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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慧
“现在是非常时期，全国全省的医用物资都非常紧张，随州也一样，我们现有医用物资库存仅够三天左右的使用。”
2月6日晚，湖北省随州市市长克克在接受央视“新闻1+1”栏目采访时称，随州目前每天消耗医用N95口罩5500多个、防护服4000多个。由于口罩和防护服消耗量大，且没有稳定的供应来源，这些医用物资十分紧缺。
截至当晚24点，随州已有915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是湖北省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次于武汉、孝感和黄冈三市。
当下，防护服、口罩等医用物资的紧缺，仍然是疫情防控面临的难题。工信部已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扩大产能。截至2月4日，国内医用防护服产量提高至3.16万件，是一周前的四倍左右。
同时，各方也通过进口渠道补充医用防护服的缺口，其中，跨国公司在此方面具备优势。
疫情发生后，杜邦通过国内外资源，向中国市场投放了100多万件防护服。作为全球最大的防护服生产商之一，杜邦目前正配合工信部，接受政府部门对防护装备供应和分配的统筹指挥。
2月6日，界面新闻独家专访了杜邦中国个人防护业务商务总监戚敏，以下为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这次疫情的爆发很突然，你们什么时候注意到防护服出现供应紧张？
戚敏：大概在1月21日和22日，开始发现公司的防护服和口罩出现供货紧张情况，几乎所有的经销商都在要求订货。这个现象很反常，因为临近春节，大部分工厂停工，以往此时对防护服的需求应该较小。
一开始，我们没有预料到疫情发展的速度会这么快，所以只是小规模地调配产品和产能。针对这部分突然冒出来的订货需求，先用公司的库存去满足。但后来发现，防护服的消耗速度远超出补货速度。我们才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有点超出想象。
这时候，很多国内同事已经开始了春节假期，国外同事还在上班。我们第一时间（1月23日）和全球的团队成立了应急响应小组，针对疫情做了紧急调配。目前，全公司有40、50个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这个小组由公司个人防护业务的全球业务总监领导。1月24日，他把各职能部门的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明确了几个重点，包括把产能和分货优先安排给中国，特别是有使用需求的防疫一线。
界面新闻：防护服出现供应紧张后，杜邦还有哪些应对的措施？
戚敏：我们紧急和国内的代工厂通了电话，让他们动员员工，在春节假期前晚几天走，这样能多一些库存准备。但很多工人不了解疫情的严重程度，还是回去了。
1月25、26日开始，我们发动工厂厂长做当地工人的工作，承诺付给他们加班工资，也请他们理解，现在疫情严峻，需要他们帮忙生产防护物资，为防疫战做出贡献。
当地政府也非常帮忙，知道这些工厂的作用，出面挨家挨户做工作。后来，工人们陆陆续续返回工厂，开始生产防护服。
同时，销售团队也在控制往其他行业的发货，把防护服留给疫情一线。春节前，经销商通常会准备部分库存，为节后开工做准备。我们暂缓了这些客户的供货，在确保他们不会断货的情况下，先供应疫情需求。
界面新闻：你们是否做过统计，在疫情爆发后，累计向国内供应了多少防护服？
戚敏：从疫情发生后到2月6日为止，杜邦在中国市场已经累计投放了100多万件防护服。其中，不到三分之一是国内的库存以及国内最近生产的防护服，剩下的都来自国外进口。
这些进口的防护服中，一部分是国外释放产能后紧急生产并运过来的，另外一部分是从主要销售国的库存里调出来的。
界面新闻：目前杜邦在国内的防护服生产是否恢复到了正常的产能？
戚敏：产能恢复率总体在50%左右。现在只能把本地的工人找回来，很多工人已经回老家过年了。在目前的防控条件下，他们跨省出行比较困难，回到工厂后，也有隔离方面的要求。
杜邦是全球最大的防护服生产商之一，在很多国家设有生产基地，这部分产能成为满足现在疫情需求的重要来源。
在我们的应急响应小组里，包括了各个国家负责供应链和销售业务的同事。海外同事尽可能把供应欧美地区的产能释放给中国，我们再根据调配出的产能，选择相应产品型号组织生产，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到中国。
界面新闻：和正常状态相比，目前国内对于防护服的需求量增加了多少？
戚敏：一般情况下，杜邦在中国销售的防护服大部分由本地的代工厂生产。
现在，国内的需求量突然暴增，约是平时消耗量的10-20倍。即使国内工厂满负荷生产，也没法满足疫情需求，因此不得不借助于海外工厂能力。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介入，可以缓解一部分防护服的缺口，但还远不足以满足全国的需求。
界面新闻：杜邦每天在全球生产的防护服中，目前有多少比例会提供给中国市场？
戚敏：因为我们的防护服品种很多，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比例。但中国肯定被放在最优先级的位置，供货数量也是最多的。
其他国家的同事也清楚，中国是疫情重点地区，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会影响到其他地区。所以他们在保证当地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把产能让给中国。
现在，欧美地区对防护服的需求也在上升。但最明显的还是亚洲国家，这些国家有输入性案例存在，确诊感染人数也在增多，各地政府也在做预警性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的产能会越发紧张。
界面新闻：防护服分为医用和工业用等不同种类，杜邦如何调配不同类型防护服的产能？
