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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武汉三个场景下除夕夜的故事。透过他们，我们看见武汉的局部细节，看见平凡市民们的焦虑，疲惫，坚强和希望。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愿武汉与我们在春天相见。
“到底患了什么病？”
大年三十的这天傍晚，罗家敏送走儿子后，门外的声控灯很快便灭了。楼道复归昏暗，门内寂静无声。
今天已注定无法团圆。10天以来，持续且不明原因的低烧、乏力迫使她无法长时间下床活动。她也没什么事做，得病的消息很快传开，除了偶有探望的儿子，这间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的经济适用房罕有访客。她全天都戴着口罩，与老伴分房睡，彼此也常常无话可说。
就像这里很多反复回忆自己经历的人们一样，罗家敏每天也在复盘她到底在哪里染了病。1个月前，她的老伴因骨折被送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后，她不得不每天往返奔波。罗家敏猜测“在这个途中，很有可能是在医院电梯里感染上的。”
她的老伴对此也深以为然。他们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家敏到底患了什么病？
最初的病状出现在2020年1月14日的早上——2天前，老伴做完更换人工关节的手术后出院回家。她感到四肢无力，持续发烧。症状使她以为自己患上了感冒，但经过5天的社区医院诊疗后，她的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19日的晚上，罗家敏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这天夜里，后湖院区人满为患，直到次日凌晨1点，她才坐到了内科急诊室的医生对面。
她做完CT已是早上6点。病历上没有呈现她的诊断结果，CT诊断报告显示她双肺多发感染。医生给她挂了利巴韦林的点滴，并叮嘱她每天服用三次酚麻美敏片（泰诺）和两次奥司他韦，它们通常被用于缓解流感和普通感冒的症状。医生叮嘱她回家休养后，再没有说什么。
这似乎没有效果。1月22日，儿子再次从武昌赶到汉口，将她送到汉口医院就诊。待他们赶到医院，“我感到绝望。”罗家敏回忆，她看见偌大的候诊厅里，已经排了500多人的队伍。这一次，罗家敏放弃了诊治。“身体排不了队，又怕交叉感染。”
她又回到了百步亭社区医院。通常情况下，老伴会在每天早上9点，驾驶老年代步车将她送到目的地注射利巴韦林。
她一般会在下午1点返回家中，服用医生开的药片。烧已经退了，但总会在夜里1点发作。她说，早上去社区医院就诊的时候，“必须是发烧的状态，否则医院就不会给我打针了。”
持续的乏力和反复的发烧使她疲于应对，“已经没有多少坚持下去的欲望了。”罗家敏说，这病从内部慢慢地掏空了她。
老伴没有戴口罩，坐在沙发上盯着妻子看。对于这一切，他无能为力。这对老夫妇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对江城的感情血浓于水”。两人1990年代遭遇下岗，他们曾常年在汉口赵家条摆夜宵摊。“一生中的几个大事，都在武汉度过。”
同样无能为力的还有社区居委会。罗家敏曾向他们求助，支部书记便每天给她打电话询问病情，再无他法。“但这有什么用呢？”
他们几乎不接收来自外界的信息。自从罗家敏生病后，家里的电视没有再打开过。她也几乎从不看手机上关于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信息。
儿子住在武昌的杨园，两家隔江相望，但他也不是每天都来。罗家敏说，以前儿子的工作忙，逢年过节才回来看看父母，“现在病了，倒是见得多了。”
对于母亲的命运，儿子也无能为力。“他带我去看病，也劝我在家隔离治疗。”
罗家敏干咳了几声，从下巴处掀开防尘口罩，喝了口保温杯里的水。“我知道大家都尽力了，可我就想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这个除夕夜里，两人不到9点便各自睡去。像这些天的每个夜晚一样，罗家敏身体困乏，但彻夜难眠。
发热医生的除夕
徐明煮了一碗速冻水饺，端给了妻子叶柔。她勉强吃了几个，放下了碗。在这个四口之家的饭桌上，仅有前两天剩下的半碗菜薹。
家里现在只有速冻水饺。武汉封城以后，多家超市的方便面和速冻食品的货架被人们扫购一空。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爆发前，叶柔夫妇本来已为这个春节做了周全的安排，并且提前想好了年夜饭的菜单。但一切都已经改变。
