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二〇一七年出版的《千年帝国史》（Visions of Empire）一书，正是这些观点的延伸。这部有关帝国研究的杰出之作，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二〇一八年布林顿·摩尔最佳著作奖。英文版洋洋洒洒将近六百多页，体大思精，精彩纷呈，考察了罗马帝国之后五个地理意义上的近现代欧洲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俄罗斯、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其中三个经典大陆帝国、两个现代海洋帝国。在书中，库马尔发展了他二〇一〇年那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作为帝国的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帝国：两种原则，一种实践？》——进一步思考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纠缠与伴生关系。

库马尔书中的两个海洋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有着不同的轨迹，但以帝国与民族的关系论，两者又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个海洋帝国其实也都开始于内（陆）帝国建设。帝国民族的构建成为海外帝国扩张的基础，而十八、十九世纪海外帝国的扩大又巩固了本土民族认同。两大帝国在二十世纪的地缘政治中都是赢家，由此延缓了殖民地民族主义对帝国的冲击。但两大帝国也有所不同：法兰西帝国事业不像英国那样顺利，而是潮起潮落，涨落之间凸现了帝国与民族主义的交互与张力。与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实行的种族等级制度不同，法国在其后期将部分殖民地纳入法兰西民族。尽管这种同化政策最终失败，但其构建“民族—帝国”的努力比大英帝国更进一步。

两大帝国都有漫长的内（陆）帝国历史。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之前是统一英伦三岛的英格兰帝国（English Empire）。这漫长的统一开始于十一世纪，直到一七〇七年合并苏格兰、一八〇一年并入爱尔兰。随着英格兰对“本土”兼并的完成，一个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内帝国”（inner empire）逐渐成型。这个“内帝国”的形成促进了海洋“外帝国”的进一步扩张。而爱尔兰也被学者们称为英格兰的“第一殖民地”“不列颠殖民主义的实验室”，抑或“英格兰人的另一个印度”。也就是说，“必须记住英格兰人在海外扩张之前早已是帝国民族”（p.289）。与之类似，法兰西帝国也开始于内陆帝国。直到十七、十八世纪，经过无数战争和平叛，这个内帝国才得以形成。而内帝国的乡民们真正具备法兰西民族认同，按照欧根·韦伯（Eugen Weber）的说法，则要等到十九世纪末了。

两大帝国的本土民族认同都与海外帝国扩张有关，虽然大英帝国更为成功。昔日英格兰帝国的被统治者（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逐渐产生了不列颠民族认同，并为帝国海外扩张服务。这里，一条从英格兰帝国到不列颠民族主义，再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脉络，成为勾连内外帝国的主线。到十九世纪时，苏格兰、爱尔兰民族已经被英格兰同化，成为大英帝国的“本部”，而不再是“英格兰帝国”的“边疆”。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爱尔兰人爱德蒙·伯克、叶芝成为英国主流的知识、文化精英。进一步地，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成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事业的干将，为之贡献了大约四成左右的殖民地官员。

在本土民族认同构建的过程中，法兰西海外帝国的扩张同样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其过程更为曲折。就在法兰西在欧洲构建其“帝国民族国家”（imperial nation-state）之际，它也在北大西洋开拓了法兰西第一海外帝国，并与英国竞争。当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去了北美十三殖民地前后，法国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英国的战争和殖民地革命浪潮中失去了几乎整个海外殖民地。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使法兰西成为第一个现代民族，同时催生了法兰西第二内陆帝国。拿破仑雄心勃勃，欲建立新神圣罗马帝国。可在其兵败之后，不但第二内陆帝国昙花一现，法国也失去了仅存的海外领地。然而，法兰西帝国并未终结于挫折：法兰西第二海洋帝国始于一八三〇至一八七一年对阿尔及利亚漫长而残暴的军事征服。阿尔及利亚之于法国正如印度之于英国，甚至更为重要。托克维尔，这位《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却对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帝国事业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征服阿尔及利亚，足以鼓舞法国的民族精神和公民美德。在法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派这里，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水乳相融。值得一提的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种吊诡的三角关系，在十九世纪并不鲜见。彼时，自由、民主、共和在欧洲高歌猛进，可也正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峰。与托克维尔相比，后来马克斯·韦伯把两者隐蔽的关联讲得更直白：德国，作为殖民事业的后来者，需要依靠民主宪政来为国家培养政治领袖、优化决策过程，从而更好地实现海外扩张。换言之，自由民主制不仅能帮助德国走向“政治民族”，更有助于其帝国宏业。

