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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人生哲学家的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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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人生哲学家的拍案惊奇

周国平的作品,从二十多年前畅销至今,在中国图书市场上,也是个足以令人“惊奇”的存在。有人批评他炮制“心灵鸡汤”,周国平哈哈大笑,“鸡汤也有营养。”

文|美好家园读者俱乐部

哲学是什么?

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认知世界万物的依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惊奇”是哲学的开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解释,人们对身边不解的事情感到惊奇,继而展开哲学思维,对越来越多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求取新知,世界由此运转起来,不断进步。

周国平对这个世界的“惊奇”一直在内心深处萌芽生长。1945年,他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少时内向,在学校常受欺负,少年周国平每天都对着日记本“和自己谈心”。青年时代赶上政治运动,在湖畔山野消磨青春。

当他终于以文采成名,是四十岁之后,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大潮,沧桑巨变,千回百转,都在周国平笔下化作情感美文,暖人心脾。

如今我们见到的周国平,按岁数是七旬老人,看面相却是精神矍铄,笑逐颜开。“因为我喜欢和孩子们玩吧,”周国平说,“童心让人年轻。”他坚持着一个学者的文化修习,每日生活简朴,读书写作;他也会玩很多新潮有趣的东西,开了微博微信还有短视频账号,频频与网友互动。你可以用很多身份定义他:哲学家、散文家、教育家、读书人……而他内心最认同的自我定位只有——一个父亲。

青春之歌

1962年,周国平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理工科成绩差,报考文科又对各种专业不甚明了,稀里糊涂来了哲学系;另一种是在中学时期当过学生干部的,认为学哲学未来可以从政,抱着大学毕业当国家干部的期待报考哲学系——事实也的确如此,周国平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步入政坛发展。

但周国平跟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同:“我理工科成绩很好,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是想进北大做学问的。”考大学之前,周国平其实一本哲学书都没看过,他对哲学的全部了解,来自《毛泽东选集》里毛主席说过的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原来哲学就是理科和文科的结合啊,周国平想,这个专业好。

进了北大,周国平发现,现实的情况跟自己的想象又不一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几年,中苏关系恶化,两国的理论学者们正在就共产主义路线的分歧隔空论战。北大校园里政治气氛更是浓郁,从老师到学生,热衷政治的多,钻研学问的少。至于日后令周国平暴得大名的尼采哲学,当时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人知道尼采,也是当作反面典型来批判的。”周国平说,自己在北大哲学系真正上课的时间只有两年,1964年学生们就纷纷走出校园,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用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农村干部”。又过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所以在北大上课的这两年,我们主要就是学习了一些哲学系的基础课程,大部分是从苏联来的那套理论,但又不是读马列原著,而是经过重新编辑解释的教科书。”周国平说,“不过我在学校里有个好朋友叫郭世英,他特别喜欢尼采,所以我是受了一点他的影响。”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名门之后,高干子弟,家里有很多外面看不到的书,郭世英常拿一些书到北大和同学们分享,还在学校里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和诗社。在郭世英的“枕边书”里,周国平发现了尼采。

最早把尼采著作译介到中国来的,是前辈老翻译家徐梵澄,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海归”,同鲁迅多有交往。正是在鲁迅先生的启发下,1934年徐梵澄翻译出版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朝霞》等四本书,其中《苏鲁支语录》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尼采代表作之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学界对尼采学说的认知,大多来自徐梵澄的译本。

“说实话,尼采的书我当时也没看懂。”周国平说,他当时看到郭世英床头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萧乾的译本。问题在于,萧乾用的是文言,非常艰深,而尼采的哲学观点又有如天外飞仙,完全不同于教科书里的条条框框:重估一切价值、善恶的彼岸、权力意志学说……尤其是尼采“语录体”的表达方式,更是与学院里常见的论文写作规范迥异。周国平虽然觉得费解,却也大感“惊奇”。哲学的魅力,逐渐感染了他。