有了解他家情况的邻居，送来一包蔬菜和水果。徐明从门口拿进来，放在地上。门上的对联和福字，是徐明除夕下午贴上的，成了这一家和春节的唯一关联。贴完之后，他拍照发了条朋友圈：“再难也要过年。”
身为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医生的叶柔，介绍着饭桌上几种药的功效：“你要想预防感冒的话，可以吃点莲花清瘟胶囊。阿比多尔片是治上呼吸道感染的，莫西沙星片也是抗菌的。”
就在武汉封城两日前的晚上，徐明出现畏寒症状。到了23日，叶柔夫妻几乎同时发烧，“他37.5度，我38度。”
发烧并不表示一定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关联，但足以让他们产生焦虑。
23日下午，叶柔前往自己就职的医院检查身体。她本在休产假。“做了血常规和甲、乙流感检查，还拍了肺部CT。流感检查和CT都正常，但血常规显示有感染。”叶柔说：“我担心我也得了肺炎，可能还是早期，所以CT检查时正常的。”
“我们医院只有发热门诊，当时人太多了，队都排到了楼外面，我怕交叉感染，就没敢过去。”叶柔说，同事为叶柔开了些药，建议她在家隔离观察，因为医院目前床位也非常紧张。
作为医生，她对自己的身体敏感并有经验，“以前我感冒都是先有流鼻涕、喉咙疼这种症状，这次主要症状是心慌气短、持续低烧、双下肢无力，和以前的感冒发烧完全不一样。”
徐明回忆，他曾在1月14日坐高铁前往北京出差，1月16日返回武汉，“当时一般人根本不重视这个事情，在高铁上我也没有戴口罩。”叶柔分析，高铁上空气不好，人员又比较密集，那趟出差有可能让丈夫感染病毒。
叶柔说，更早前的1月9日，当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的肺炎被定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我们医生圈当时就推断，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力不比SARS弱。”她便买了些N95和9132型口罩，“但是没有买很多，当时觉得疫情很快会被控制住。”
同时，叶柔也提醒丈夫徐明，要他出门戴口罩，但徐明并不以为然：“身边的朋友同事大多跟我一样，没太当回事。”直至1月19日，武汉市卫健委一次性通报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的信息，徐明这才开始重视。
23日凌晨，武汉市官方宣布将于当日10时起封城。徐明在手机上看到消息后，连忙去小区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些速冻水饺，“那家店比较小，也就只有速冻水饺这种吃的。”
“其实我都不担心自己，主要是担心她和两个孩子。”徐明说：“女儿不到3岁，儿子才4个月，她产后身体又虚弱，抵抗力差。”
他们也曾后悔。“本来我们想在22号的时候回长沙过年，但是转头一想，孩子还小，回去的路上太折腾，而且专家也呼吁武汉人尽量不要离开武汉，所以我们就留下了，没想到……”
到了24日，徐明的体温恢复正常，而叶柔却丝毫不见好转。“从今天下午开始，我就一直觉得心慌、胸闷、乏力，小腿肌肉无力，不摸的话小腿好像都不存在一样。”叶柔向记者描述着她的症状：“我现在在这坐着，都一身冷汗。”
吃完饺子，叶柔决定要连夜去自己供职的医院住院治疗。她向徐明交代，在家应该怎样消毒，怎样照看两个孩子。
她给同事打了电话，描述自己的症状，并询问是否有空的床位。几分钟后，她在发热门诊的一位同事回了电话，又详细询问了叶柔的症状。
这位同事告诉叶柔，她可能只是感冒发烧而已，而且就算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最好的办法也是在家隔离观察。即便现在到医院，也难以很快确诊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医院不是定点医院，病患样本需送至武汉市疾控中心检验，出结果需要三天时间。现在住院也只能是隔离观察，床位紧张、医疗物资紧缺不说，还可能要面临交叉感染的风险。”叶柔转述。
接完电话，叶柔的心态似乎平和了许多，“我好像放松些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去医院真的还不如在家呆着。”
在这个除夕夜，只有他们不到3岁的女儿，独自跑动蹦跳，脸上挂着笑容——她还不明白眼下的境况意味着什么。
电视是开着的，但播放的并不是春晚。夫妻俩播放了一部动画片，希望它能吸引女儿的注意力，从而减少些大人的负担。