回到法国，一八七〇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和镇压巴黎公社的血腥中建立。这个风雨飘摇中建立的共和国，不但完成了法国国民的民族认同，更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一战”前夕，在非洲和东南亚开拓了当时世界第二大的海洋帝国。换言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同时完成了民族构建和帝国构建的“丰功伟业”。这两者有关吗？洗刷普法战争的耻辱和建立海外帝国的荣耀，对强邻的怨恨和从征服得到的尊严，就这样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殖民活动，才能平抚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创伤，才能重建法兰西民族的自信。进而，如果“拥有最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p.387），那么法国的殖民主义更肩负着文明教化“落后”社会的重任，因此殖民主义甚至比民族主义有更高的理由。法兰西民族也由此成为最具帝国色彩的民族。

也正因如此，英、法两大帝国的一个区别就是两者对殖民地的同化程度迥异。英国融合了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共同组成不列颠民族，也在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实施同化政策，但其殖民地如印度和南非却从未成为不列颠民族和获得公民权。为何有此差异？除了同化时间较久和种族主义这两个“自然”原因外，大英帝国通过海外扩张，巩固了本土民族认同。昔日英格兰帝国的被统治者，在为大英帝国海外拓殖的过程中成为不列颠民族的一部分。而通过维系不同殖民地和不同人群的区隔和等级，有利于巩固帝国民族的团结。帝国和民族主义，就以这种一体两面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帝国民族主义（imperialnationalism）。相反，法国投入更多精力同化非欧洲社会，试图在海外殖民地复制自身政治结构和文明。它不但没有在殖民地建立英属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反而把阿尔及利亚人纳入法兰西民族，给予公民权。法兰西帝国就是大法兰西民族(Greater France)；帝国乃是法兰西民族的直接表达和自然延伸。与之相应，法国没有采取英国那样的间接统治模式，而采取了集权化的直接统治。

如果帝国扩张可以巩固民族认同，那么帝国衰落也会带来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本土民族认同的消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战”中大英帝国的绝大部分殖民地没有发生民族主义起义或分离主义运动，反倒在帝国本部，一九一六年爆发爱尔兰复活节起义，并最终导致爱尔兰一九二二年独立，一九四九年退出英联邦。虽然英国作为“一战”胜利国从战败国奥斯曼帝国和德国那里获得了新的中东和东非领土，但爱尔兰独立显示作为帝国内核的英格兰帝国也难免不受民族主义波及。也正是战争，特别是一九四〇年法国向德军投降，以及将东南亚殖民地拱手让给日本，让法兰西帝国颜面尽失，开启了去殖民地运动和民族自决运动。连续失去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后，它失去了维系帝国的动力，法兰西第二海外帝国寿终正寝。

帝国与民族主义的故事并未随着去殖民地化运动而结束。今天，在英国脱欧之际，昔日英格兰帝国的臣民，亦即不列颠帝国的卫士渐生脱离之心。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民族主义泛起，自决公投如火如荼。观其参与殖民的历史，它们脱英的理由实属勉强，可这也正说明帝国和民族之间的边界模糊、变动不居。如果在大英帝国之前曾有个英格兰帝国，那么当大英帝国解体之后是不是连英格兰帝国也应分崩离析呢？英国在其海外（前）殖民地屡屡玩弄民族主义的把戏，如今民族主义反噬其身、冲击本土。真是成也帝国民族，败也帝国民族。与今日英国的内帝国开始崩解不同，法国的内帝国在其现代史上的数次革命和立国后，已转型为坚实的民族国家，免受内部民族主义的冲击。

陆地帝国：老帝国、新民族与新帝国

相比于英、法这两个海洋帝国，三个大陆帝国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更早地遭遇民族主义兴起的挑战。文化、宗教和族群多样性、差异性曾经是这些帝国的优势，但在帝国晚期，帝国和族群之间的张力渐大。地缘竞争的失败或损耗也鼓励了帝国内部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兴起。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沙俄帝国也被俄国革命推翻。旧帝国纷纷让位于新国家。那么，是不是在二十世纪初，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取代帝国独一无二的选项呢？为什么民族主义对大陆帝国的冲击比海洋帝国更大？只是因为它们更大、更具多样性？或是因为它们的能力和资源无法与海洋帝国竞争？抑或是它们的政治模式太“落后”，也渐失政治合法性，从而无法凝聚不同的族群？

