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岁的焦虑
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家之后，薛兆年就没再出门。接下来的那两天，她几乎都在床上度过。那是一张普通的双人床，床头是铁架子，摞上几个枕头和靠枕，醒着的时候，薛兆年就靠在上面，看了几部电影，又读了一阵小说。姿势变来变去，最后还是躺平了。
房间只有11平方米，除了床，还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这套房子原本是两室一厅，客厅改成一间卧室后，摇身一变成了三居室，塞进了薛兆年和另外两个男生。他们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
星期一早上，室友们先后起床，洗漱，出门。到了9点钟，薛兆年按掉闹钟，打开QQ音乐，连上蓝牙音箱。又眯了几分钟，她才爬起来，洗漱，化妆，换衣服，最后关掉音乐，打开窗户，转身出门。走到大门外，拎起堆在门口的外卖垃圾，不多不少，刚好六顿。
来北京将近四年，这不是薛兆年第一次这样过周末，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结束了9个小时的工作，薛兆年叹着气回味那个周末，最后吐出一句，“整个人像废了一样”。
睫毛膏泄气地在她的眼睑上晕开，但这仍是一张漂亮、生动的脸，眼里偶尔闪现着露珠般晶莹的光。大学时她学的是话剧专业，毕业后自觉天赋不足，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当了北漂。前后搬了近十次家，换过N份工作，目前在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做市场。
十多天前，薛兆年刚刚过完25岁生日。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年龄让她非常恐慌。
“我很多同事都是96、97、98的了，一茬一茬的人上来，他们比你做得丝毫不差。”她担心，如果在职业上不能有一个较大的突破，用不了两三年就会被淘汰。她在寻找规模更大、发展速度更快的平台，但是，面试时HR问得最多的还是年龄、婚姻、生育等问题。
薛兆年说，她知道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企业有自己的顾虑。但讽刺的是，她还没有男朋友呢。她遇到的男性都喜欢年轻姑娘——之前有点暧昧的男生还是二十七八岁的，现在都是三十出头的，他们一张嘴就是“哇你都25了，年龄挺大啊”。她只能在心里默默翻白眼：去你大爷的。
“女生25岁就开始变老了，要走下坡路了，要长鱼尾纹了，你买的护肤品都要从平价的开始往贵妇的走了……”听到身边所有人都在暗示她，25岁是“老阿姨、老女人”，薛兆年开始为工作、婚恋一系列问题而感到焦虑，包括居住环境。
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希望能在三年后，28岁的时候，收入可以轻松租得起北京的一套一居室。不像现在，连吃外卖也只能缩在那个小房间里，满屋子饭味儿。到了冬天，开窗户又特别冷，所以现在她都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去。
回到家，手机和WIFI连在一起，薛兆年和床连在一起。晚上8点到家——8点躺到床上，一直到夜里12点洗澡睡觉。
“越是在床上待着，越是什么都不想做。”薛兆年说，她有时会随便编个理由，就把价格不菲的健身课鸽了。周末有朋友约她出去，她甚至连微信都不回，电话也不接，哪怕对方是自己喜欢的男生。
2、一个床位
比薛兆年小两岁的小夏推了推眼镜，郑重其事地描述着她生活里最幸福的时刻：打开b站的吃播视频，捧起一碗刚刚煮好的螺蛳粉，吃到一半，外卖员刚好将炸鸡送到她手上，“香喷喷的”，她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吃完随手将外卖盒丢到桌边的垃圾桶里，碗里连汤都不剩一口。
一旦心情不好，或者对工作感到迷茫，她就会复刻这一幕。
小夏是陕西安康人，2015年来北京上大学，毕业后找了份新媒体的工作，并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算是安顿下来。
房子很旧，三室一厅，住了4个女孩——小夏和其中一个女孩share一间卧室。卧室布置得像是快捷酒店的标间或是医院病房，靠墙两侧分别顶着一张1m x 1.8m的单人床，一张新，一张旧，中间用一个黄色的老式办公桌隔开，下面藏着一个凳子。床尾的方向立着两个晾衣架，挂满了小夏和室友的衣服，阳台还有个衣柜。满打满算，这个房间不超过12平方米。
