，要确保蝴蝶落在车顶的声音不比汽车回火的声音大。

在开始工作之前，剪辑师会首先移除电影的同期声，并把声道切分为四层：对话、音效、背景音乐和拟音。对于每一个场景来说，这四个元素都需要被重构和独立编辑。在里夫赛位于纽约的WBNY制片公司里，这四个工序都有专门负责的剪辑师。待四层的剪辑工作相继完成后，里夫赛会在团队工作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叠层处理，目的是要让每个场景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真实。

《老无所依》剧终前，哈维尔·巴登饰演的角色发生了一起车祸。在剧烈的撞击后，很多观众会误认为这个场景再没有任何声音。相撞的两辆车严重变形，并冒着黑烟。画面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声景却已经被分层。你能够听到引擎发出嘶嘶的声响，这个声音最为明显，也使你感到镜头正聚焦在车上。但是如果仔细听，你还能听到落叶唰唰飘落的声音，一两个街区外汽车驶过的声音以及遥远地方传来的狗吠，这些声音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于根本无法明确地辨别出来。在此前场景中出现过的微微风啸声依然不绝如缕。而当哈维尔·巴登最终推开车门，你又听到车门发出咿咿呀呀的响声。在窗玻璃最终掉落在车道上之前，影片中又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巴登跌倒在路边的闷响、沉重的呼吸声以及靴子鞋跟触碰到柏油路发出的响声。即使戴上耳机你也只能依稀地辨认出这些声音。里夫赛挑选出这些声音，并把它们逐帧地添加到场景中去。事实上，在处理其他场景的声音时，他也是这么做。要知道，这个场景仅持续了20秒，而《老无所依》全片时长则达到123分钟。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剪辑师拥有一份超于常人的才华和魔力。你不仅需要有一双超级敏锐的耳朵，同时还需要拥有娴熟的技术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你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花上数小时来调校一个音效的长度、音高以及与画面语言的配合程度。 

换句话说，要做好这项工作，你必须有一点不正常。

***

斯基普·里夫赛最初的计划是当一名建筑师。他在新泽西长大，在高中时由于父母离婚，他辍学走上社会，当起了制图员。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想要申请建筑学校，但是70年代经济衰退，社会上已经不再需要建筑师，上大学的计划也付之东流。此后，他搬到了纽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次讲座上见到了视觉效果大师道格拉斯·特兰伯尔（Douglas Trumbull)。他在讲座上讲述了《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著名的云成场景是如何完成的。特兰伯尔和他的拍摄团队在一个巨型水箱里注入了淡水和盐水这两种密度不同的液体，等这两种液体分层后，随后在分层线附近注入稀释了的白色颜料。白色的颜色与淡水水乳交融，而颜料一旦触及到盐水，仿佛触到了一条无形的地平线，开始水平地扩散。这种智慧、艺术与耐心相结合的拍摄方法让里夫赛十分错愕：“我当时想，天呐，这就像科学和艺术的碰撞，我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在结束一部低成本电影的实习工作后，里夫赛被联美电影公司（United Artists）雇佣，此外，他还为《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预录短片进行剪辑。29岁时，里夫赛见到了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当时，斯科塞斯正在拍摄《下班后》（After Hours）。“我在剧组中得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其他人都嫌薪酬太低，而我愿意接受。”里夫赛微笑着说。

为了测试他的水平，斯科塞斯丢给里夫赛一条被删片段，“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片段中，格里芬·邓恩爬出窨井，当他推开井盖时，需要一个音效来进行配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寻找一个窨井，然后实地录音。但是当时要在纽约街头进行实地录音已不再可能，所以我打算在录音室完成这一工作。”里夫赛说，“我找到了一大堆金属材料，意识到我们可以用这些材料来模拟推开窨井盖的声音，而这个声音会更响亮更浑厚。”斯科塞斯看完后十分满意。他向门外的工作团队喊道：“嘿，快进来看看这个孩子的工作成果！很好，孩子，你做得很好。”

和斯科塞斯合作的《金钱本色》（The Color of Money）、《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恐怖角》（Cape Fear）可以算是里夫赛最著名的早期作品。不过，里夫赛与科恩兄弟的合作才可以说是真正的默契无间。科恩兄弟也深受里夫赛团队的好评，一部分原因在于科恩兄弟有可能一反常态地要求在电影初期就开始声音设计工作。“他们的工作方式实在太完美了。”WBNY公司的对话剪辑师伊莉莎·佩利说：“科恩兄弟认为声音同样是在讲述故事。”