具体来看，奥斯曼帝国在三个帝国中下场最惨，不但输掉“一战”，帝国分崩离析；帝国末期的亚美尼亚屠杀事件，也成为土耳其永久的阴影。更奇怪的是，如果其他帝国瓦解是因为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运动所致，奥斯曼帝国末期最活跃的民族主义运动似乎来自其统治民族——土耳其人。为什么土耳其人要追求建立民族国家呢？与奥斯曼帝国类似，“一战”战败的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哈布斯堡王朝一去不返。传统的观点认为自十九世纪后期，老旧的奥匈帝国就已经无法应对民族主义的冲击，其瓦解不可避免，“一战”的失败和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只不过给它最后的绞刑。那么，奥匈帝国是不是气数已尽，无力回天呢？跟奥斯曼、奥匈帝国不同，沙俄在二十世纪初的挑战中并未支离破碎，而是获得了新生，变为一个新型的多民族帝国。如果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罗曼诺夫王朝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的冲击，为什么新生的苏联能够消解这种张力，构建一个比沙俄更大、更强、更有影响力的国家？

追根溯源，三个帝国都历时悠久，几度辉煌，而且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帝国的代表。经济繁荣，族群各具特色，宗教包容。进入现代，三个帝国确实遭遇了挑战和危机，但它们都有改革和中兴，尝试过不同道路，其结局也不乏其他历史可能性。首先，奥斯曼帝国自十八世纪开始衰落，但十九世纪初期的改革，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中战胜了主要对手俄国，跻身欧洲俱乐部，似乎看到帝国复兴的希望。然后，帝国很快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丢失领土和臣民。但也由此造成穆斯林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帝国于是首选以伊斯兰教来凝聚臣民，并以此来消解民族主义特别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如果奥斯曼帝国这一政策成功，那么奥斯曼帝国最后或许会变成泛伊斯兰主义下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分解为多个民族国家。第二种拯救帝国的努力来自青年奥斯曼党和后来的青年土耳其党。如今流行的说法认为他们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为土耳其共和国奋斗。但究其本意，他们旨在拯救帝国，而不是建立新邦。他们的运动混杂了突厥主义、伊斯兰教和现代化运动，而不仅仅是民族主义。

与之类似，奥匈帝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问题丛生。但在库马尔看来，即使对于这个民族主义冲击帝国的经典欧洲例子，也不用过分夸大民族主义的作用。民族主义对于帝国确实是个麻烦，但并不是它压垮了奥匈帝国。十九世纪后期占奥匈帝国42%人口的两大族群——一千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一千万匈牙利人—都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都支持帝国改革来应对挑战。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十九世纪，德意志人是所有民族中最缺乏民族主义倾向的”。大部分奥地利德意志人拒绝了泛德意志民族国家，只有在帝国末期特别是帝国瓦解后，他们才发展出德意志民族主义，并最终在一九三八年与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合并。基于同样的原因，匈牙利人也拒绝民族主义号召，而主张在帝国框架内实现诉求。正因如此，帝国的两大部分奥地利和匈牙利才在一八六七年达成和解，并实施二元君主统治。帝国的政治碎片化确实是个问题，但这也是其包容族群政策带来的结果。不过，帝国的少数族裔并没有追求建立民族国家。尽管心怀不满，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都认为一旦王朝覆灭，他们可能失去更多。虽然其政策多令人诟病，但直至二十世纪初，帝国领土面积欧洲第二，人口总量欧洲第三，制造业规模世界第四，经济稳步现代化。总之，在“一战”之前，帝国并无覆灭之虞。

沙俄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开始受到各种挑战。先是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导致帝国在波兰实施更为残酷的政策，打压天主教廷，强制推行俄语。波兰问题由此形成。随后，犹太人、穆斯林也开始与帝国渐生嫌隙。帝国的对应之道是俄罗斯化，但俄罗斯化并非俄罗斯民族主义，而更多是政治上的融合和文化上的同化。这项政策历时很短，且不断逆转反复，并未根本上改变帝国较为宽容的民族、宗教政策。直至帝国终结，大部分群体对帝国依然忠诚，只有波兰人和芬兰人在“一战”战乱的背景下追求独立。