小夏睡在那张旧床上。“只是搭起来的一个架子床，你把猪放上去也行。”她自嘲，只有单身的应届毕业生才住这样的房子。房租每月1700元，在她的预算——2000元以内。小夏的老家是贫困县，她在家里的三个女孩中排行老二，是“最惨的那个，还要给我妹存钱上大学。”
毕业前，她曾经幻想自己能拥有一间次卧，哪怕稍稍贵一点。她还想过要如何装饰房间，在淘宝购物车里添加了很多墙纸、彩灯之类的东西，盘算着货比三家之后再下单。可是后来她再也没有打开那些商品链接，“没心情”，她说。
房间的墙上还留着前几任租客生活过的痕迹——撕掉一半的透明胶带，生锈发黄的大头钉，“特别像要拆迁的房子”。小夏不好意思邀请朋友来做客，她想，如果有人看到她眼下的生活环境，一定会觉得“很破败、过得很惨”。况且除了那张床，她也的确没有多余的地方招待朋友了。
合租房里的客厅小得摆不下一张沙发。墙上挂着一台电视，下方摆着一张长方形的餐桌和几把椅子。小夏印象中，她只在刚搬进去的时候，和室友坐在客厅看过一次综艺节目。那之后，她几乎只在煮螺蛳粉的时候才出现在客厅里。厨房太脏，她压根没有勇气走进去——油烟机一看就有年头了，燃气灶也至少用了三四年，上面结着厚厚的一层油渍。
她很早就置办了锅碗瓢盆和米面粮油，但几乎都没用过，“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每天做饭，没想到我会变成这么不想生活的人。”
大部分时间里，她像薛兆年一样，几乎在床上完成所有活动，除了上厕所。生活在她们眼前，就是一个个不同尺寸的电子屏幕，用小夏的话说，她的业余生活就在“李佳琦、b站和淘宝”这3个APP里来回切换。
“看过《黑镜》吗？每当新的一天开始，男主角就打开一个超大的电视屏幕，吃早餐……”小夏觉得她也像活在科幻片里，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智能，但其实很机械。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小夏约了两个同事去雍和宫烧香——这是她几个月来屈指可数的一次社交活动。去年10月，她在公众号里看到一篇题为《去雍和宫烧香的年轻人》的文章，讲北漂生活的辛酸。小夏想到了自己，惦记着也要去一趟，和佛祖、菩萨说说心里话，“想了好几次，那天终于去了，虔诚地磕了好多头，回去之后发现膝盖都乌青了，疼得要命。”
她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去雍和宫烧香不过是想让自己在生活的碾压下，有机会喘口气。她们这一届，一路听着寒冬的叫嚣毕了业，大部分同学都回老家了，留在北京的基本上都在考研，小夏说，班级里像她一样毕业就北漂的，没几个。
这不是个别现象。一份来自北京市教委的《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当年北京地区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人数近23.5万人，其中近4成选择离京，较前一年增加了0.73个百分点。
“我们这届学生很早就有忧患意识了。”从大三开始，小夏就经常和同学讨论毕业后工作、租房的事情。她甚至设想过自己很可能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为了能够活下去，她只能降低自己的租房成本。
一个具体可感的事实是，小夏身边，像她一样刚毕业只租得起一个床位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大家都是这样子，不过他们可能是跟熟人，我是跟陌生人。”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在生活，“我只是在活着”，她说，语气里不带一丝感情色彩。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要去正视它，就会当它不存在。”小夏说，她对现状虽然谈不上有多满意，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不满，日常生活里甚至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每次回家可以煮螺蛳粉吃就很开心，我还会煮云南过桥米线，自热火锅，自热的腊味叉烧饭……还是满足口腹之欲比较重要。”
3、室友
工作半年来，小夏经常自愿在公司加班。
“没有生活的人就喜欢工作吧。”她想过，如果有要好的朋友一起合租，自己可能巴不得早点下班回家，一起做饭、打扫卫生。室友们虽然也都不难相处，各有各的优点，但她不太敢主动跟她们说话。大家平常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进去门就关上了，小夏偶尔会开着房门，但除了同屋的女孩，也不可能再有谁走进来跟她说话了。