科恩兄弟也很喜欢里夫赛的幽默感。里夫赛特别喜欢一个声音，记录的是一辆汽车驶过曼哈顿街头发出的一个诡异的响声。多年前的一个清晨，里夫赛将麦克风探出公寓的窗外，想要捕捉汽车往来的声音。当他后来听这个收到的声音时，他笑出了声，因为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车鸣，更像是奶牛哞哞的叫声。他向科恩兄弟提议，将这个诡异的声音放进每一部电影中，起到搞笑的作用。“所以在《大地惊雷》你也能听到这个声音，你要记住这个声音记录的其实是曼哈顿街头的车鸣，尽管影片故事发生的年代汽车还没有被发明。”

里夫赛并不把自己的才华挂在嘴边，他在为人处世时更倾向于展现出一种谦卑的姿态。1995年，他入选了《纽约杂志》评选出的100名最有智慧的纽约人时，他只是淡然地表示：“我是说，我觉得麦当娜更加应该入选，所以……”他更愿意谈论最近读了什么、时局、以及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有趣的事。他很喜欢讲故事，但是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你不得不一而再地要求他重复。

里夫赛认为，他的工作只是一门工艺，而不是艺术。“这就像是打造一件家具或者是建造一栋房子。”出于这样的理念，他和他的团队有着过硬的技术水准。除了唯一的女剪辑师佩利外，工作团队由一群穿着T恤的糙汉子组成，他们有着相似的特点：说话轻声细语、极易相处、生活中很幽默、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他们的工作时数很长，周末也时常加班加点。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你都可以看到里夫赛坐在自己设计的声音操作台上。偶尔，他会起身巡视一下其他的办公室，向员工们分配一些任务。在他办公室的角落里，睡着一条叫做Big Dave的杂交品种小狗，闲时，里夫赛会牵着它去周围的街区溜达溜达。

和这样一群对于声音极其敏感的人呆在一起会让人感到些微不安。里夫赛和他同事的工作要求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非自然的——方式来体悟周遭的声音。“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认为每一个声音都是很重要的，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里夫赛说，“我们会对每一个声音进行独立剪辑，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与人类大脑的运行模式截然相反。在同人交流时，我们只会注意说话人的节奏和音调，噪音则可能意味着威胁。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屏蔽”诸如白噪音这样的声音。这也是大脑将外界声音转化为信息的方式。

因此，绝大多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对周遭大量声音置若罔闻。然而，只需在WBNY公司里呆上几天，一个门外汉的耳朵也会变得异常灵敏——沸水倒入玻璃杯里腾腾的响声、远处无人机飞过头顶的哗哗声、甚至是玻璃窗上绞索的哗啦声都会变得十分刺耳。“你必须学会选择性聆听，能够在听与不听之间实现自由转换。”里夫赛说。听这么仔细、听这么多噪音是一件有些恼人的事，因为你将再也无法大阔步走在曼哈顿街头。斯基普的同事保罗·厄姆森承认，有些剪辑师出街时会戴上耳塞，“只为把声音降低15分贝。”

在录制迈尔斯的第一天，电源没电了，所有东西一团糟。当修音进展非常顺利的时候——一旦他们采用激光声效，混音的第一天清晨就会停滞不前，犹如卡在岩石缝中：首先是保险丝烧掉了，所有电脑、电影屏幕、调音台和咖啡机都停工了。然后，断网了，一切都发生在一年中最严寒的这一天里。团队的助理编辑卡莱布，绕着办公室一边诅咒自己的呼吸声。乔纳森·戴米（Jonathan Demme）和他的狮子狗在大楼里。他正在楼上为他下一部电影忙活着，里夫赛和齐普夫在楼下，忙碌着为迎接唐·钱德尔的到来做准备。

除了一些相关的杂音，整栋大楼仍然是古怪而寂静的，即使电源回电了。混音台里几乎没有动静和讨论声，一个完整的电影转换为适应能够承载两个巨大的调音台的20英尺平台，各配备了约五打旋钮和开关。这四个人——里夫赛，齐普夫，图像剪辑师约翰·埃塞罗德和音乐剪辑师托德·卡索尔——聚拢在调音台前，没有说话，按着按钮做着相应的调整，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们自己能够听见。