所以，三大帝国真正的危机还是二十世纪初地缘政治竞争的失败和国力的耗尽。危机之后留给帝国的选项所剩无几。在奥斯曼，土耳其民族主义成为最终选择，与帝国是“一战”战败国，并在协约国主导的《色佛尔条约》（一九二〇年）中任人宰割不无关系。为了摆脱被英国监管的命运，凯末尔奋起反击，领导了土耳其独立战争（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打败希腊、英国、法国联军，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这场命运攸关的战争中，土耳其民族主义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土耳其民族主义并非旨在取代帝国，而是为了挽救民族；当帝国已经无药可救，它才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建国后凯末尔逐步清理伊斯兰教的影响，并选择了西化的道路。土耳其似乎成为一个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典范。可就是这样一个典范，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两大力量，在其百年政治史上相互制衡，至今纠缠不清。

到底是什么让奥匈帝国在一九一八年后四分五裂呢？库马尔认为，帝国与民族主义水火不容的主流观点并不正确，“一战”中少数民族对哈布斯堡帝国也保持忠心；而且内陆帝国也并不必然比英、法海洋帝国更难处理族群多样性问题。战争后期，协约国并不打算肢解奥匈帝国，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原则开始也只是针对奥斯曼。只不过，输掉战争的奥匈帝国已经油尽灯枯：“民族主义或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是导致帝国毁灭的原因，是其他帝国以及帝国深陷的杀伐征战”才导致其解体（p.205）。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因，或许才能解释延续六百年之久的帝国的瓦解，即便这个经典的民族国家取代帝国的例子也还有其他历史可能性和不同的解释。

对沙俄而言，真正的挑战也来自地缘政治的压力和社会革命的兴起。从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的溃败到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从“一战”国力耗尽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帝国最后终结于竞争者和革命者。但有趣的是，革命创建的新国家成功地建立了“多民族帝国”(empire of nations)，消解了民族主义的威胁，整合了内部的多样性，提供了帝国现代转型中的又一种可能。这个新形态的帝国，是一个反帝国的帝国：苏联不再通过它所批评的大俄罗斯主义来掌控、同化少数民族，而是以新的意识形态超越了民族主义，为新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同时，它用新型政治组织以及平权行动项目来维系国家与民族的平衡，化解了民族主义的张力。当然，这些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种种问题和反复，特别是在冷战后期遭受到国内国外挑战，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不过这也正说明，帝国的现代转型可能性诸多，且在不同时期情形各异。帝国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与其说已经结束，不如说尚在发展。

帝国的历史真的已经完结了吗？今天，俄罗斯的帝国雄心尚存，苏联解体之后的版图远谈不上固定了边界，而还在不断调整（克里米亚即是一例）。潮起潮落，谁又能说苏联解体就是历史的终结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融合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欲在美国影响式微后的中东重振奥斯曼帝国的雄风。风水轮流转，落幕的大英帝国反而要面对奥斯曼、哈布斯堡曾经经历的民族主义涌起的困局：北爱尔兰、苏格兰纷纷提出民族自决，“英格兰帝国”的帝国民族内核已经摇摇欲坠。

作为新的政治实验，法国和德国领导的欧盟，尽管磕磕碰碰，但最终是否会通往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抑或是旧瓶装新酒的欧洲帝国（Europeas Empire），亦是未定之数。或许，其成功的关键仍在新的“欧洲民族”认同和帝国构建齐头并进，甚至成为欧洲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所言的“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帝国”。只不过这次的帝国民族建设，似不会再有多少使用武力的空间。

放宽历史的视野，尽管欧盟或者联合国这些区域或国际性组织的命运未卜，但在库马尔和《世界帝国史》的作者伯班克、库珀等看来，民族国家不但是昙花一现，而且由于其缺乏想象力来处理眼下的全球挑战，更需要帝国的视野来予以补充。前尘未了，新局纷至，或正说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重奏远未结束，甚至永不消逝。

（Krishan Kumar, 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