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睿璞家族办公室 郭宥廷

19世纪中叶，洛克菲勒家族从保护家族财富以及商业利益的核心出发，集结金融，法律以及财务等专业人才，创立了世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家族办公室则演变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全方位私人定制的财富管理和传承规划的机构。

自从中国40年前改革开放并引入资本发展以来，内地市场已孕育出庞大的高净值群体，而根据2017的胡润财富报告所显示，大中华区具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已达到186万户，增长率高达8.6%，而具有亿万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则达到9.9万，增长率达在11.6% 同时因中国国际化战略“一带一路”的布局，高净值群体数量也会保持逐年递增状态，但随着上一代的创业家步入接班期，以及新时代市场结构的改变，高净值客户也面临着诸多像是“企业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衰亡”的怪圈，以及资产大幅跳水的窘境。

对此，针对新兴中国市场的家族办公室也在近年应运而生，从而提供财富管理，慈善捐赠，税务规划，子女教育等服务。然而，中国与家族办公室的滥觞-美国相比，仍然属于试水阶段，确切的体系以及执行方案仍然有许多探讨点。所以本文将透过比较中美两国的专业机构的发展势态，中美两国高净值群体的需求差异，对未来总体市场趋势进行分析探讨。

家族办公室是维护家族兴盛的“大管家”

传统意义上来说，家族办公室的初衷是为个体超级富豪家族提供财产配置，传承咨询，慈善捐赠等服务。随着时间推进，许多家族办公室的平台陆陆续续多个家族。按照家族财富联盟Family wealth alliance所设立的标准，单一家族办公室需要符合管理净资产1亿美元的总额规模，而联合（也称多家族）办公室则要管理总额约5亿美元的资产。

根据瑞士银行在2017年所发布全球家族办公室的报告所示，北美家族办公室占全球比例31.6%，其中单一家族办公室占有比例为全球最高。相反的，亚太市场家族办公室在全球比例仅有16.6%，而且以联合办公室为主流。这种不同地区差异是由于欧美已经在100多年前开始针对富豪进行资产保护结设计，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亚太地区，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该市场的运营成本会因为资源的缺乏而增加。另外，大量资本产生的规模效应也能有效的降低总体支出。因此基于上述几点，目前中国市场上主导的依然是联合家族办公室。

综合来看，无论是单一还是联合家族办公室，主要扮演的都是维护家族兴盛的“大管家”角色。两种类型除了管理家族数量的不同，大多数的服务范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性。按照业内标准，服务范围可简单将服务归纳为投资管理，慈善赠与和基金会，信托设立，传承规划，以及税务以及法律咨询。而依照个体的需求也可以衍生出艺术品收藏，管家安保等服务。但两者性质层面仍保留一定区别。

首先是定制程度，一对一的服务模式可以让机构更有效的为家族量身打造符合自身优势的传承规划以及战略性布局。以索罗斯为例，2012年他将其之下的SFM对冲基金，转型成管理250亿美元自身资产单一家族办公室。透过这种策略，索罗斯可以将基金聘用的顶级金融人才，转换为自己优势，并对财富创造价值。

其次，控制权也是能够体现出差异的因素。单一模式本身的实际控制者仍是家族本身，而公司则为成本中心。普思资本作为亚洲首富王健林旗下的家族办公室，管理的资本都是家族自身的财富，因此所涉及领域也都是按照本身意愿行事，而无需考纳其它因素。

中国开拓家族办公室的新疆土之前，中华地区的高资产人士会倾向于选择私人银行业务作为财富管理的手段，广义来说，私人银行与家族办公室都是客户资产增值作为主轴，但两者拥有不同的核心经营概念概念。

私人银行主要是站在卖方角度以管理资产收益率为出发点，对客户财富来源，职业等因素进行划分，提供需要自行决策的金融产品给客户。而按照2016中国私人银行的业务分析来看，中国大多数的财富配置模式依然是以产品端为驱动代表，并且通过考核销售产品作为机构收入主要来源 。按照分析但这模式会造成出少数专业顾问为了追求利润，而倾向推出高风险产品给不愿意承担风险的客户。