里夫赛按了一个暂停键，反复在调整一个3秒的磁带片段。在屏幕上，齐德尔点着一根香烟：金属打火机压缩的“滋滋”的声音和“嚓嚓”的声音；他指尖的皮肤捻动烟卷的声音；一个深呼吸；他一吸，纸张和烟草松脆裂开，背景音乐响起，里夫赛又再次回放。打火机“滋滋”的声音，“嚓嚓”声，转动烟卷声，呼吸声，轻微松脆裂开声，音乐，里夫赛再次回放。没人说话。而真实的齐德尔还没到来。

众所周知，混音很有压力，它是电影制作流程中的最后一部分。“作为一个混音师，你就好像是导演的助产护士那样，导演是最后产出电影的‘孕妇’”，沃尔特·默奇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具有开创性的调音师和音效设计师，为《X战警:天启》（X-Men: Apocalypse）做声效。还有《英国病人》、《教父》系列的第二部和第三部。“（混音）是驱动板的最后一步，在此之后电影需要改动的地方就不多了。你要能感受到电影中哪里是导演最细腻敏感的部分，还有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应该怎样用声效去辅助他表达，这很大程度是一个心理分析的过程。”

混音师需要照顾的不仅仅是承载巨大压力的导演，还包括顶着压力剪辑图像的图像师，要讨论诸如信贷的逻辑的制作者，挣扎至最后一分钟的配音的演员，还有努力工作避免被解雇的助手们。

在这种环境下，斯基普悠闲的举止，他轻声细语的幽默，他常年穿的衬衫和牛仔裤，随意得就像“督爷”——科恩调侃里夫赛是《谋杀绿脚趾》（The big Lebowski）里的“督爷”——他起的是缓和剂的作用，“要做这项工作，”里夫赛告诉我，一边把背靠在他的旋转椅上，“你要成为那种别人跟你一起呆在房间里4到6个星期都不会厌烦的人。”像“督爷”，里夫赛很少“发明火”。他的员工说，他唯一表达出来的就是他的脖子。当他真的感到十分厌烦的时候，他会上下摇动他的脖子，像一只鸟那样，仿佛在努力咽下那些言辞犀利的话语。

早上11点，混音台爆发出一阵枪声。尽管巨响来自靠在墙边的扬声器的复杂网络里，除了里夫赛和齐普夫，其他人都吓得跳起来。声音太响亮了，桌子上面的钢笔和眼镜都嗡嗡作响。

拉里停止了录音回放增加了一点隆隆声，然后继续播放。尽管事先提醒过了，每个人还是惊得跳起来。

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再对声音制作一无所知，如何巧妙地绕开难以理解的部分而让我们充分感受声音的魅力变得一目了然。没关系，如果你知道暴力的声音是假装出来的——为了让枪击声更加洪亮和足够精确，来自身体的本能就会让你信以为真。因此对于电影制作人而言，声音是最出于本能、发自肺腑的，微妙的工具。不需要等待跛行的男孩掉下自行车（就可以从声音中判断）他的脚踝扭了，在他跌倒在地的时候加上一个小处理噪声，会让观众深深感受到他的痛楚。

在《杀死小号演奏家》里的枪击声里，加快引擎的轰隆隆声和子弹声是为了提示时间往回倒了20年，是进入迈尔斯回忆部分的入口。暴力的爆发是短暂的，大概15秒——足以在故事情节回归现实之前让人的肾上激素飙升。回归现实的镜头是一只蟑螂正在一个安静的、阳光灿烂的房间的桌面上飞奔过去。刚刚完成枪声里的平衡度调整，拉里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蟑螂。每条腿都轻轻行走，轻声地，但像子弹一样精确。音乐编辑师在调音台满意地长叹了一口气，“妈的，”他满足地说。里夫赛点头表示同意。

***

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唐·钱德尔用他的到来对这种平静的氛围表示了赞许和支持。他没有带着人或者通知，解开身上的河豚夹克，和里夫赛握手，问候完房间的每一个人后，坐在房间一边的座位上，要求开始工作。随着混音的进展，日子落入一种麻木的、嘈杂的节奏里。他们每天早晨9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时间按照计划流逝：早餐，噪音，午餐，噪音，午后4点的咖啡，噪音，噪音噪音。混音台没有窗户，也没有时钟，似乎是时间之外的存在。两个半星期，除了噪音外什么都没有变化，偶尔会有些东西搭在沙发上。某个周一，我在早晨到达，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周末搬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相反：里夫赛的袜子，周五是黑色的，现在是条纹的了。