“如果我俩都病倒了隔离了，这俩孩子怎么办？”不得已，徐明联系了身在长春的大姐。24日下午4点50分，徐明大姐从长春飞至郑州，后又乘高铁到达孝感。由于公共交通停运，大姐如何进入武汉，让徐明焦虑不已。他一整天都在四处联系，希望能有人能送姐姐到武汉。
最终，有好心人表示可以去武汉城边的检查点附近，接坐网约车从孝感过来的徐明大姐进城。
25日除夕夜的凌晨两点多，姐姐终于抵达徐明的家中。
如果叶柔的身体没有大碍，再过十来天，产假结束后，她也将投身一线。“我们医院正在建实验室，很快便有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可能也要成为定点医院。”
重症科里的年夜饭
16名近期收治的重症感染患者，被安排在中南医院3号楼4层的隔离病房。
雨断断续续下了一天，3号楼大厅空空荡荡。奋战多日，对于重症科的医护人员来说，夜晚都是忙碌而紧张的。
下午5点多，医院食堂已准备好了“年夜盒饭”。它们在保温箱里层层叠叠，被送入隔离病房一墙之外的休息室内。
盒饭里盛放着一荤两素。下班的护士们早已感到饥饿。她们摘下口罩，快速地往嘴里送入食物。盒饭也是限量供应，每个盒饭上都写了主人的名字。
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表示理解，“外卖都停了。”
“物资都很短缺。”一名护士说，他们进入隔离病房后使用的防护措施还能供应上，“但下班后使用的口罩得自己买。也很难买到了。”她对面的男护士拿起桌上一颗巧克力。巧克力是今晚的专供。
到底有多少个年头没和家人春节相聚，彭志勇自己也讲不清楚。留美归来后，他习惯了在病房过节。“这三个星期都在这里度过了。”
有关武汉的各种消息纷纷涌现。关于这个科室最新的消息是，1月22日，他们使用建立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方法成功救治一位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属于湖北省首例。
纵然如此，他依旧不能放松。在主任办公室里，他甚至无法将身体舒缓地放置在靠背上。
在这个重症隔离病房里，生死都是常态。
彭志勇回忆，疫情爆发至今，有好几个家庭因为治疗费用的问题而做出了放弃的选择。他透露，ECMO疗法治疗成本通常是十几万元。近期一例重症患者家庭条件不佳，“他的亲属把亲朋好友都借遍了，当时就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回来。”但也有人因为家庭条件实在难堪病情的延续，无奈选择“拔管”，而仅一天后，国家相关的治疗费用减免方案就出台了。彭志勇说，他感到遗憾。
时针指向8点。刚从隔离病房出来的护士李静脱掉了厚厚的防护服，在保温箱里翻出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年夜饭”。她早已汗湿了额头，护目镜和口罩的勒痕清晰可见。
为了抵御来自隔离病房的任何危险，李静和同事们在进入前要穿上三层防护：手术服、头套、手套、鞋套组成的第一层防护；白色的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护目镜、面屏组成了面部防护层。
这样一套衣服，需要30分钟的穿戴时间。且在穿着上防护服后，医护人员的行动将受极大的限制，“比如走路不能迈大步子，还不能喝水，不能如厕。因此需要每4个小时就要走出隔离病房，休息一次。”
但特殊时期，4个小时都是奢望。彭志勇说，疫情爆发后，同事们甚至要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16小时。
就在李静坚守一线的同时，同为医护人员的父亲、姑姑亦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家里面只有哥哥陪着母亲。1岁多的宝宝和老公也在家里等着。”
“今天过年，早上还和妈妈通过视频电话。她教我如何包饺子，怕我包不会。”
她将在除夕夜的凌晨1点下班回家，“回去就要包饺子。”
这个夜晚，护士付行在护士站里接到了一个电话：家属给患者拜年，请她转达。
对方在电话里说：“妈，你好好加油，等你康复了，你女儿、孙子在家等你回去过年。”
她进入隔离病房，送去远处的祝福。一些护士被替换出来。进出的人们都年轻，精力旺盛，疲惫不堪。他们所处的江城武汉，和中国的任何地方一样，进入除夕的子夜。（徐明、叶柔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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