命运转折

1968年,风急雨骤。周国平走出北大,到了湖南沅江洞庭湖军垦农场。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对这些插队知青来说,农场几乎与世隔绝。周国平在湖区的小岛上垦荒种稻,挖沟开渠。“那种体力劳动是特别累的,有解放军战士带着我们,经常一个人要扛一百多斤的泥巴走路。”周国平回忆,有些女同学实在走不动,坐在泥地里就哭。

在这样的劳动生活中思考人生?不存在的。“在湖南和广西的十年,你要问我对未来有什么设想,我可以说,没有任何设想,哪有什么未来?”周国平说,那时候觉得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不会想到中国还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劳动很累,洞庭湖很美,干完一天的活儿,收工的时候看着漫天晚霞,周国平会写诗:“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让大地变得更加宽广。年轻人明亮的眼睛啊,要一眼看到共产主义远方。”

在湖南农场的劳动生活持续了一年半,1970年,周国平又被分到广西资源县。这个山区小城一下子分来了北大、复旦等名牌大学的六十多名大学生,大部分人去各公社小学里当老师,周国平先是成了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后来又到县党校去当教员。“我的工作是给农村干部们读报纸,传达上级指示,但我读了报纸以后就会讲我的理解,不是光照本宣科。”周国平说,“所以大家还挺乐意听我讲。”为了讲好课,周国平到处找书看,把县委图书室里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都啃了下来。

“广西八年多,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周国平说,当时新华书店里已经没有别的书了,熟读马列有什么用处,周国平也不清楚。“当时看这些书也不是为了改变处境,我不认为将来还能走出大山。只是觉得看书还算有意思,年轻的时候,阅读对一个人精神生活的构建非常重要。”周国平说,“而且我后来写很多关于人生哲理的文章也常说,一个人不要去埋怨环境,在任何环境甚至逆境里边,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去做你喜欢的事。”

不经意的选择,终于还是改变了命运。1978年,周国平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硕士研究生,其中西方哲学史这门专业课考了96分,他得以重返北京。“我硕士研究的是苏联当代哲学,但很快发现即使已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苏联哲学的研究仍然是意识形态主导的。”周国平对苏联哲学失去了兴趣,他重新读起了德国古典哲学,并且开始自学德文,动笔翻译尼采著作。

在北京的学术圈,周国平找到了不少同路人。他和甘阳、徐友渔等人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成为了八十年代三大“文化山头”之一。萨特、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一系列西方学者的经典著作和观点学说被引入中国,在万象更新的八十年代,令无数青年如痴如醉。站在今天回望,这种学者成为明星、学术成为思潮的社会现象,闪耀着独特而又浪漫的时代光芒。

周国平就是站在八十年代的潮头,推出了他的成名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内心光束

四十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1985年春天,周国平四十岁,一边在社科院哲学所当助理研究员,一边还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宿舍是间地下室,只有半截窗户露出地面,能透进些许阳光和新鲜空气。周国平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屋里两个月,每天奋笔疾书,十六万字一气呵成。

“表面上写的是尼采,其实借尼采的口,我说了很多自己想说的话。”周国平感觉人生前四十年挥之不去的压抑和孤独,在书写尼采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次淋漓痛快的释放。“尼采哲学对人性解放的提倡,对生命本身的赞美,可能是我喜欢研究他的原因,也是他在八十年代能够流行的内在原因。”周国平说,“整个社会的人,大家心里边都压抑得太久了。”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这本书里,周国平形容尼采是一位“人生哲学家”,而哲学的使命“乃是投一光束于人的内心”。这本书写得快,出版却历经波折,北京有五家出版社看过书稿,都表示“不敢出”。其中有位老编审写了审读意见,“大体是说作者很有才华,但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尼采。”书稿“闲置”了一年多,直到1986年夏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来北京组稿,周国平把书稿给了他。“我说你拿去看看,我也不抱希望。”周国平说,“结果他回上海的火车上就看完了稿子,回去以后给他们领导打了报告,说这本书太好了,一定要出版。”