倘若过了晚上11点小夏还没回家，同屋的女孩会发微信关心一下。“我们算是比较熟了，”小夏说，但还不是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有时候她也会试着和室友说说老家的烦心事，或是抱怨几句工作，但对方似乎总觉得她在“无病呻吟”。
“人都会弱化别人的痛苦。”每次她忍不住和室友吐槽、诉苦，对方就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家都是应届毕业生，她一个本科生的待遇已经快赶上自己这个研究生了，做人要知足；或者是说“领导对你给予厚望啊，好好干”。
周末大家各玩各的，但大部分情况都是室友约了人出去，小夏躺在床上看剧。如果天气不太冷，她偶尔也会一个人骑车去附近的电影院，看完电影再一个人骑车回家。
在采访中，小夏很喜欢表达，她的音量也大，语速常常快到忘记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但她却说，自己是个特别自闭的人。她很羡慕室友，周末有丰富的社交生活，如果室友肯约她一起出去，她一定会去，但自己绝不会主动迈出这一步。“你喜欢和你去主动接近是两回事”，她怕别人嫌弃她。
薛兆年完全理解小夏的无奈。在她眼里，室友之间是一种尴尬的共租关系，表面上和谐融洽，但是“大家本来就有自己的交友圈，我不想回到家，还要去应付一些事情。”她说，有时候回家就是不想讲话了，只想“葛优瘫”。
薛兆年的两个室友，一个养了只猫叫“小四”，一个养了只蜥蜴叫“森森”。搬进这套房子以后，三个人拉了个群，就叫“小四和森森”。
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将近一年，薛兆年形容自己和室友们的关系，是“不远不近不打扰”。大家早上上班时间不同，晚上下班各回各屋，基本碰不到面。有时在厨房撞上了，室友会跟她客套几句——“呀，你瘦了！”“你也瘦了。”——或者只是交待一句“我那锅没洗，一会儿洗”。
“小四爸”偶尔会在群里约大家吃火锅。叫一次海底捞外卖，锅底加配送费将近一百块钱，如果三个人拼，每人只需要出30块钱左右。海底捞来了，他们就挤在“小四爸”的房间里吃。三个人的房门挨得很近，“小四爸”的房间刚好在中间——就是原来的客厅。
“其实大家一起吃饭，不是因为关系多好，只是因为省钱。”薛兆年耸耸肩。她说，“远亲不如近邻”。
来北京以后，薛兆年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但是大多是名义上的，很少有人真的称得上是“朋友”。她还记得，201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她发烧了，一个人打车去了医院，挂上号，要抽血的时候发现现金不够。当时她靠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就开始哭，也不知道该打给谁——刚来北京几乎没什么朋友，也不可能打给远在山西的父母，远水解不了近渴。“当时真的觉得自己太惨了。不是因为钱，而是觉得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后来薛兆年鼓起勇气打给了一个同事。并不是因为她们关系好，只是因为同事是公司的行政。薛兆年在电话里试探地问对方能不能给自己送点现金来，对方听到她的哭声，放下电话就打车来了医院。
那之后，她开始健身，希望自己尽量少生病，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打110，不然还能打给谁？”
直到现在，薛兆年设置的滴滴紧急联系人还是远在泉州的闺蜜。
“我不能设置我爸妈，因为万一出什么事情，他们是没有办法应付的。”她也不是不想设置北京的朋友，“可是大家上一天班都挺累了，让一个人再去替我操心是一件挺不好的事情。除非未来有男朋友，我会考虑设置他的。”
4、倦怠社会
北京的冬天总是很冷，空气吸到鼻子里有种干燥凛冽的味道。西北风一刮，像冰凉的鞭子在抽打行人的脸。
从城市上空俯瞰，状如不规则五边形的酒仙桥地区，常常堵得令人怀疑时间静止。红墙灰顶的低矮住宅连成片，路边混合着各种通勤工具的轰鸣和尾气，以及街边摊的锅气。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早晨，武伟（化名）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帽子、围巾、手套，在楼下扫了一辆摩拜，骑上车汇入了人流。他是广东人，不喜欢在冬天穿得过于厚重，经常穿一件米色的风衣外套，下摆免不了蹭在车身上，有些脏了。