即使没有了人际间的压力，混音从感官上而言还是很困难的。想象一下，坐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盯着电影里4秒的间隔，日复一日，时复一时，连续数周。生活变成了一串磕磕巴巴的噪音，延伸至永恒，长久的寂静只会偶尔被某人的抱怨——“这个大块头”或“乳脂状”或“太稀薄了”——或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苍蝇的嗡嗡声打断。

《杀死小号演奏家》的工作继续开展着，声音被比作一堆草垛，一片土地，一个房间，一系列颜色。噪声被描述成“淡淡的”“小猪式的”“厚实的”“稀释的”“宽广的”“嘈杂的”“毛茸茸的”。“这很难，因为很多人发音并不清晰，”经过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夫赛在办公室说，“因此你坐在混音室里，把自己分成三等份，去弄清楚导演想要什么，图像师想要什么，每个人努力想被人理解的是什么，还有绝望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你只能用牙齿上的肌肤去体会这种感觉。”

一个微小的听觉线索对大脑的理解和叙述造成的影响是惊人的。在混音的第三天，里夫赛和拉里在他们其中一人的妻子的舞蹈排练室里捕捉一个电影场景的声音：钱德尔在一个角落里打太极打发时间。暂停。这个场景声音听起来有点太梦幻了。钱德尔想要更真实的声音，“重点是（迈尔斯和他的法国弗朗西斯）是在一个一点都不特殊的事件里挖掘一个特殊的瞬间。”他说。

里夫赛点头，捣鼓了一下。当他重新播放这个场景的时候，一些细微但很特别的东西产生了。我在其他地方看过一两次这个场景，但这次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手拿着一叠纸的女人从弗朗西斯的身后走过。里夫赛给了她脚步声。没有脚步声的话，我几乎永远不会留意到她。现在，我看到她了，她的出现——里夫赛做了一下微调，暗示了房间里的熙熙攘攘，人们在工作，一些微妙的东西在迈尔斯和弗朗西斯之间通过眼神交流产生了。我没有准确地听出不同：我看见了画面的不同。

“现在够忙碌了吧？”里夫赛说。

***

为了使剪辑更加合理，里夫赛需要那名靠近的年轻女人的脚步声。他需要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脚步声，而是那种听起来穿着1970年代类似矮帮高跟鞋的女人走在木地板上的声音。这种声音——一方面要求精确，另一方面又要融合到背景音乐中，称为“福莱”（这个声音的名字取自杰克·福莱，他是1920年代第一个想出要在电影里加上司空见惯的噪音，比如脚步声，去辅助电影效果的人。）

当里夫赛得到女孩的脚步声后，他并没有回到那个老图书馆，而是去了专门为钱德尔的电影设计和建造的福莱图书馆。福莱在新泽西，在里夫赛的工作室里的非正式名称是“声音之城”，离连通曼哈顿和李堡之间的乔治·华盛顿桥只有15分钟的路程。与其说是一座城堡，不如说是仓库，里面塞着的东西多到说也说不完。马科·科斯坦索（Marko Costanzo），滑稽的“福莱艺术家”在那儿工作。以给游客展示声音舞台为最大的乐趣，他在那儿藏了好多宝贝：一个装满不同时代Zippo打火机的大箱子；一大堆剑（“我们做《卧虎藏龙》的时候用的”）桶;自行车;婴儿车;一个区域专门摆放不同的室内地板,另一个摆放不同的地被植物；一个游泳池（“我们用它来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救生艇的声音”)； 一个孩子的简易烤箱。“我求人们不要把东西扔了，而是给我用。” 科斯坦索咧嘴笑着，张开双臂说道。

科斯坦索的工作是复制每个在电影里出现过的声音，而他的同事，工程师乔治·拉里（George Lara）负责指挥和录音。拉里钻进一个声音展台的一端，暗示科斯坦索（“皮肤接触布料的声音”）为他暂停磁带的录制。科斯坦索先试了一次，把两个麦克风放在离混响机一定距离的地方，然后正式开始，眼睛紧盯着屏幕。他们从简单的开始，例如“手抚摸头发”（为此秃头的科斯坦索还收藏了一堆假发），更难的是：老虎的脚蹭在木板上或者是从令人作呕的绞刑架上把人松下来的“吱吱”声。