1986年,《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版,一年内卖掉了十万册。当时谈论弗洛伊德和萨特,是中国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仿佛一夜之间,尼采也加入了这个金光闪闪的时尚名单。“你和女朋友约会,手里没有拿一本尼采,女朋友会嫌你没文化。”尼采成了周国平的名片,而周国平成了无数年轻人的精神导师、文化偶像。周国平在社科院上班,每周去一趟单位,每次都用背包装满一包读者来信回家。很多姑娘写信给周国平,表示既然已经不能嫁给尼采,就想嫁给尼采的代言人。也是1986年,《读书》杂志请周国平去北大开讲座讲尼采,地点在北大图书馆礼堂,六七百个座位被学生们挤得满满当当。周国平坐在讲台上,刚开口说了两句话,礼堂突然停电,巨大的空间里漆黑一片。

“工作人员赶紧在讲台上点了支蜡烛。”周国平至今记忆犹新,“我就在烛光下,面对着讲台下的一片黑暗开始讲尼采,好像在虚空中布道。看不到听众,也不知道他们的反应。”等到讲完,恰巧电线修通,礼堂内电灯突然大放光明,全场掌声雷动。

四十年沉淀的才华开始喷发,周国平从此停不下笔。他的一支笔是译笔,陆续翻译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一系列尼采著作;另一支笔是美文,《人与永恒》《爱与孤独》《守望的距离》等散文集风行整个九十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之际,周氏温情哲思美文温暖了一代读者的心。有句话在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流传:“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1996年,周国平为不幸夭折的爱女写下《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情真意切,更是让万千读者心碎。

周国平的作品,从二十多年前畅销至今,在中国图书市场上,也是个足以令人“惊奇”的存在。有人批评他炮制“心灵鸡汤”,周国平哈哈大笑,“鸡汤也有营养。”从翻译尼采的“语录体”哲学著作,到“周国平哲理美文”金句连篇,周国平坚持着西方非学院派哲学家的自由精神——从写作,到人生。

-对话周国平:关于哲学、教育、家庭的金句集锦

Q《美好家园》

A周国平

Q八十年代尼采很热,三十年过去了,您的“尼采系列”又推出新版,是希望今天的读者们思考怎样的哲学?

A尼采属于青年人,青年的特点正如尼采所说,一是拥有强健的生命,二是拥有高贵的灵魂。我建议今天的读者读尼采,是因为我的心态是七十岁的青年,希望你们不要做二三十岁的老人。

Q强健的生命在于运动,高贵的灵魂怎么培养?

A每个灵魂个体都不一样,高贵的灵魂首先来自于独立思考的头脑,独立思考会让你明白人应该自由生长,让天性里就有的善良、自尊、情感生发出来。如果说哲学是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那么教育就是要让受教育者得到好的人生。

Q在您看来,我们社会普遍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A我们的教育重在培养人的某些技能,所以教育方法上往往是灌输一些记忆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缺乏的是情感教育,你怎么样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美好?你怎么样让内心变得柔软,情感变得丰富?这是需要教育下功夫的地方,方法就是要多去启发,少去灌输。

Q所以您有本书叫《女儿四岁了,我们开始聊哲学》,哲学那么高深,怎么跟小孩子聊呢?

A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女儿啾啾,我发现实际上小孩子从四五岁开始,就会提哲学问题了。因为哲学研究的都是人和世界的本源问题,小孩子生下来就对这个世界很好奇,当他们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就会问比如“云的上面有什么”。我说云的上面有星星,女儿又问“星星的上面有什么”,我说有宇宙,“那宇宙的上面呢?”女儿指着我们家的天花板,她知道我们家有个天花板,那宇宙有没有天花板呢?这就已经是哲学思考了。作为家长,我最反对就是一本正经地让孩子去“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本来就是讨论、思辨的学问,没有严格的对或错,也不用特地去教。家长只要让孩子明白,他思考的这些问题是有价值的,可以继续琢磨下去,就可以了。

Q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有某种家学传承的影响在吗?