武伟是96年的，在一家杂志做文化记者，租住在酒仙桥的一套五居室里。室友都是上班族，他不用坐班，白天总是一个人在家，室友们下班又都比较晚，基本没怎么说过话。武伟的嘴角突然上扬，露出一颗虎牙，“可能我和室友90%的碰面，都是我身体不舒服时问她有没有布洛芬。”
他想，如果家里有个客厅就好了，起码大家会偶尔在客厅坐一坐，聊聊天，还可以一起看电视、玩switch……打破室友之间的陌生感，先要有一个可以交流的条件，武伟称之为“先有鸡后有蛋的关系”。而且有个客厅，朋友来也更方便。
2018年春天刚来北京的时候，工作还没着落，武伟辗转在各个日租房和朋友家里，两个月里换了8个住处，“当时真的有一种在城市里流浪的感觉，你也不知道你明天去哪，知道了，就背个双肩包，再拉上个行李箱，塞进你的全部家当，去往下一个暂住的地方。”武伟说，那时候他根本不可能考虑到什么客厅不客厅的，“客厅大都被改成了隔断房。”
现在，他偶尔会叫几个朋友来房间里闻闻他收藏的香水，却也只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更多的社交场景则是在网络上。武伟很喜欢在微信上跟朋友分享生活日常，他说，这样起码可以填补一些线下社交的缺失。
无聊的时候，他也会试着玩玩交友软件，还在豆瓣上发过征友帖，某电视相亲节目的编导看到后，曾发私信邀请他上节目。武伟没兴趣。他发觉，这种网络社交其实“蛮短平快的”，虽然可以认识一些人，但大部分人都不会聊得特别深，基本是一面之交，想要确定一段恋爱关系就更难了，“最后你的社交可能就是不断地在见陌生人。”
线上交友显然与真实世界里的社交并不相同。在没有客厅的合租房里住久了，武伟渐渐发觉，自己变得愈发沉闷。原本他就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男孩子，交谈时目光总是落在地面上，讲话声音很轻，偶尔有轻微口吃。
不说话的时候，武伟整个人看起来会更放松些。坐在咖啡馆的吧台上，他时不时对着咖啡机的金属表面照镜子，整理衬衫的领口和袖口。他长着一张帅气的脸，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衣着精致，轻而易举就能吸引旁人的注意。
最近几个月，武伟不想继续宅在家里，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后，他会骑上半小时自行车，到8公里外的三里屯，找一家咖啡馆看书、写稿、打发时间，偶尔和店员闲聊几句。时间久了，也会认识一两个店里其他的熟客，互相加过微信，但交流不多。
“北京太快了，你会感觉到这里的人，其实都处于一种特别急躁或者焦虑的状态。”武伟说，他每天都能在路上看到一个画面——所有人一直往前冲，谁也不会停，汽车司机很少让行人，骑自行车、摩托车的人也急匆匆的，“可能大家真的都太忙了，甚至没有时间去做一些跟社交相关的事情，无暇他顾。”
他拿起手边的那本《倦怠社会》，这本书的介绍里说，“竞争性的、效绩主导的社会正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多任务处理、用户界面友好的技术正在制造混乱，从抑郁症，到注意力分散，到人格分裂，社会中蔓延着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
话题转到之前被热议的“996”，武伟想象着，如果自己处在这种状态下，肯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了，“只想下班赶紧洗个澡睡一觉，周末能休息的那一天可能更愿意在家里放空吧。”
5、Zoe食堂
Zoe的年纪比他们都大，在她看来，年轻人的辛酸，并不完全是因为穷。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我回到家就只有一张床，我只能躺着。”Zoe相信生活需要不停地切换场景，在工作中扮演一个社会角色，在房间里做自己，在客厅则意味着要和室友社交，“好像社交这件事，或者说人与人的交流被妖魔化了，变得很难、很复杂，你也不知道对面是人是鬼，话不投机半句多。”
Zoe个子不高，一张圆脸总挂着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公关，每天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去年5月，Zoe结束了一段婚姻关系，一个人搬到三里屯独居。突然恢复单身，她一下子有点不适应，想来想去，决定在家里开一个“Zoe食堂”，对朋友圈“营业”。
“你知道在北京，大家吃一顿家常便饭，是一件多难得的事情。”2010年冬天刚来北京的时候，Zoe连米饭都不会蒸，三餐都在外面解决。一个月后，这个从小饭来张口的长沙人，愣是被北京的餐饮业逼得拿起了炒勺。
Zoe家并不大，只有四五十平，但胜在格局精致，“五脏俱全”。通常你一开门就看到厨房永远有一个忙碌的侧影，要么在洗碗，要么在切菜。
