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精是一种什么精？”

这是一个来自 2018 年的问题。当时，歪楼的王二啧写了一篇文章，全方位解析了一种潜伏于互联网的神秘生物：杠精。

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有些无聊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已经见识到了这种生物的威力。以至于当微博推出“全平台禁言三天”这样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策略时，不少用户为之鼓掌，并认为这将是整治评论区杠精的有效手段。

天下苦杠精久矣。

在这样的论调中，杠精成功化身为互联网世界的过街老鼠，成为人人喊打的存在。在网络上，《如何气死杠精》、《如何远离杠精》、《如何鉴别杠精》这样的文章层出不穷，将杠精这个群体描述为一群无礼、无知，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他人增添不痛快的人。

在这种想象，或者说夸张中，情绪很自然地就会被调动起来。一轮又一轮地反杠精运动，把杠精变成了一个聚光灯下的一个小丑，人们手中的臭鸡蛋有了去处，看着杠精被鸡蛋摔花的脸，每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

杠精必须死。

那么，这一切有什么问题吗？

1593 年，在一个德国小镇诺德林根，一位名为玛丽亚·霍尔的妇女被他人指控为“使用巫术的女巫”，随即被教廷逮捕。之后，玛丽亚·霍尔经历了 62 轮的审讯，在每次审讯中，她都坚持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妇女，平日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经营她的旅馆。最后，控告者只好选择放弃，放走了玛丽亚·霍尔。

玛丽亚·霍尔活了下来，她是幸运的，比起 15 世纪到 18 世纪期间，另外 35000 名以“猎巫运动”之名被活活烧死的人而言，她的幸运近乎是个奇迹。

对现代人而言，煞有介事地审判女巫，并将人活活烧死这种事情，显得十分荒唐愚昧。但对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件事相当有意义。在中世纪当权者的手中，猎巫是糅合了宗教和政治色彩的一种镇压异见的武器，但在当时的普罗大众心里，更广泛的认知不过是：女巫必须死。

这便是我的担心。

我当然不是说人们会严重到将“杠精”们抓起来烤掉，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对于“杠精”的情感，似乎正在转变为人们对“女巫”的情感。

在舆论场中，人们对“杠精”没有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这使得“杠精”一词很容易被泛化和滥用。如果“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算杠精言论，“我就不是这样”是否也应该算杠精言论？那么，“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况”这样的发言呢？

在一个人看来属于杠精言论的发言，在另一个人心里可能并不算杠精，但依赖于“人人心中有杆秤”这样的准绳，则一切异议就都有了落入“杠精”骂名的风险。接下来事态就会发展到当下这一步：发言者在发言前必须小心翼翼地打上“非杠”，以努力撇清自己与“杠精”的关系。

事到如今，杠精这个词汇的内涵已经逐渐偏离了最初时的语境，因为词汇无法孤立存在，“杠精”一词同样包含了一整套叙事，它描绘出了一个不讲理、认知有限而又渴望寻求存在感的形象，代表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和一种偏隘的世界观，它带上了天然的“恶”的光环，成为讨论中不可出现的禁忌。

一旦在讨论中，一方给另一方扣上“杠精”的名号，一切对话就会迅速转向对“杠精”身份的辩解，前者会带有天然的正义感和审判视角，而后者，则需要拼尽全力来洗脱“杠精”的罪名。至于原本讨论的事件本身，则会迅速淡出为一个模糊的背景板，整个对话因为“杠精”一词的介入，演变为了一场微型的“猎巫审判”——哦不，是“猎杠审判”。

这是在为杠精洗地？

如果你此时冒出这样的念头，或许你就落入了另一个陷阱。毕竟，这就是杠精话语滥用后的结果之一，一种新的对立。这种对立将整个言论空间划分为两种潜在的发言者：杠精和非杠精，在这种前提下，发言者因害怕被划入“杠精”行列而产生的自危，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对议事空间的隐性压迫。

当下的网络言论空间正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它看似能容下所有的观点，但事实上，它的尖锐和冲突要远多于共识和包容。如果“杠精”一词成为讨论中战无不胜的武器，那么言论的分裂只会被进一步加剧，无差别地对异见者贴上“杠精”的标签，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议事，不相信中间地带，事实上就是一种“杠精”思维。

杠精阻碍议事，破坏讨论，不具备叙事逻辑，“杠精言论”不利于公共议事空间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另一边在面对异议时拒绝倾听，不去考量发言者的认知局限，否定一切追问，否定复杂，将“杠精”发展为一个无差别攻击的标签，显然不是减少杠精言论的有效方法。这就和“全平台禁言三天”一样，它看似痛快，也确实是一种严惩，但推崇这种带有暴力和绝对色彩的惩治，既无法让“杠精”直到自己错在哪里，更无法让他们服气，问题自然就无法解决。

“杠精”这个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议事的一种消极姿态，而这个词汇，原本应该用以抵御无逻辑的、无意义的、单纯以宣泄为目的的言论出现在公共议事空间中，并最终让整个言论氛围向善。但若是把它推向另一个极端，把所有讨论的可能都否定掉，变成一种对不同意见的彻底拒绝，公共议事空间只会被逐渐瓦解，到那时，所有人都只能困在闭合的山洞里，一遍遍听着自己的回音。

当代著名的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启蒙》里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做一些关于“语言、心智和人性”的公开演讲，在某一次演讲中，他解释了关于“精神”的问题，他说当今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精神生活是由大脑组织的活动方式建构而成的。随后，听众席上有人举手发问，发问者是一位年轻的女生。

接过话筒，这位女生问到：“那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史蒂芬·平克在书中写道：“这个学生提问的语气十分真诚，这表明她没有自杀倾向，也不是在讽刺挖苦，而是真心想要了解：当科学的发展将灵魂不朽的宗教信仰尽悉破除之后，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他说：“这个世界只有愚蠢的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

如果这一幕发生在互联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将这位女生的问题视为“杠精言论”。假如在网络世界，在无法注视对方的双眼，也无法聆听对方的口气的对话中，在面对异议和质疑时，人们不再诉诸理智和逻辑，而是争先恐后地用“杠精”相互攻讦，那么那些真正好奇而真诚的发问，也将在语言暴力中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最终，那便是“杠精”的胜利。

不要把世界让给“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