A我是普通人家出身,我的父母也不是文化人,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是很朴素的道德,比如老实做人,比如勤俭持家,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我相信人类是有个传承的问题一直存在,那些最伟大的精神财富,最高级的文化,是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你去研究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很富有,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你可以获得的财富。

Q您是写书的作家,也是读书的读者,今天我们面对的局面是市面上出版的书太多了,可是人们真正读进去的书好像变少了。您对阅读有什么主张?

A读书和生活一样,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会陷入一片混乱。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绝对要自己做阅读的主人,不能看别人推荐什么就读什么,随波逐流,那是受人支配的头脑。我的主张,还是去读经典,真正含金量最高的还是经典著作。

Q那您怎么看当下流行的“知识付费”潮流?很多书被浓缩提炼成“干货”,变成大众的精神快餐产品。

A知识付费可以占领一部分人的碎片时间,如果没有知识付费,可能有些人就完全失去阅读时间了,他能读一点就多少接收到一点知识,这是知识付费的好处。但如果你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你就不应该受这些东西的支配,因为碎片的东西同时是肤浅的东西。你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就要有意识地去沉淀。

Q您写了那么多情感美文,请您谈谈心目中幸福的家庭生活,包括爱情和亲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A我一直强调一点,年轻人如果用浪漫爱情的标准去衡量婚姻,那真的就很难获得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谈恋爱的时候都浪漫的很,到婚姻生活中还要长年累月那么浪漫,我觉得是很难保持的。除非两种情况,一是这种浪漫是假象,二是两个人都有病。幸福是爱情升级到亲情,两个人长期生活,锅碗瓢盆,吵吵闹闹,可是始终觉得对方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Q最后一个问题……周老师你们家谁管钱?

A(看着旁边的夫人笑了)我数学很好,而且比较细心,所以我管钱有条有理,账目清清楚楚。但是我对花钱没概念,太太要花钱了,我就当好一个出纳。在我看来,赚钱是快乐的,花钱是痛苦的,所以就让我太太承担痛苦吧。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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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人生哲学家的拍案惊奇

周国平的作品,从二十多年前畅销至今,在中国图书市场上,也是个足以令人“惊奇”的存在。有人批评他炮制“心灵鸡汤”,周国平哈哈大笑,“鸡汤也有营养。”

文|美好家园读者俱乐部

哲学是什么?

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认知世界万物的依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惊奇”是哲学的开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解释,人们对身边不解的事情感到惊奇,继而展开哲学思维,对越来越多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求取新知,世界由此运转起来,不断进步。

周国平对这个世界的“惊奇”一直在内心深处萌芽生长。1945年,他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少时内向,在学校常受欺负,少年周国平每天都对着日记本“和自己谈心”。青年时代赶上政治运动,在湖畔山野消磨青春。

当他终于以文采成名,是四十岁之后,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大潮,沧桑巨变,千回百转,都在周国平笔下化作情感美文,暖人心脾。

如今我们见到的周国平,按岁数是七旬老人,看面相却是精神矍铄,笑逐颜开。“因为我喜欢和孩子们玩吧,”周国平说,“童心让人年轻。”他坚持着一个学者的文化修习,每日生活简朴,读书写作;他也会玩很多新潮有趣的东西,开了微博微信还有短视频账号,频频与网友互动。你可以用很多身份定义他:哲学家、散文家、教育家、读书人……而他内心最认同的自我定位只有——一个父亲。

青春之歌

1962年,周国平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理工科成绩差,报考文科又对各种专业不甚明了,稀里糊涂来了哲学系;另一种是在中学时期当过学生干部的,认为学哲学未来可以从政,抱着大学毕业当国家干部的期待报考哲学系——事实也的确如此,周国平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步入政坛发展。

但周国平跟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同:“我理工科成绩很好,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是想进北大做学问的。”考大学之前,周国平其实一本哲学书都没看过,他对哲学的全部了解,来自《毛泽东选集》里毛主席说过的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原来哲学就是理科和文科的结合啊,周国平想,这个专业好。