戚敏：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年在国内的医用防护服销量，只占到公司在中国防护服销售总量的约3%-5%。现在，公司把医用防护服的产能做到最大负荷，同时也在扩大工业防护服的应用领域。
医用防护服在缝制起来后，还需在接缝处贴胶条提高阻隔性能。贴胶条听上去简单，但要培养一个熟练工人，至少需要三个月。胶条如果牢固程度不佳，或者留有缝隙，会形成潜在的风险源。
我们部分款式的工业防护服和医用产品一样，也是有胶条的，但它们没有经过灭菌处理。对于没有严格微生物指标控制的场所，可以考虑采用这些符合欧标的工业防护服。工信部最近已经发文，对欧标认证的产品给予临时使用许可，杜邦也在这个许可名单里。
界面新闻：1月28日，杜邦把第一批进口防护服运到了国内，当时情况是怎样的？
戚敏：当时是上海市政府找到我们，希望通过进口相关产品弥补国内防护服的需求。1月24日，我们开始运作这件事，在政府的支持下，协调安排了东方航空公司最大的一个仓位来空运物资，还提供了绿色清关通道，两批防护服分别在28日和29日运到。
这也是杜邦首次在如此短时间内调配物资进入中国，也打下了我们为工信部进一步调拨产品的基础。
界面新闻：和疫情爆发之初相比，目前防护服的供需矛盾是变得更紧张了还是宽松了？
戚敏：从我个人感受来说，1月23-24日，主要是经销商找我们。到26-27日，越来越多的医院等直接使用单位找到我们，因为这时经销商也拿不到货了。紧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之后，我们每投放一批防护服，供应紧张的情况就会好转一些，但过不了几天，又会有各种求购需求。
杜邦现在已经和工信部对接上了，他们会把我们的防护服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沟通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政府部门对防护服供应紧张情况的急迫和焦虑。
界面新闻：杜邦是什么时候纳入工信部对医用防护服的统一调拨体系的？
戚敏：1月底，我们开始配合工信部，正式接受他们对防护服、防护装备供应和分配的统筹指挥，每天都需要和工信部沟通生产计划和到货日期。
基本上，我和同事每天早上都是被工信部相关同事的电话叫醒的，因为他们需要汇总防疫物资的到货、调配情况，并向中央汇报。
界面新闻：现在您和团队每天最紧要的任务是什么？
戚敏：最紧要的任务是确认原定的到货计划是否正常，后续的生产有无变化。如果有任何变动，都需通知政府部门，不管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对于物资的调配安排。
这其中牵涉到很大的工作量。产能型号重新调配、原辅料供应等问题，都会影响到防护服的供应和到货计划，进而影响到空运的细节以及各国海关政策的变化。需要把控很多细节，才能保证从国外调配的货物顺利进入中国。
每次货到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紧锣密鼓地衔接好，但多少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碰到海关封关和公路拥堵问题。
界面新闻：能举一个这方面的具体例子吗？
戚敏：2月6日，我们通过多部门协调合作，把十几万件的防护服（包括附件鞋套）运到了武汉一线。
这批物资是在疫情发生后，杜邦东南亚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2月3日生产完毕后，计划经过越南和广西间的口岸运往国内。根据工信部的安排，这批物资需尽快运到湖北。
但随着疫情发展，越南在2月4日下午关闭了通往国内的海关口岸。这批物资在4日下午已经在去口岸的路上了。当晚货物到达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们赶紧通过工信部协调，最后越南政府同意放行物资。
这批防护服进入国内后，计划通过公路运输，5日上午11点到达杜邦东莞的仓库。但目前的道路交通不是很顺畅，等到当天下午3点，物资也没有运到。
我们又和工信部进行了联系，考虑了几套方案，比如把货车开到高铁站，通过高铁运往武汉，或者临时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让车直接开往武汉。最后是安排车开到广州白云机场，把防护服空运到了武汉。这批物资到达武汉的时间，大概是2月6日凌晨0点左右。
界面新闻：对于保障国内防护服的供应，杜邦未来一段时间有哪些目标？
戚敏：因为疫情涉及面较大，我们一家公司很难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工信部也已组织各地有类似生产能力的厂家进行定点生产。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提高公司的产能，并且通过全球协调，把产能往中国倾斜。哪怕多往中国进一件防护服，对我们（国内）也是帮助。
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我们也在调整产品配比，比如适当改变工业和医用防护服的比例，以及服装和附件（鞋套）的比例，确保有尽可能多的产品能供应到一线去。
界面新闻：最近这两周忙碌于物资调配工作，您和团队有些什么感受？
戚敏：看到电视新闻上拍到医生们穿着我们公司的防护服，会有一种自豪感。很欣慰，自己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到一线医护人员，让他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治病救人。
虽然也会觉得很辛苦、很繁琐，因为每天基本微信、电话不停，但大家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可能这种回报，已经超出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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