广发“英雄帖”之后，Zoe家的人气逐渐旺了起来。她每周会提前公布菜单，到了周四晚上先把汤炖上，周五一早去买菜，晚上7点钟下班，回家洗菜做饭。朋友们陆续到来，拎着酒、水果或是蛋糕，8点钟准时开餐。每次招待5、6个人到10个人不等，最多的一次挤了11个人。
家里一开始只有两把椅子，没地方坐，起初常来蹭饭的两个人就自己买了两个蓝色的塑料凳子，还在凳子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后来Zoe索性一次性买了8个同款凳子放在家里，“养了一帮蛀米大虫，还会点菜，比如栗子焖鸡，我要早早地开始剥栗子。”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总会聊起工作中遇到的难事儿。Zoe说，在北京很难避开聊工作，各行各业都很难，也有人会吐槽一下单身的苦。偶尔她也会组织大家看个电影，有哭有笑的。
几顿饭下来，很多人渐渐把Zoe家的客厅当成了自己的避难所，遇上失恋、失业哪怕只是单纯地心情不好，都往这跑。吃饭、喝酒、聊天甚至是痛哭，错过了末班车干脆就住下——客人睡床，Zoe睡沙发。
“之前有句玩笑说，全三里屯的人都知道我家门锁的密码。”Zoe经常收到不同的人发来微信，不管她在不在家，凡是到三里屯没什么事情做，就去她家里打发时间。“Zoe食堂”不知不觉变成了“三里屯单身女子公寓”。
薛兆年认识Zoe，是因为一位共同的好友拉了一个微信群，互相安利好物，交换闲置，在这个群里，薛兆年知道了Zoe家的“食堂”。
回忆起第一次去Zoe家，薛兆年打趣说：“那天她（Zoe）低估了大家的饭量，坐得也比较拥挤。”虽然饭菜不是很合她这个北方人的口味，但是气氛非常热闹。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比如武伟，后来成了她的男闺蜜。
有一天晚上，几个人在Zoe家喝酒，薛兆年喝多了，随口说了一句“我操，我都要25了”。Zoe瞥了她一眼，没接茬儿。过了几天，薛兆年收到Zoe发来的一张电影截图，上面有句台词，大意是，25岁还有无限可能。当时她差点哭了。
Zoe也没想到，自己会和大家发展出这样的关系，甚至有人半夜给她发微信说，此刻特别想吃她做的某道菜。Zoe说，来蹭饭的大部分都是像薛兆年一样合租的年轻北漂，可能大家在北京真的都太孤独了，太久没有感受过被人关心、被人照顾、被人爱了。
上个月，Zoe交了新男朋友，又换了工作，搬离了三里屯，“Zoe食堂”不得不告一段落。很多人问她，失去了你家的客厅，我以后深夜该去哪儿痛哭？薛兆年也很怀念在Zoe家赖着不走的那些日子，“吃她的肉，喝她的酒，睡她的床，把她赶到沙发，特别开心。”
Zoe说，可能自己年纪大了，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她知道，对很多年轻的朋友而言，一个人面对这些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在北京举目无亲，可谁又不是呢？
6、共享社区
尽管近两年来，北京的房价不再上涨了，但是对于普通的北漂来说，买房子仍然是一个奢望，租房才是最实际的打算。《中国青年租住生活蓝皮书》的数据显示，2018-2019年度，20-30岁租客占城市租住群体84%，90后占比达到了75%，成为城市租住人群的主体。
然而租房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是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如何能以适当的价格，拥有一处容身之地，成了一个难题。一些中介公司看准了这一趋势，将整套房子隔成一间一间，分别出租。在那之前，人们往往是借助人情网络，合租一套房子，也共享一部分生活，而现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个的陌生人，各自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好处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空间，坏处之一则是，隔绝和孤独。
租房市场上也曾注意到这一点，并建造了一批共享社区公寓，试图解决年轻人的社交隔绝问题。
在北京三环边上，紧邻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片住宅区里，就藏着一家这样的青年公寓——2015年4月开业，此前曾获得雷军旗下的顺为资本领投A轮融资。
社区里有两栋5层高的公寓楼，布局类似大学宿舍楼。一楼的共享空间分别配备了厨房、酒吧、台球桌和工作学习区，负一层有小型健身房和放映厅。