进了北大,周国平发现,现实的情况跟自己的想象又不一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几年,中苏关系恶化,两国的理论学者们正在就共产主义路线的分歧隔空论战。北大校园里政治气氛更是浓郁,从老师到学生,热衷政治的多,钻研学问的少。至于日后令周国平暴得大名的尼采哲学,当时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人知道尼采,也是当作反面典型来批判的。”周国平说,自己在北大哲学系真正上课的时间只有两年,1964年学生们就纷纷走出校园,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用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农村干部”。又过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所以在北大上课的这两年,我们主要就是学习了一些哲学系的基础课程,大部分是从苏联来的那套理论,但又不是读马列原著,而是经过重新编辑解释的教科书。”周国平说,“不过我在学校里有个好朋友叫郭世英,他特别喜欢尼采,所以我是受了一点他的影响。”

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名门之后,高干子弟,家里有很多外面看不到的书,郭世英常拿一些书到北大和同学们分享,还在学校里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和诗社。在郭世英的“枕边书”里,周国平发现了尼采。

最早把尼采著作译介到中国来的,是前辈老翻译家徐梵澄,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海归”,同鲁迅多有交往。正是在鲁迅先生的启发下,1934年徐梵澄翻译出版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朝霞》等四本书,其中《苏鲁支语录》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尼采代表作之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学界对尼采学说的认知,大多来自徐梵澄的译本。

“说实话,尼采的书我当时也没看懂。”周国平说,他当时看到郭世英床头的那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萧乾的译本。问题在于,萧乾用的是文言,非常艰深,而尼采的哲学观点又有如天外飞仙,完全不同于教科书里的条条框框:重估一切价值、善恶的彼岸、权力意志学说……尤其是尼采“语录体”的表达方式,更是与学院里常见的论文写作规范迥异。周国平虽然觉得费解,却也大感“惊奇”。哲学的魅力,逐渐感染了他。

命运转折

1968年,风急雨骤。周国平走出北大,到了湖南沅江洞庭湖军垦农场。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对这些插队知青来说,农场几乎与世隔绝。周国平在湖区的小岛上垦荒种稻,挖沟开渠。“那种体力劳动是特别累的,有解放军战士带着我们,经常一个人要扛一百多斤的泥巴走路。”周国平回忆,有些女同学实在走不动,坐在泥地里就哭。

在这样的劳动生活中思考人生?不存在的。“在湖南和广西的十年,你要问我对未来有什么设想,我可以说,没有任何设想,哪有什么未来?”周国平说,那时候觉得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不会想到中国还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劳动很累,洞庭湖很美,干完一天的活儿,收工的时候看着漫天晚霞,周国平会写诗:“我建议,干脆把地平线取消,让大地变得更加宽广。年轻人明亮的眼睛啊,要一眼看到共产主义远方。”

在湖南农场的劳动生活持续了一年半,1970年,周国平又被分到广西资源县。这个山区小城一下子分来了北大、复旦等名牌大学的六十多名大学生,大部分人去各公社小学里当老师,周国平先是成了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后来又到县党校去当教员。“我的工作是给农村干部们读报纸,传达上级指示,但我读了报纸以后就会讲我的理解,不是光照本宣科。”周国平说,“所以大家还挺乐意听我讲。”为了讲好课,周国平到处找书看,把县委图书室里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都啃了下来。

“广西八年多,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周国平说,当时新华书店里已经没有别的书了,熟读马列有什么用处,周国平也不清楚。“当时看这些书也不是为了改变处境,我不认为将来还能走出大山。只是觉得看书还算有意思,年轻的时候,阅读对一个人精神生活的构建非常重要。”周国平说,“而且我后来写很多关于人生哲理的文章也常说,一个人不要去埋怨环境,在任何环境甚至逆境里边,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去做你喜欢的事。”

不经意的选择,终于还是改变了命运。1978年,周国平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硕士研究生,其中西方哲学史这门专业课考了96分,他得以重返北京。“我硕士研究的是苏联当代哲学,但很快发现即使已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苏联哲学的研究仍然是意识形态主导的。”周国平对苏联哲学失去了兴趣,他重新读起了德国古典哲学,并且开始自学德文,动笔翻译尼采著作。