相反的，家族办公室则是站在客户背后以“守护者”的姿态对不同领域进行风险评估，从而达到真正的保护资产作用。然而，近几年随着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剧增，国内市场上已经充斥着高达3000家打着“家族办公室”名号的金融机构，但根据业内统计，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仅占10%，多数机构是以产品销售渠道演变而来，业务范围包含投资，移民，保险，房产，甚至是医疗美容。所以中国市场相较于成熟的美国比，对于机构定义的界限仍然模糊。

家族资本基业长青破解的关键钥匙是后代

高净值人士在财富增加的过程中，都会具备独特的家族资本。Danes在检验美国中小型企业短期绩效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时，提出家族资本是由有的财务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所构建。根据定义，财务资本指的是货币以行及实物资产，人力资本则集成家族人员具有的技能，能力，文化程度，抗压能力等，而社会资本则涵盖两方面，一种是外部结构，包含婚姻关系，企业等；内部结构则是则是由家庭道德思维为基础，形成利他主义，社会价值观等。Sorenson则进一步探索美国405家族企业发展轨迹，并且利用模型证明家族资本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性。对此，为了实现这类无形资产的延续性，提前规划传承是中美两国顶级阶层人士共同的关注焦点。

按照中国市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国内已经有高达86.2%的企业家已经开始或者着手家族事业的传承，另一方面，瑞银报告也指出，近66%的北美家族办公室也已经在制定传承计划，而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来源于代际交接。

家族资本是维持基业长青基础，而传承就相当于一个保险箱，破解的关键钥匙则是后代。

对于陆续迈入隐退阶段的企业来说，顺利培养后代接班并且能够最大程度的驱使他们利用赋予资本是目前着重的目标，但这往往会牵扯到许多复杂的税务以及资产增值概念。同时在考虑到遗产继承可能会引发的争议，传承同时也会涉及设立信托等保护结构。因此基于这几点，可以归纳出两国在传承方面都存在需求，并且随着资产永续意识的提高，以家族办公室为首的第三方机构都成为落实计划的奠基石。

从遗产税的角度，中美两国采用不同法系。美国针具有35%的税基，而中国因则尚未有完善的资产评估体系，而没有暂时没有固定的征收措施，但2012年随着深圳对遗产税的试点开展，以及CRS（全球统一报告标准）的落地。两国机构都在研究如何利用本国法律结构为资产配置服务进行革新。

在CRS中，要求参与协议的政府定期对涉及税收的金融账户，包含存款账户，托管账户，现金保险合约，股权/债券等信息都会自动申报交换，以强化税收透明度。而离岸信托则是重点约束对象，因为作为主体的委托人，保护人，受益人会根据原则对税基进行穿透，所以中美机构将两国本土的信托结构视为焦点。

中国比起美国，信托法律体系发展相对较晚，第一个信托法是在200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作为开展基础。而在信托受益权以及持有权分开概念是不适合大陆法系的，因此国内引用德是德日法系的观点，和美国有所差异。因此当时的商业信托的模式会有类似于基金的架构，只能放置现金资产。 随着2014年民事信托法颁布，以招商银行，睿璞家族办公室为为首的金融机构都以作为突破点，为高净值人士设计出可以将现金，二级市场股票等监管备案物品纳入国内信托结构的产品。美国像阿拉斯加，内华达州也相继出较宽松的生前信托，来吸引及机构在当地设立开展产品业务。

未来全能型的家族办公室会向寡头发展

尽管中国高净值人数增长的速率美国逐渐拉近距离，两国的发展历史也造就了许多性质上的不同。从发展节点来看，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奉持者资本自由市场制度，许多家族财富都诞生于上世纪。相反的，中国则是因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导向以及劳力密集程度集中开始造就富豪的发家。这些时间性，也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两国服人士资产配置现况。

针对资产保护，美国已经历经80多年演变，现已发展出完善的信托和保险标准结构和成熟体系为有需求的企业主设立离岸公司股权架构。因而在配置模式上只需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配置仍处于新领域，因此需要花费更多资源在创新规划上。

在招商与贝恩共同发布的2017私人财富报告中，中国内地富豪在选择进行资产配置已从2011的19%上升至2017的59%，但在投资时仍然会选择“看的懂”的品种，例如大额保单，房地产投资等。此外，由于国外金融和高等教育制度相对详细，富豪在为子女进行未来规划时也会更多关注在移民层面。