公寓对租客有一套筛选机制：45岁以上的不租，带小孩和老人的不租，不爱交朋友的不租。此外，房租的价格设置也是一个门槛——4000元起。
“说实话，这个房子并不便宜。”祝森林在这里住了一年半，对这个社区印象最深的，是到处洋溢的年轻气息，院里进出的都是20多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带着50%以上的学校气氛，一点都不死气沉沉，至少不是一些老小区常见的‘老人、孩子与狗’。”他见过有人呼朋引伴在共享空间蒸螃蟹、煮火锅，玩狼人杀，也有人看书学习。
2016年底，他现在的女朋友租了这套房子。房间只有十五六平，长方形的，一进门先是一个玻璃墙的卫生间，往里走是一套“上床下桌”，床比宿舍的要宽，有1.8m，靠窗的位置摆了一张单人沙发，下面铺了一张小地毯。祝森林说，女朋友当时选这个公寓，主要是看中它的地段好，离公司近。房租接近5000元，算上水电，即使后来两个人合住，也不算便宜。
两栋楼之间有一个小型篮球场，夏天总能看到年轻的姑娘小伙的身影。公寓的运营团队几乎每周都会组织联谊活动，祝森林有一次看到篮球场上出现了一个充气泳池，大家穿着泳装，拿着水枪，“玩得挺嗨。”社区也搞过房门涂鸦大赛，第一名有800元奖金。祝森林的女朋友是设计师，以前画过手绘，那次轻而易举就夺冠了。
两个人谈恋爱以后，很少再参加那些娱乐项目或交友活动，“上班都比较忙，回去能睡觉就可以了。”去年11月，祝森林和女朋友从共享社区里搬出来，租了一套一居室。尽管他很认可社区的年轻和活力，但总觉得气氛大过实用。
7、没有客厅的年轻人
Zoe租房时也曾考虑过搬进共享社区，但在实地考察过一家公寓之后，她觉得性价比并不高——房间非常小，没有生活感。她不喜欢那种样板间的风格，甚至怀疑那些共享空间究竟能不能建立友谊。
在台湾旅行时，她亲眼见到在类似的青年公寓里，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交流。“那种我们想象的，有一个人抱着吉他弹琴，大家在旁边唱歌的场景，还挺难发生的，想象而已。”Zoe觉得，如果大家连跟室友、同事都很难破冰，很难去建立关系，更何况更大范围的陌生人。
在她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公寓的形态。她回想起身边大部分年轻朋友的状态，就是不想、不愿意、也懒得去了解别人，“有点玻璃心”。
某某说了让自己不舒服的话，就不想再跟他做朋友了；或者某某转了一篇自己不喜欢的文章，就要把他拉黑。“也许有人觉得要精简自己的朋友圈，”但Zoe觉得，一旦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很难交新朋友。“再加上现在又鼓吹一种很独的生活状态，都在讨论怎么把微信对话结束，拒绝被陌生人搭讪。”
她看不惯大家天天抱怨孤独，又不愿意打破孤独。“你孤芳自赏，等着会有人来解救你？不可能的。”Zoe说北京最好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在扑腾，“跟一锅煮沸的饺子一样。如果你的问题是没有客厅，你孤独，那你就去做有客厅的人，去做不孤独的人。”
但她也理解年轻人的自顾不暇，“他们无暇给别人爱，没有耐心去了解彼此的生活。我自己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想让我照顾你、倾听你、陪伴你？”
薛兆年想，也许是因为大家越来越自私了——每个人都只想考虑自己，但同时也需要别人。
当代年轻人的孤独感，是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独生子女的经验、对互联网的依赖、生存的压力、房价……等等，但是这么多问题，都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不了这么多，能解决的，只能是自己的生活。
到北京四年，薛兆年有了很多“周更朋友”、”月更朋友“。“天天见面该拉黑了，很多人连这样的朋友都没有。”她希望，有一天能在家里和朋友见面、聚会。但现在似乎还不可能。
而且，这些对于目前的薛兆年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她已经在为入职新公司做准备了，“有琢磨这些的时间还不如工作呢。”薛兆年告诉自己，思考这些问题并不能延缓她的年龄增长，也没有办法延缓房租的增长，更不可能提高她的收入，她宁愿将全部的时间投入工作。除了房间小点，她对北漂生活也没有什么不满意。在这个城市，她已经慢慢有了家的感觉。
“反而是每次过完年从家飞回来，落地北京的一刻才踏实。”她说。
—— 完 ——
题图为室友拍的小夏和住在另一个房间的室友的猫。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