在北京的学术圈,周国平找到了不少同路人。他和甘阳、徐友渔等人组成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成为了八十年代三大“文化山头”之一。萨特、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一系列西方学者的经典著作和观点学说被引入中国,在万象更新的八十年代,令无数青年如痴如醉。站在今天回望,这种学者成为明星、学术成为思潮的社会现象,闪耀着独特而又浪漫的时代光芒。

周国平就是站在八十年代的潮头,推出了他的成名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内心光束

四十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1985年春天,周国平四十岁,一边在社科院哲学所当助理研究员,一边还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宿舍是间地下室,只有半截窗户露出地面,能透进些许阳光和新鲜空气。周国平把自己关在这间小屋里两个月,每天奋笔疾书,十六万字一气呵成。

“表面上写的是尼采,其实借尼采的口,我说了很多自己想说的话。”周国平感觉人生前四十年挥之不去的压抑和孤独,在书写尼采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次淋漓痛快的释放。“尼采哲学对人性解放的提倡,对生命本身的赞美,可能是我喜欢研究他的原因,也是他在八十年代能够流行的内在原因。”周国平说,“整个社会的人,大家心里边都压抑得太久了。”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这本书里,周国平形容尼采是一位“人生哲学家”,而哲学的使命“乃是投一光束于人的内心”。这本书写得快,出版却历经波折,北京有五家出版社看过书稿,都表示“不敢出”。其中有位老编审写了审读意见,“大体是说作者很有才华,但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尼采。”书稿“闲置”了一年多,直到1986年夏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来北京组稿,周国平把书稿给了他。“我说你拿去看看,我也不抱希望。”周国平说,“结果他回上海的火车上就看完了稿子,回去以后给他们领导打了报告,说这本书太好了,一定要出版。”

1986年,《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版,一年内卖掉了十万册。当时谈论弗洛伊德和萨特,是中国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仿佛一夜之间,尼采也加入了这个金光闪闪的时尚名单。“你和女朋友约会,手里没有拿一本尼采,女朋友会嫌你没文化。”尼采成了周国平的名片,而周国平成了无数年轻人的精神导师、文化偶像。周国平在社科院上班,每周去一趟单位,每次都用背包装满一包读者来信回家。很多姑娘写信给周国平,表示既然已经不能嫁给尼采,就想嫁给尼采的代言人。也是1986年,《读书》杂志请周国平去北大开讲座讲尼采,地点在北大图书馆礼堂,六七百个座位被学生们挤得满满当当。周国平坐在讲台上,刚开口说了两句话,礼堂突然停电,巨大的空间里漆黑一片。

“工作人员赶紧在讲台上点了支蜡烛。”周国平至今记忆犹新,“我就在烛光下,面对着讲台下的一片黑暗开始讲尼采,好像在虚空中布道。看不到听众,也不知道他们的反应。”等到讲完,恰巧电线修通,礼堂内电灯突然大放光明,全场掌声雷动。

四十年沉淀的才华开始喷发,周国平从此停不下笔。他的一支笔是译笔,陆续翻译出版了《悲剧的诞生》《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一系列尼采著作;另一支笔是美文,《人与永恒》《爱与孤独》《守望的距离》等散文集风行整个九十年代,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之际,周氏温情哲思美文温暖了一代读者的心。有句话在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流传:“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1996年,周国平为不幸夭折的爱女写下《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情真意切,更是让万千读者心碎。

周国平的作品,从二十多年前畅销至今,在中国图书市场上,也是个足以令人“惊奇”的存在。有人批评他炮制“心灵鸡汤”,周国平哈哈大笑,“鸡汤也有营养。”从翻译尼采的“语录体”哲学著作,到“周国平哲理美文”金句连篇,周国平坚持着西方非学院派哲学家的自由精神——从写作,到人生。

-对话周国平:关于哲学、教育、家庭的金句集锦

Q《美好家园》

A周国平

Q八十年代尼采很热,三十年过去了,您的“尼采系列”又推出新版,是希望今天的读者们思考怎样的哲学?

