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阳镇 尹西明 陈劲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司的使命是实现成本最低化、产出最大化，驱动公司运转的内在使命便是利润最大化。

20世纪早期针对企业性质与公司使命的探讨认为，公司使命便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化的经济价值。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利益相关者理论重新定义企业的使命获得了学界广泛的认可。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对于企业使命变革的重要呼声与价值期望。进入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以社会企业为组织载体的第二轮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进入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的新运动轨迹应运而生，试图通过组织的使命混合化来打造一种新型组织模式，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轨迹的可持续。

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兴起的一种新型使命驱动型企业，我们称其为使命驱动的第四代管理组织模式。

共益企业由共益企业实验室（B-Lab）提出，追求以商业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为代表的第三部门组织在组织形态层面寻求使命混合，以传统商业的股东利润追逐的市场导向，并融合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价值与公共利益导向，形成混合均衡型的多重使命，为组织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创造共赢价值。因此，共益企业实验倡导基于共益企业这一新的混合组织形态，搭建商业与社会相互融合的桥梁，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企业使命变革（见图1）。

共益企业是一种以经济与社会环境价值创造为双重组织使命的新型使命驱动型企业，在组织绩效方面追求双重价值创造的平衡与可持续。

随着北美以外的第一家共益企业于2012年在智利获得认证，新一轮的社会责任组织运动开始在国际上蔓延，并迅速传播至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等国家。   

在共益企业实验室对政府立法组织的不断游说下，共益企业的合法性地位也逐步得到了美国30多个州通过的法律许可。美国对于共益企业这一新型混合型组织有了相关立法，从而实现了法律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支持，共益企业这一新型使命驱动型企业进而获得了市场运营的外部制度合法性。在外部制度合法性地位得到确立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寻求通过共益企业实验室的认证，通过评估认证框架验证他们的独特的价值观集合，从而有效地证明共益企业家的双重使命驱动下的价值实践。

任何商业组织要想成为认证的共益企业，需要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并将评估与支持性文件提交到共益企业实验室，根据需要修改公司章程（取决于合并的状态）。

共益企业实验室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实体，倡导利用商业力量再次寻求使命的变革，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企业家的全球运动。共益企业实验室评估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活动，对那些符合某些标准的公司进行认证。主要对那些自愿采取负责任的标准、自愿加入和满足某一特定的由共益企业实验室制定的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进行认证。通过认证的具有可持续发展属性的企业，共同建立一个共益企业社群，构建可持续的商业生态圈。

为了获得共益企业认证，一家公司必须在涵盖不同类型的200个评估问题中获得80分以上，而评估的问题类型取决于其商业运营的类型和它的规模大小。如果这一步骤通过，公司将与共益企业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进行评估评审。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企业获得共益企业实验室的评估认证，它仍将面临随机性的年度审查，确保共益企业使命的延续性。

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共益企业的关键标准主要包括五大领域，分别是公司问责/治理机制、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

其中，公司问责/治理机制领域涵盖公司治理指标以及企业透明度、董事会和反腐败机制；员工领域涵盖薪酬、福利和培训、工作环境、员工所有制(员工持股)、管理和员工沟通、工作灵活性和企业文化等；社区领域主要包括社区客户服务、多元化、供应商和分销商的社会和环境绩效、公民参与和捐赠、社区服务政策、生产有益产品和服务需要的人；环境领域主要包括能源使用、排放、减少对活动的环境影响、有毒/有害物质减少、污染预防和补救、环境管理系统、对环境影响的供应链评估以及对社会和环境关注的商业模式。具体来看，共益企业认证的关键指标主要包括组织战略层下的董事会的职责、组织运营管理层面的组织透明度、组织价值创造层面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

共益企业实验室通过对共益企业的评估领域和相关指标向全球各国提供共益企业认证。在美国，共益企业与被共益企业实验室所认证的共益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如表1所示）。自2007年首家美国企业被共益企业实验室所认证以来，共益企业实验室所认证的共益企业已经覆盖50多个国家、130多个行业的2500多家企业，其中三分之二左右来自欧美国家。截止至2018年，中国有10家企业被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为共益企业。

具体而言，从全球被认证共益企业数量来看，共益企业实验室自2007年以来向全球具有经济、社会与环境意识的使命驱动型企业提供认证，以推动全球商业企业向双重使命驱动型企业转型，更好地打造“好公司”与“伟大企业”。自2008～2018年，共益企业实验室认证的共益企业数量从2008年的125家上升到2018年的2500家，以共益企业为代表的新一轮使命驱动型企业范式在全球悄然兴起。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共益企业建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使命偏移的风险。

朱莉·巴蒂拉纳（Julie Battilana）和马修·李（Matthew Lee）认为，在共益企业的运营过程中，组织的外部威胁可能导致组织的目标偏离航向，并最终向更成熟的形式“漂移”。因而当共益企业的经济目标实现面临外部环境威胁时，也必将影响到共益企业的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的实现。即使是在相对较成熟的混合型组织中，组织使命的漂移仍然可能发生。尤其是共益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一旦发生经济绩效波动或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时，很有可能会导致其使命的重新定位或发生“使命漂移”——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威胁而影响或威胁到组织的社会与环境目标，使得组织的双重目标或使命流于形式甚至最终走向破产。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何规避“使命漂移”，成为未来共益企业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双重使命驱动型企业、创造可持续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的关键。

（作者阳镇、尹西明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陈劲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刊登于《清华管理评论》，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