从传统文化观点上来看，中美两国富豪对金融专业人员往往也会有认同度的差异。在进行高端资产配置时，由于规划上会牵涉到众多复杂的因素，在初始阶段应聘请专业机构代为管理，但由于中国本身金融的发展是以产品作为中心，部分中国一代企业主习惯将决策掌握在自己身上，对服务标准的期许也只停留在销售层面。因此常常会错失良机，并且在后期遭受花费更多资本来逆转操作风险带来的损失。

如上述所提及，中国家族财富绝大多数的实体控制人都是为第一代创业者，而多数也仰赖将资产投向的控制权留在自己手中，对专业经理的信任感往往有限。而许多美国二，三代人士则会倾向让专业经理人全权打理自身财富，因为经理人已经在他们父辈阶段打下了扎实的信任基础。

在行业调查内容中，多数美国家族会选择全权委托(discretionary)形式的外包基金对投资进行分散化，其种类涵盖了共同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风险基金，房地产基金，能源基金等。除此之外，这类投资结构还包含场外（off market）产品。

所谓场外产品，指的是一般不出现在公开开放市场的产品，例如境外大楼物业并购等。而中国的全权委托的场外市场尚处于萌芽阶段，在选择上会相较于原始和初级。因此产品主要还是围绕在国内开放市场中存在传统投资产品，包含保本保收益的债券组合，房地产等。

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者的传统理念也影响配置组合。在证卷投资方面，中国高净值人士会倾追求短期高收益率的产品，但对于风险也会存在严苛要求，像是不能造成本金损失，高固定收益等，而美国则因奉持者全权委托原则，会着重与长期投资成果和产总体的增值表现。

在证卷衍生产品的市场上，中美两国都有制定相应法律条文对交易进行约束。然而在涉及到金融场外衍生产品时，中国市场却屡屡出现的巨额亏损案例，从而暴露中国监管政策赶不上市场发展的矛盾问题。

从现有的机构的配置模式来说，场外产品在美国盛行主要有几点原因：

第一，美国的基金引入一个“专业投资者”的概念，要求投资的资本高于100万美元以上，这个设立目的的是为了设立门槛，从而确保投资实体能够识别相应的风险并且承担可能导致的损失。中国则没有对此规定，因此国内中小型投资者会在无法准确的分析风险前提下进行了投机行为产生难以弥补的损失。第二，美国对于信息披检露的内容有具体，详细的规定，但中国目前仅提供原则性的归纳，并且“一行三会“模式会造成监管产生协调效率低下。第三，美国也规定65岁以上的人士无法再市场进行投机，这是为了防止因客户因年龄造成主观判断上的缺失，第四，如果当投资人士在要求保守产品，机构无法强行将施加在投资结构上。而中国监管体系存在真空地带，会容易导致不肖经理为了追求利润而盲目的将高风险纳入结构。

根据预测，美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会维持在2.5% -2.75%之间，虽然自从2015年起美联储已经对基准利率进行6次上调，但近期的研究也指出，美联储还会在2018年会加息3次，将利率升至2.1%，实施的目的让资本回流至本土，同时保持劳力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健性。

另一方面，按照2018年3月份的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到173.99万亿美元，按照当月汇率折算，则达到27.67万美元，超越美元和欧洲。

而在2018年李青所发布的房地产报告中也显示，中央政府虽然积极的指示要加快房地产价格调控，去杠杆并化，化解泡沫风险，但是三四线城市以及土地依然维持者高速的增长率。结合两国的货币政策以及统计数据，这些趋势透露出人民币在未来可能遭受到贬值的风险，而进一步影响以国内房地产为首的投资市场。对此，中国高净值人士未来使用相关机构将资产在加快幅度的将资产在海外进行配置，同时美国的政策则会倾向本土富豪利用国内优势政策来创造收益，并吸引海外进驻投资。

中国随着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信托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循序渐进的找到“接地气”的模式，衔接本土法律结构的产品也相继出炉，同时大型金融机构等凭者自身庞大金融和客户资源也会发展自身的沉淀优势，从事销售模式的第三方供应者也会因为新一代接班人专注于长远大局的资产规模考量而相继消失，从新进化鱼龙混杂的行业状态。最后，高资产人士规模的持续增长势必会让多元复杂化的需求也相应增高，对此过去积累的顶级金融人才会相继私人化，并且全能型的家族办公室会往寡头发展。