A尼采属于青年人,青年的特点正如尼采所说,一是拥有强健的生命,二是拥有高贵的灵魂。我建议今天的读者读尼采,是因为我的心态是七十岁的青年,希望你们不要做二三十岁的老人。

Q强健的生命在于运动,高贵的灵魂怎么培养?

A每个灵魂个体都不一样,高贵的灵魂首先来自于独立思考的头脑,独立思考会让你明白人应该自由生长,让天性里就有的善良、自尊、情感生发出来。如果说哲学是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那么教育就是要让受教育者得到好的人生。

Q在您看来,我们社会普遍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A我们的教育重在培养人的某些技能,所以教育方法上往往是灌输一些记忆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缺乏的是情感教育,你怎么样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美好?你怎么样让内心变得柔软,情感变得丰富?这是需要教育下功夫的地方,方法就是要多去启发,少去灌输。

Q所以您有本书叫《女儿四岁了,我们开始聊哲学》,哲学那么高深,怎么跟小孩子聊呢?

A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女儿啾啾,我发现实际上小孩子从四五岁开始,就会提哲学问题了。因为哲学研究的都是人和世界的本源问题,小孩子生下来就对这个世界很好奇,当他们理性开始觉醒的时候,就会问比如“云的上面有什么”。我说云的上面有星星,女儿又问“星星的上面有什么”,我说有宇宙,“那宇宙的上面呢?”女儿指着我们家的天花板,她知道我们家有个天花板,那宇宙有没有天花板呢?这就已经是哲学思考了。作为家长,我最反对就是一本正经地让孩子去“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本来就是讨论、思辨的学问,没有严格的对或错,也不用特地去教。家长只要让孩子明白,他思考的这些问题是有价值的,可以继续琢磨下去,就可以了。

Q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有某种家学传承的影响在吗?

A我是普通人家出身,我的父母也不是文化人,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是很朴素的道德,比如老实做人,比如勤俭持家,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我相信人类是有个传承的问题一直存在,那些最伟大的精神财富,最高级的文化,是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你去研究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很富有,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你可以获得的财富。

Q您是写书的作家,也是读书的读者,今天我们面对的局面是市面上出版的书太多了,可是人们真正读进去的书好像变少了。您对阅读有什么主张?

A读书和生活一样,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会陷入一片混乱。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绝对要自己做阅读的主人,不能看别人推荐什么就读什么,随波逐流,那是受人支配的头脑。我的主张,还是去读经典,真正含金量最高的还是经典著作。

Q那您怎么看当下流行的“知识付费”潮流?很多书被浓缩提炼成“干货”,变成大众的精神快餐产品。

A知识付费可以占领一部分人的碎片时间,如果没有知识付费,可能有些人就完全失去阅读时间了,他能读一点就多少接收到一点知识,这是知识付费的好处。但如果你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你就不应该受这些东西的支配,因为碎片的东西同时是肤浅的东西。你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就要有意识地去沉淀。

Q您写了那么多情感美文,请您谈谈心目中幸福的家庭生活,包括爱情和亲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A我一直强调一点,年轻人如果用浪漫爱情的标准去衡量婚姻,那真的就很难获得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谈恋爱的时候都浪漫的很,到婚姻生活中还要长年累月那么浪漫,我觉得是很难保持的。除非两种情况,一是这种浪漫是假象,二是两个人都有病。幸福是爱情升级到亲情,两个人长期生活,锅碗瓢盆,吵吵闹闹,可是始终觉得对方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Q最后一个问题……周老师你们家谁管钱?

A(看着旁边的夫人笑了)我数学很好,而且比较细心,所以我管钱有条有理,账目清清楚楚。但是我对花钱没概念,太太要花钱了,我就当好一个出纳。在我看来,赚钱是快乐的,花钱是痛苦的,所以就让我太太承担痛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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