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报道,巴黎当地时间10月9日晚,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47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但另一份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至此,在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346份文献和文献集合中,来自中国的已达到10份。
中国已有10份文献入选世界记忆遗产
据人民网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大使衔代表张秀琴表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于9日宣布中国提名的南京大屠杀档案项目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教科文组织对中国保存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给予的肯定,是对该档案真实性和唯一性的认可,也是对文献遗产保存完整性的最高赞誉,具有世界意义。
此前,中国已有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东巴古籍文献、《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9份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世界记忆工程,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和最佳技术手段抢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此次中国申报的两个项目分别为《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申报时间都为2014年。2014年3月,中国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相关档案名录共11组。2014年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将就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简要介绍中称,《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大屠杀事件(1937年至1938年);第二部分关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战后调查和审判战犯的文件(1945年至1947年);第三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文件(1952年至 1956年)。《“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主要包括1931年至1949年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记录了“慰安妇”的情况和痛苦遭遇。
去年8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的通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将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予以公布。其中,江苏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旧址、拉贝故居、抗日山烈士陵园、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新四军纪念馆等有7处入选。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始末
遗产申报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其微博上披露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始末。
2009年,在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朱成山和其他10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议案,被人大列为当年五项重要议案之一。人代会之后,南京市正式启动申遗项目,成立领导小组,当时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馆联合申报。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申请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案表,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这次启动,在原来3个馆的基础上,国家档案局协调又增加了4个馆,申报单位变成7家,除3家地处南京的场馆之外,新增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
“最初申报内容有‘一组五件’,包括南京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等。2011年,这批档案被列入中国第三批档案文献遗产目录。”朱成山在接受《南京日报》采访时说,档案申报由过去的一组5件变成一组11件,包括照片、胶片和纸质档案三类,新增了谷寿夫判决书正本、贝德士证词、外国人日记等。
此次申报的档案材料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片,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影片、被称为中国的“安妮日记”的国际安全区工作人员中国妇女程瑞芳日记、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这些档案真实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
朱成山称,这11件档案都是真实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这些档案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南京市档案局档案征集利用处处长、研究员夏蓓说,这些档案遗产有助于让世界人民认识战争的残酷性,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同捍卫人类尊严。
学者称中国抗战遗迹申遗刻不容缓
据中青网报道,知名文化学者王学进撰文表示,我国抗战遗址众多,但其中很多已经或正在消失,更有大量遗址正在遭受毁灭性破坏。比如,抗日名将冯占海将军墓被毁,抗战最后一战遗址被毁,四行仓库成家具展示厅,埋葬800多名中美空军烈士的飞虎公墓如今只剩下12块残缺墓碑,冀中地道战的遗址遭受很大破坏,娘子关、阳明堡等抗日战场遗址已湮没在荒野之中,上海的宝山城、罗店、吴淞、闸北、天通庵车站、南京难民区等抗战遗址也已基本不见了……随着各地改造旧城、修建新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抗战遗址越来越少。
王学进表示,申遗要讲个“轻重缓急”,就眼下而言,没有比抗战遗址申遗更紧迫的了。因为抗战遗址一旦申遗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等于承认这份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进而可以通过国际社会的多方面合作使之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被保护,接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监督。
王学进还指出,抗战遗址将成为世界的名胜,可得到“世界遗产基金”的援助,以解我国保护经费不足的燃眉之急,同时还能吸引各国游客前来游览,推进旅游经济。更重要的还在于,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就像申遗成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能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尤其重要的是,抗战遗址申遗也是一种姿态,以此警告安倍政府——中国人民从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万人坑、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日军暴行,我们延续记忆并非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和平,为了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
日本暗藏心机曾屡次反对
值得关注的是,据此前媒体报道,针对中国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相关文献资料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的正常举动,日本官方却一直持反对态度。
早在2014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居然宣称,要向中方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撤回申遗。本月2日,菅义伟又在记者会上宣称:“在日中两国努力改善关系的时期,中国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政治利用,令人极为遗憾。”
共同社4日援引日本官员的话报道,日方质疑中国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档案的真实性,要求中国撤回申报,但遭到拒绝。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惨痛记忆和深刻教训,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也是属于世界的历史记忆,中国相关申遗举动完全合情合理。2014年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进行申报,目的是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中国正常申遗举动的同时,日本近年来在申遗过程中却屡次夹带私货,暗藏粉饰和篡改侵略历史的企图。比如,日本曾把反映二战期间日军自杀攻击记录的“特攻遗书”作为申遗候选对象。再如,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今年7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遗址在二战期间存在强征劳工的历史,但日本申报过程中却有意淡化和回避,遭到韩国和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今年,日本共有两个项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分别是“东寺百合文书”和“流放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归国记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后者的介绍中称,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估计有60万至80万日本军事人员和平民被拘留在苏联劳改营,“舞鹤遣返纪念博物馆”保存了1945年至1956年有关拘留和遣返人员的详细记录。
有观点认为,日本此次特意拿出这些记录申遗,旨在讲述日本战俘在战后的悲惨遭遇,借此突出本国作为战争受害者,淡化其战争发动者和侵略者身份。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针对中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申报符合世界记忆名录标准,相信教科文组织将做出公正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华春莹说,我们注意到日方近来采取了很多动作,想方设法阻挠中方的有关申报。我想强调的是,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中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提出上述申报,有助于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认识侵略战争的残酷性,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同捍卫人类尊严。事实不容否认,历史不容篡改。日方有关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愿正视历史的错误态度。中方敦促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简称《世界记忆名录》,收编的是符合世界意义入选标准的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主要名录。这份名录由秘书处保管,通过联机方式在因特网上公布。《世界记忆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
至今共有100多个国家的超过346份具有世界意义的文献和文献集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包括此次南京大屠杀档案在内,中国已有十份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除《世界记忆名录》以外,世界记忆工程还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这两个名录主要收集具有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地区和国家名录并非在重要性上次于世界记忆名录,而是保护地区和国家文献遗产的手段,因为并不是所有文献遗产都具有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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