“你制造每个声音吗？”我问科斯坦索。

“他表演每个声音。”劳拉轻轻纠正我。

在录音前，科斯坦索换了短裤，这是为了保证麦克风不会捕捉到长裤摩擦鞋子的声音。我参观的当天早晨，他在观察第一条音轨的时候又换了道具：一件女性的编织物。他小心翼翼地从他收集的木头中挑出两块，轻轻拍打一次，两次，来获取正确的那个声音，然后适时地敲打它们，兴致勃勃地录下来。那姿势就像一个认真练琴的小管弦乐器演奏家——比如三角铁演奏家。作为劳拉，似乎很满意这个效果。

如果说音效剪辑师是电影背后最神秘的支柱，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秘密。在《月色撩人》（Moonstruck）中雪儿为尼古拉斯·凯奇加油说“重新振作起来！”那其实并不完全是雪儿发出的声音。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许是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站在新泽西郊区附近的一处仓库里穿着袜子制造的。

休息时刻,坐落在里夫赛的办公室中央的声音控制台屏幕上映出一个令人好奇的屏幕保护程序。这是一个房间的幻灯片:酒窖，大教堂，起居室，棚屋。照片来自一个叫做Altiverb的程序，由录音者在不同的空间里记录，然后计算了作用于那些声音的混响。混响模式——就是噪声通过在空间运动传达到我们的耳朵里后的状态——被称为δ。里夫赛的中心任务是从每个声音中找到最正确的声音。他活着就是为了寻找δ。

他是业内最好的能够找出这个准确音符的人之一。他把这归因于他“坐的时间长”，或者经验。“你工作的时间越长，你想象什么声音应该对应发生什么事的能力越强。”在他心底，追求音乐中的δ就是捕捉观众的意识。声音编辑师的问题是，最重要的是：你是如何感受这个世界的？我如何想象你听到妻子在田野上呼唤你的声音，或者如何意识到黑夜中一辆车靠近你的速度是不是过快？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听的不仅是声音，而是声音+感觉，或者声音+生理感觉，思想，历史，以及你选择听什么。做跟声音有关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地制作噪音——它关乎作为一个有着特殊的、极为特别的感知能力的生物对世界的感知。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业，但看起来又不太像。给《杀死小号演奏家》混音的最后一天，里夫赛仍然是平静和沉默的。整个下午都在讨论奇怪的哲学观点——是磁带旋转的声音太大了吗？如果一个小号声晚半秒钟进入，会不会改变了整个场景想要表达的意义？当我们听到他在摄影机后面说话的时候，这个该死的家伙在哪里？里夫赛很少回应，奇怪的是，那个下午他好像几乎没做什么，只是缓慢地，有节奏地敲击。

五点半到了，距离里夫赛去洛杉矶的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小时。他会在第二天早晨在洛杉矶和玛拉拉·尤萨法扎伊讨论一份文件。慢慢地，钱德尔、阿克塞尔拉德和团队聚集在一起，一个接着一个，站在斯基普的座位后面。他们的视线越过斯基普的肩，盯着电脑，仿佛在等待最后杀青。

接下来对于斯基普来说是颇有戏剧性。他一直工作到只剩最后一个音轨，一个表现迈尔斯顿悟一切的小号的咩咩声。这是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一开始这个声音太粗糙了，然后又太细腻，然后太安静。里夫赛做了一些改变。这下听起来又像是从房间的远处传来，回声太大。

六点半了，里夫赛静静地点击鼠标，把显示屏上的一个声波拖到下方，把另一个声波轻轻地拉上去，然后再次播放。小号声回荡在房间里，哀伤，低沉，悠扬，感觉对极了。这正是电影需要的顿悟。里夫赛点点头。“就是这样。”他说。

他站起来，跟钱德尔握手，拍拍齐普夫的肩膀，走了。大家在他身后站了一会，晕晕乎乎的。齐普夫摇摇头，好像要洗干净耳朵。钱德尔拍拍阿克塞尔拉德的肩膀。他们都看着屏幕，小号手在画面上凝固，似乎在看里夫赛对小号动了什么手脚。几分钟后，一切都停止了。无论如何，δ不是你的肉眼所能见到的。

 

（翻译：韩宏 梁诗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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